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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說這好玩吧，可要是不這麼找樂，只能犯愁、苦悶、掉淚、上吊自殺。我們牛棚里死了一個小資本家，他心裡就擱不住事兒，受不住了，打二樓窗戶腦袋朝下跳下來。我心想，你呀，傻瓜！人家不叫你活，你也不叫自己活？
您也別拿牛棚里的人全當好人，那年頭，人人自危，都恨不得把別人打成反革命，自己落個“表現好”，日子就好過點兒。一次，有個姓Z的老傢伙把我賣了。
老Z的父親是地主，他不過是地主的狗崽子，因為家裡的房子是私產，文革一來就不分青紅皂白，把他也打成地主。這傢伙為了表現積極，就揭發我，說我在牛棚里編反動笑話。
這事是有的。那天我們牛棚里有個姓Q的，從家裡帶的飯盒裡有一小塊牛肉。
我就拿他取樂，問他：“你吃牛肉算什麼，你知道嗎？”他腦筋沒轉過來，就說：
“不知道。”我便說：“你現在是‘牛’（當時‘牛’就是指‘牛鬼蛇神’），‘牛’吃牛肉，就是——自吃自。”我的笑話逗得牛們都笑了。可那時候，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漫天血光，什麼地方的牛棚能有笑聲？
老Q把這事告訴了老K。
老K把我叫去，拍桌子打板凳，說我開革命的玩笑，膽大包天。我說：“自吃自，就是自取滅亡，我這是罵他。”
老K這人挺粗，挺笨，不單人笨手笨，腦袋笨，嘴也很笨，叫我三繞兩繞沒了詞兒，心裡的火氣卻沒消。第二天，單位里掀起大批判高cháo，群眾紛紛寫大字報，口誅筆伐，拿我們練上了。老K一下闖進牛棚，衝著我們就喊——實際是面對著我大喊大叫：
“你們這群牛鬼蛇神聽著，革命群眾又批判你們了！你們還不認罪，負隅頑抗，快點，每人寫一張大字報，問問自己老實不老實，別等著革命群眾揪斗你們！這回是大斗，一斗就三天三夜！”
我眼睛不瞧老K，心裡能想到他那個神氣勁兒。不用多費腦子，早有主意，心想我得拿你找個樂子了，於是鋪開一張白紙——那時寫大字報，革命群眾用紅紙，牛鬼蛇神只能用白紙——寫起來，題目是《×××，我問你》。×××，就是我。
內容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新高cháo，革命群眾奮起千鈞棒，痛打落水狗！×××，我問你，你老實了嗎？你說，老實了。不對！我不信你！
你豎起你的狗耳聽著，我警告你，你已經死到臨頭了，如果你再不老實，膽敢亂說亂動，我就把你打翻在地，再在你身上踏上一萬隻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這大字報一上牆，老K立刻就火冒三丈，把我叫去，氣得拿拳頭砸桌子，大罵我：
“你狗膽包天！革命群眾問你，你問誰？你大字報上的‘你’指的是誰？是不是把矛頭指向廣大革命群眾？”
我裝得誠惶誠恐，手打哆嗦，表現得又震驚又害怕又無辜，我說：
“要是那樣，我那不真的罪該萬死了嗎？K主任，您可別生氣，您一生氣，我就害怕。剛才不是您叫我們每個人都問問自己嗎？我這個‘你’，當然是指自己，‘你’就是‘我’，我是把矛頭對準自己呀！”
K主任叫我懵住了。他說：“混蛋，既然‘你’就是‘我’，就應當用‘我’，‘你’怎麼是‘我’……”他那張笨嘴，兩個字就把它擾亂套了。他說不下去，一拍桌子，“滾回去，馬上改！”
我忙說：“接受您的批判，我立刻就改。把‘你’字全改成我自己，行吧！”
老K說：“當然行，滾！”
我心想，你這王八蛋，上了我的當了。我跑到我那張大字報前，數一數，總共十三個“你”字。我就回屋，用一條白紙，寫了十二個“我”字，又拿點漿糊，去把大字報上的“你”字一個個全換成“我”字。改好後，我像立了大功那樣，請老K來看。再一看，大字報變成這樣：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新高cháo，革命群眾奮起千鈞棒，痛打落水狗！×××，我問我，我老實了嗎？我說，老實了。不對！我不信我！
我豎起我的狗耳聽著，我警告我，我已經死到臨頭了，如果我再不老實，膽敢亂說亂動，我就把我打翻在地，再在我身上踏上一萬隻腳，叫我永世不得翻身！”
我瞅著老K的臉“騰”地紅了上來，不等他發火，趕緊笑眯眯說：“你說把‘你’
字全換成‘我’，我一字沒丟全改了。”
老K又沒詞了。我高興了一個禮拜，吃也香，睡也香。
我要說，文革就是那個樣子，但個人有個人的活法。
生命的活力與它的智慧同在。
第二個人：“朱大媽” 1970年20歲男W省H縣下鄉知識青年知青那段生活，其實也蠻有意思。雖說很苦，樂子也不少。現在回憶起來更有一種滋味，這滋味……打個比方，就好像那種“鹹味糖”，我這比方對不對，嗯，作家？
我們那伙在W省H縣插隊的卻青，如今碰到一起，少不了還要說說這些“鹹味糖”，開心地笑一笑。我們那時都是小青年，最小的十五六歲，最大不過二十出頭，精力旺盛，調皮搗蛋。我們玩得最過癮的一次，就是關於“朱大媽”那件事。
不過這事一直對外保著密，第一次公布於眾。
那時，幹活累，吃得差，特別饞。我們這一夥——七八個人吧，只要誰家寄來一包紅糖，拿到手，撕開包，立刻一搶而光，可跟著嘴唇上就落一群蒼蠅，轟也轟不走，那地方連蒼蠅也“缺嘴”，饞死了。
吃不到好東西，就談好吃的。一天談得受不住了，便決定去鄰村B村偷豬。並想出一個絕法兒來，拿幾個餑餑，使酒泡了，豬吃了肯定醉倒，就把豬抬回來痛痛快快解解饞。這法子保證管用，又好玩，大夥一起出主意時，倒好像共同編造一個笑話。於是，大夥分頭去搞應用的東西。有人弄來幾個玉米面大餑餑，有人去雜貨店偷來一瓶酒，我和一個叫老三的小子到大隊部，把一副破擔架拿出來。大夥一見擔架，又想到一個主意，把原先計劃的一個疏漏補上了。那就是如果把醉豬抬出村子時，叫人發現了怎麼辦？有了擔架可以說抬人去縣醫院看病。這是擔架給大夥的啟發。我成了有功之臣。於是大夥說，豬弄到手，多給我一塊豬屁股吃。我一高興，又把一條白布被單貢獻出來了，因為必須把豬遮蓋住才好說是病人。計劃真是愈來愈周全，也愈來愈好玩，叫那幾個年歲小的興奮得連蹦帶跳。
事不宜遲，當天夜裡我們潛入B村。入村後，只要有狗叫，我們就扔一塊酒泡的餑餑給它，馬上它就不叫了，這些狗都是餓狗，相信它們很快都成了醉狗。這樣，順利到達豬圈前，看準一頭又肥又大的母豬，就把一個帶著酒香的大餑餑扔進去。
大豬正躺著，但餑餑一落地，它立刻撲上來幾口就吞下去，動作比貓還快；我們又扔一個，再一個，直把泡酒的餑餑全扔進去，我們就蹲在豬圈外，等著它醉，只聽見它“吧嘰”嘴巴和不住地美滋滋地打呼嚕的聲音，那時很擔心酒勁不夠，後悔沒多帶幾個泡酒的餑餑來。直等了一個小時，忽然圈裡沒了聲音，伸頭一看，大豬早已經爛醉如泥了。我們忙進去，七手八腳把它弄出來，放在擔架上，遮好被單，飛也似地抬出村子。這大豬真重，等我們意識到己經脫離危險了，大夥都累得渾身大汗淋漓，抬擔架的胳膊好像沒骨頭那樣軟綿綿。
我們早已想到，不能把它抬回村子，那樣會被人發現。我們計劃把它弄到H村通往縣城那片荒地里，那兒有許多亂土崗和野林子，可以人不知鬼不覺地把這大豬解決，但就在半道上出了意外。
一夥Y市來的知青，迎面走來，男男女女大約五六個人。我們完全沒有準備，打算和他們打個招呼就混過去。但這夥人中間一個瘦高個兒的男青年非常熱情，問我們抬的人是誰。一剎那，差點把我們問住了。多虧我機靈，編個瞎話說是村里一位老大媽得了急病，我們送她去醫院。他們一聽，非要幫忙，我們說不用了，可他們自我介紹說，他們是A村學習毛著的積極分子，剛從縣裡開了三天會回來。他們要學雷鋒好榜樣，“助人為樂”，還一齊背誦有關的毛主席誤錄。他們其中一個問我，這老大媽是什麼家庭成分；當我一說，“當然是‘三代紅’了”。他們來了階級感情，說什麼也要幫我們把擔架抬到縣醫院，並且和我們爭起擔架來。精神的力量真是無可抗拒，再說我們已經抬了二十多里，精疲力盡，又做賊膽虛，終於被他們奪去擔架。他們中間的一個女知青，要掀開被單看看，馬上被我制止，我說：
您也別拿牛棚里的人全當好人，那年頭，人人自危，都恨不得把別人打成反革命，自己落個“表現好”，日子就好過點兒。一次，有個姓Z的老傢伙把我賣了。
老Z的父親是地主，他不過是地主的狗崽子，因為家裡的房子是私產，文革一來就不分青紅皂白，把他也打成地主。這傢伙為了表現積極，就揭發我，說我在牛棚里編反動笑話。
這事是有的。那天我們牛棚里有個姓Q的，從家裡帶的飯盒裡有一小塊牛肉。
我就拿他取樂，問他：“你吃牛肉算什麼，你知道嗎？”他腦筋沒轉過來，就說：
“不知道。”我便說：“你現在是‘牛’（當時‘牛’就是指‘牛鬼蛇神’），‘牛’吃牛肉，就是——自吃自。”我的笑話逗得牛們都笑了。可那時候，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漫天血光，什麼地方的牛棚能有笑聲？
老Q把這事告訴了老K。
老K把我叫去，拍桌子打板凳，說我開革命的玩笑，膽大包天。我說：“自吃自，就是自取滅亡，我這是罵他。”
老K這人挺粗，挺笨，不單人笨手笨，腦袋笨，嘴也很笨，叫我三繞兩繞沒了詞兒，心裡的火氣卻沒消。第二天，單位里掀起大批判高cháo，群眾紛紛寫大字報，口誅筆伐，拿我們練上了。老K一下闖進牛棚，衝著我們就喊——實際是面對著我大喊大叫：
“你們這群牛鬼蛇神聽著，革命群眾又批判你們了！你們還不認罪，負隅頑抗，快點，每人寫一張大字報，問問自己老實不老實，別等著革命群眾揪斗你們！這回是大斗，一斗就三天三夜！”
我眼睛不瞧老K，心裡能想到他那個神氣勁兒。不用多費腦子，早有主意，心想我得拿你找個樂子了，於是鋪開一張白紙——那時寫大字報，革命群眾用紅紙，牛鬼蛇神只能用白紙——寫起來，題目是《×××，我問你》。×××，就是我。
內容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新高cháo，革命群眾奮起千鈞棒，痛打落水狗！×××，我問你，你老實了嗎？你說，老實了。不對！我不信你！
你豎起你的狗耳聽著，我警告你，你已經死到臨頭了，如果你再不老實，膽敢亂說亂動，我就把你打翻在地，再在你身上踏上一萬隻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這大字報一上牆，老K立刻就火冒三丈，把我叫去，氣得拿拳頭砸桌子，大罵我：
“你狗膽包天！革命群眾問你，你問誰？你大字報上的‘你’指的是誰？是不是把矛頭指向廣大革命群眾？”
我裝得誠惶誠恐，手打哆嗦，表現得又震驚又害怕又無辜，我說：
“要是那樣，我那不真的罪該萬死了嗎？K主任，您可別生氣，您一生氣，我就害怕。剛才不是您叫我們每個人都問問自己嗎？我這個‘你’，當然是指自己，‘你’就是‘我’，我是把矛頭對準自己呀！”
K主任叫我懵住了。他說：“混蛋，既然‘你’就是‘我’，就應當用‘我’，‘你’怎麼是‘我’……”他那張笨嘴，兩個字就把它擾亂套了。他說不下去，一拍桌子，“滾回去，馬上改！”
我忙說：“接受您的批判，我立刻就改。把‘你’字全改成我自己，行吧！”
老K說：“當然行，滾！”
我心想，你這王八蛋，上了我的當了。我跑到我那張大字報前，數一數，總共十三個“你”字。我就回屋，用一條白紙，寫了十二個“我”字，又拿點漿糊，去把大字報上的“你”字一個個全換成“我”字。改好後，我像立了大功那樣，請老K來看。再一看，大字報變成這樣：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新高cháo，革命群眾奮起千鈞棒，痛打落水狗！×××，我問我，我老實了嗎？我說，老實了。不對！我不信我！
我豎起我的狗耳聽著，我警告我，我已經死到臨頭了，如果我再不老實，膽敢亂說亂動，我就把我打翻在地，再在我身上踏上一萬隻腳，叫我永世不得翻身！”
我瞅著老K的臉“騰”地紅了上來，不等他發火，趕緊笑眯眯說：“你說把‘你’
字全換成‘我’，我一字沒丟全改了。”
老K又沒詞了。我高興了一個禮拜，吃也香，睡也香。
我要說，文革就是那個樣子，但個人有個人的活法。
生命的活力與它的智慧同在。
第二個人：“朱大媽” 1970年20歲男W省H縣下鄉知識青年知青那段生活，其實也蠻有意思。雖說很苦，樂子也不少。現在回憶起來更有一種滋味，這滋味……打個比方，就好像那種“鹹味糖”，我這比方對不對，嗯，作家？
我們那伙在W省H縣插隊的卻青，如今碰到一起，少不了還要說說這些“鹹味糖”，開心地笑一笑。我們那時都是小青年，最小的十五六歲，最大不過二十出頭，精力旺盛，調皮搗蛋。我們玩得最過癮的一次，就是關於“朱大媽”那件事。
不過這事一直對外保著密，第一次公布於眾。
那時，幹活累，吃得差，特別饞。我們這一夥——七八個人吧，只要誰家寄來一包紅糖，拿到手，撕開包，立刻一搶而光，可跟著嘴唇上就落一群蒼蠅，轟也轟不走，那地方連蒼蠅也“缺嘴”，饞死了。
吃不到好東西，就談好吃的。一天談得受不住了，便決定去鄰村B村偷豬。並想出一個絕法兒來，拿幾個餑餑，使酒泡了，豬吃了肯定醉倒，就把豬抬回來痛痛快快解解饞。這法子保證管用，又好玩，大夥一起出主意時，倒好像共同編造一個笑話。於是，大夥分頭去搞應用的東西。有人弄來幾個玉米面大餑餑，有人去雜貨店偷來一瓶酒，我和一個叫老三的小子到大隊部，把一副破擔架拿出來。大夥一見擔架，又想到一個主意，把原先計劃的一個疏漏補上了。那就是如果把醉豬抬出村子時，叫人發現了怎麼辦？有了擔架可以說抬人去縣醫院看病。這是擔架給大夥的啟發。我成了有功之臣。於是大夥說，豬弄到手，多給我一塊豬屁股吃。我一高興，又把一條白布被單貢獻出來了，因為必須把豬遮蓋住才好說是病人。計劃真是愈來愈周全，也愈來愈好玩，叫那幾個年歲小的興奮得連蹦帶跳。
事不宜遲，當天夜裡我們潛入B村。入村後，只要有狗叫，我們就扔一塊酒泡的餑餑給它，馬上它就不叫了，這些狗都是餓狗，相信它們很快都成了醉狗。這樣，順利到達豬圈前，看準一頭又肥又大的母豬，就把一個帶著酒香的大餑餑扔進去。
大豬正躺著，但餑餑一落地，它立刻撲上來幾口就吞下去，動作比貓還快；我們又扔一個，再一個，直把泡酒的餑餑全扔進去，我們就蹲在豬圈外，等著它醉，只聽見它“吧嘰”嘴巴和不住地美滋滋地打呼嚕的聲音，那時很擔心酒勁不夠，後悔沒多帶幾個泡酒的餑餑來。直等了一個小時，忽然圈裡沒了聲音，伸頭一看，大豬早已經爛醉如泥了。我們忙進去，七手八腳把它弄出來，放在擔架上，遮好被單，飛也似地抬出村子。這大豬真重，等我們意識到己經脫離危險了，大夥都累得渾身大汗淋漓，抬擔架的胳膊好像沒骨頭那樣軟綿綿。
我們早已想到，不能把它抬回村子，那樣會被人發現。我們計劃把它弄到H村通往縣城那片荒地里，那兒有許多亂土崗和野林子，可以人不知鬼不覺地把這大豬解決，但就在半道上出了意外。
一夥Y市來的知青，迎面走來，男男女女大約五六個人。我們完全沒有準備，打算和他們打個招呼就混過去。但這夥人中間一個瘦高個兒的男青年非常熱情，問我們抬的人是誰。一剎那，差點把我們問住了。多虧我機靈，編個瞎話說是村里一位老大媽得了急病，我們送她去醫院。他們一聽，非要幫忙，我們說不用了，可他們自我介紹說，他們是A村學習毛著的積極分子，剛從縣裡開了三天會回來。他們要學雷鋒好榜樣，“助人為樂”，還一齊背誦有關的毛主席誤錄。他們其中一個問我，這老大媽是什麼家庭成分；當我一說，“當然是‘三代紅’了”。他們來了階級感情，說什麼也要幫我們把擔架抬到縣醫院，並且和我們爭起擔架來。精神的力量真是無可抗拒，再說我們已經抬了二十多里，精疲力盡，又做賊膽虛，終於被他們奪去擔架。他們中間的一個女知青，要掀開被單看看，馬上被我制止，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