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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深冬的一天，一個大風大雪之夜，有人敲我的門。原來是位老友。他在市郊一所中學擔任語文教師。"文革"開始後，他在牛棚里被關了半年，昨天才放出來;他的腦袋像乾癟下來的果子，完全變了模樣。在這半年裡整他的人全是他的學生。天天逼他交待"反動思想"，拷打用刑自不必說，最殘酷的一招是監視他的夢話。由於那些整他最厲害的幾個學生偏偏都是平日與他最貼近的，所以知道他有說夢話的習慣。他們每天夜裡輪流值班守在他的床旁，等他睡著後將夢話記錄下來，白天再追問這些不知所云的夢話的"反動動機"。搞得他不敢睡覺，最後患上嚴重的神經衰弱，身體徹底地垮掉。那天他把我家裡的煙全都抽光，神情痛苦之極。忽然他瞪紅的眼穿透濃濃的煙霧直視著我說：
"你說，將來的人會不會知道咱們這種生活?這種處境?如果總這樣下去不變，等咱們都死了，還不是靠著後來的作家瞎編?你說，現在有沒有人把這些事寫下來?當然這麼幹太危險，萬一被發現就要掉腦袋，可是這對於將來的人總有意義……"
就這樣，我拿起筆開始了我的寫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現實、把周圍的人的故事如實地記下來。當然我必須絕對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我把這些會使我家破人亡的文字寫在一些很小的碎紙塊上，然後藏起來。比如磚底、牆縫、煙囪孔、衣櫃的夾板等等自認為隱蔽的地方。或者一張張用糨糊粘起來，外邊貼上毛主席的語錄或"文革"宣傳畫掛在牆上。但藏東西的人反而會覺得自己這些地方最不可靠。於是，在這些年裡，我一邊寫一邊把藏起來的紙塊找出來再藏。有一天，我參加一個公判大會。被槍斃的人中間有一個就是因為秘密地寫了一部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小說。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家後將那些埋藏在各處的紙塊儘可能地找出來，撕成碎末，在廁所里衝掉。只將極少最重要的用油紙包好，塞進自行車的車管里。此後我開始又擔心我的車丟掉。
這樣過了十年!1976年中國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廢墟時，我竟發現不少那次沒有處理乾淨的紙塊，正當我害怕別人也會發現這種可怕的紙塊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你們一定認為我會說，我從此寫作自由了。我要說的恰恰不是這個。我要從這裡談談我對寫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經歷有點奇特。因為我是在寫作自由等於零的時候開始寫作的;我不但沒有讀者，反而像犯罪那樣怕被人看到。我寫了至少一百萬字，非但沒有一個字發表過，反而要把我寫的人物換上外國人的名字，上邊還故意署上外國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曼，紀德，安德烈葉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發現就解釋為外國文學的手抄本--當然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憶那種寫作，我卻真正的享受著寫作的自由。我不被任何勢力所強制，不服從任何人的意志，也沒有絲毫商業目的。儘管我身在絕對的思想專制的時代，我的環境充滿令人心驚膽戰的恐怖感，但一旦拿起筆來，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進入了絕對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發揮自己的情感與思想;我還感到了一種莊嚴的歷史的使命與責任，寫作的心態無比虔誠和聖潔，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環境的殘酷。
我由此感受到，寫作是一種靈魂的自由，是人類一種偉大的精神行為。自由註定是寫作的本質。自由對於寫作是與生俱來的。我們選擇了寫作，實際上就是選擇了自由--自由的思想與自由的表達。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麗的奢談。只有面對著束縛與禁錮，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聲有色，才顯示出它高貴的價值與神聖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總是散發在它被爭取的過程中。再進一步說，寫作的自由有兩層含義，一是外部的環境的自由，二是內心的自由;作為寫作本質的自由首先應該在寫作者的心裡。
那就是，在任何條件下都為自由而寫作，放棄這種意義的寫作，寫作就是製造文字的垃圾。
然而，自由的對手不一定像強敵一樣總站在對面。
比如對於當前的中國文學來說，外來的強迫性的文化專制已不復存在。但市場的霸權同樣可以泯滅精神的自由。專制是寫作面前的一堵牆，市場卻在我們四周布滿誘惑的歧途。因為，市場要把你的每個字物化，還要隨意在你心靈中尋找賣點，一句話，它無時無刻地在招徠你，改變你，改造你，使你逐漸變成可供消費的商業形象。
可怕的是我們的文字必須進入市場。寫作的自由受到極大的威脅與困擾，而且在消費社會裡這威脅又是不可改變的，永遠存在的。我們是不是已經感到，只有放棄這種寫作的自由才是最容易的?人類正在走向一種困境：它所創造的一切方式，都帶著難以拒絕的負面。於是，自由與否的關鍵，更加不決定於外部環境和外部條件，而取決於我們自己。
第35節：帶血的句號
從廣義上說，外部環境從來不會是充分自由的，充分的自由只能保持在我們的寫作中。
因此，我想說--在今天--如果我們能夠享受到自由的寫作，那一定也是在捍衛著寫作的自由。
帶血的句號
--插圖本《三寸金蓮》序言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提起筆來，為中國婦女的纏足史畫一個終結的句號。因為那蹣跚地行走在中國大地上的小腳即刻就要消失了。但是別以為這個句號會畫得輕鬆，一揮而就;就像看過一本大書那樣，隨手一合便是。這個句號划起來分外的凝重沉緩，艱難吃力。低頭一看，原來它不是通常的墨色，而是黏稠而殷紅的血!
然而，天下人對一件事情的感受可謂千差萬別。前幾年我在科羅拉多見到一位讀過我那英譯本小說《三寸金蓮》的美國女子，她對我說這書寫得詭譎狡黠，荒唐有趣，還對我擠擠一隻眼睛，表示很欣賞這種奇趣。一個作家碰到了一位誤解了你、卻偏偏因此對你表示好感的讀者，只能笑笑而已。何況我無論如何也難以對一個美國人講清楚小腳裡邊深邃的文化內容。美國人的文化太明白、甚至太直白了，而中國人的文化有時像迷宮。我寫這本書純粹是給中國人看的。可是誰又能擔保將來的中國人不把三寸金蓮當做"天方夜譚"?現在的年輕一代不是已經認為"文革"都是不可思議的嗎?為此，我才說：不能叫有罪的歷史輕易地走掉!
於是，我利用知識出版社提供給我的圖文並茂的方式，放大我在小說《三寸金蓮》中的一種意圖，即用大量充分的歷史細節--實物照片，復原那曾經活著的奇異的歷史，再現三寸金蓮那一方匪夷所思的天地，給這中國文化中最隱秘、最閉鎖、最黑暗的死角以雪亮的曝光。歷史的幽靈總是躲在某種遮蔽之下不肯離去，暗暗作祟;所以，當歷史的一幕過去，我們應該做的是把那沉重的大幕拉開。
這一次，我幸運地遇到兩位朋友，幫助我完成了這一想法。
一位是身居台灣的柯基生先生。數年前他曾自台北打電話到我家中，自報家門，聲稱在金蓮文物方面的收藏，天下雖大，無出其右。他的聲調朗朗，頗含自負，我卻半信半疑。這因為我識得幾位金蓮文物的藏家，他們個個跑遍大江南北，藏品卻很有限。金蓮曾是女人的一個私密，她們大多做得秘不示人。這對於身在台灣的藏家就更加困難。轉年我赴台灣做文化交流，柯基生先生聞訊與夫人一併到我下榻的來來大酒店看我。此時方知他是一位年輕幹練而成就卓著的外科醫師，掌管台北縣的廣川醫院。他帶來一些收藏品的照片給我看，一看便被驚呆。且不說中國各地各式金蓮無所不包，還有大量相關的飾品、器物、用具、文獻等等，包括洗腳用的蓮花盆、纏足幼女的便器、纏足凳和熨鞋的熨斗……洋洋大觀地展開了金蓮文化的浩瀚與森嚴。而民國初年大興放足的時代，山西省介休縣"不娶纏足婦女會"的一枚徽章，則把他收藏中用心之良苦令人欽服地表現出來。尤使我驚呆的，是他居然珍藏著天津名士姚靈犀先生大量手稿。姚靈犀先生是第一位把纏足視為歷史文化的學者。民國初年由於編撰纏足史料《采菲錄》等書被視為大逆不道而鋃鐺下獄。但有關他的身世及學術，史書從無載入，以至資料空乏。可是在柯基生的藏品間，居然還有姚靈犀先生的自傳手稿，以及出獄後感想式的墨書真跡。然而，柯基生先生對於金蓮決不止於收藏興趣，他更重於研究。他從醫學包括解剖學與生理學的角度，研究纏足者特有的生理與心理，繼而進入人類學、性學、社會學範疇，這是旁人不曾涉入的。我在另一本文化批評類的書《血寫的句號》中，還要重點地對他這些可貴的研究進行介紹。
"你說，將來的人會不會知道咱們這種生活?這種處境?如果總這樣下去不變，等咱們都死了，還不是靠著後來的作家瞎編?你說，現在有沒有人把這些事寫下來?當然這麼幹太危險，萬一被發現就要掉腦袋，可是這對於將來的人總有意義……"
就這樣，我拿起筆開始了我的寫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現實、把周圍的人的故事如實地記下來。當然我必須絕對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我把這些會使我家破人亡的文字寫在一些很小的碎紙塊上，然後藏起來。比如磚底、牆縫、煙囪孔、衣櫃的夾板等等自認為隱蔽的地方。或者一張張用糨糊粘起來，外邊貼上毛主席的語錄或"文革"宣傳畫掛在牆上。但藏東西的人反而會覺得自己這些地方最不可靠。於是，在這些年裡，我一邊寫一邊把藏起來的紙塊找出來再藏。有一天，我參加一個公判大會。被槍斃的人中間有一個就是因為秘密地寫了一部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小說。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家後將那些埋藏在各處的紙塊儘可能地找出來，撕成碎末，在廁所里衝掉。只將極少最重要的用油紙包好，塞進自行車的車管里。此後我開始又擔心我的車丟掉。
這樣過了十年!1976年中國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廢墟時，我竟發現不少那次沒有處理乾淨的紙塊，正當我害怕別人也會發現這種可怕的紙塊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你們一定認為我會說，我從此寫作自由了。我要說的恰恰不是這個。我要從這裡談談我對寫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經歷有點奇特。因為我是在寫作自由等於零的時候開始寫作的;我不但沒有讀者，反而像犯罪那樣怕被人看到。我寫了至少一百萬字，非但沒有一個字發表過，反而要把我寫的人物換上外國人的名字，上邊還故意署上外國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曼，紀德，安德烈葉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發現就解釋為外國文學的手抄本--當然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憶那種寫作，我卻真正的享受著寫作的自由。我不被任何勢力所強制，不服從任何人的意志，也沒有絲毫商業目的。儘管我身在絕對的思想專制的時代，我的環境充滿令人心驚膽戰的恐怖感，但一旦拿起筆來，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進入了絕對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發揮自己的情感與思想;我還感到了一種莊嚴的歷史的使命與責任，寫作的心態無比虔誠和聖潔，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環境的殘酷。
我由此感受到，寫作是一種靈魂的自由，是人類一種偉大的精神行為。自由註定是寫作的本質。自由對於寫作是與生俱來的。我們選擇了寫作，實際上就是選擇了自由--自由的思想與自由的表達。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麗的奢談。只有面對著束縛與禁錮，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聲有色，才顯示出它高貴的價值與神聖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總是散發在它被爭取的過程中。再進一步說，寫作的自由有兩層含義，一是外部的環境的自由，二是內心的自由;作為寫作本質的自由首先應該在寫作者的心裡。
那就是，在任何條件下都為自由而寫作，放棄這種意義的寫作，寫作就是製造文字的垃圾。
然而，自由的對手不一定像強敵一樣總站在對面。
比如對於當前的中國文學來說，外來的強迫性的文化專制已不復存在。但市場的霸權同樣可以泯滅精神的自由。專制是寫作面前的一堵牆，市場卻在我們四周布滿誘惑的歧途。因為，市場要把你的每個字物化，還要隨意在你心靈中尋找賣點，一句話，它無時無刻地在招徠你，改變你，改造你，使你逐漸變成可供消費的商業形象。
可怕的是我們的文字必須進入市場。寫作的自由受到極大的威脅與困擾，而且在消費社會裡這威脅又是不可改變的，永遠存在的。我們是不是已經感到，只有放棄這種寫作的自由才是最容易的?人類正在走向一種困境：它所創造的一切方式，都帶著難以拒絕的負面。於是，自由與否的關鍵，更加不決定於外部環境和外部條件，而取決於我們自己。
第35節：帶血的句號
從廣義上說，外部環境從來不會是充分自由的，充分的自由只能保持在我們的寫作中。
因此，我想說--在今天--如果我們能夠享受到自由的寫作，那一定也是在捍衛著寫作的自由。
帶血的句號
--插圖本《三寸金蓮》序言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提起筆來，為中國婦女的纏足史畫一個終結的句號。因為那蹣跚地行走在中國大地上的小腳即刻就要消失了。但是別以為這個句號會畫得輕鬆，一揮而就;就像看過一本大書那樣，隨手一合便是。這個句號划起來分外的凝重沉緩，艱難吃力。低頭一看，原來它不是通常的墨色，而是黏稠而殷紅的血!
然而，天下人對一件事情的感受可謂千差萬別。前幾年我在科羅拉多見到一位讀過我那英譯本小說《三寸金蓮》的美國女子，她對我說這書寫得詭譎狡黠，荒唐有趣，還對我擠擠一隻眼睛，表示很欣賞這種奇趣。一個作家碰到了一位誤解了你、卻偏偏因此對你表示好感的讀者，只能笑笑而已。何況我無論如何也難以對一個美國人講清楚小腳裡邊深邃的文化內容。美國人的文化太明白、甚至太直白了，而中國人的文化有時像迷宮。我寫這本書純粹是給中國人看的。可是誰又能擔保將來的中國人不把三寸金蓮當做"天方夜譚"?現在的年輕一代不是已經認為"文革"都是不可思議的嗎?為此，我才說：不能叫有罪的歷史輕易地走掉!
於是，我利用知識出版社提供給我的圖文並茂的方式，放大我在小說《三寸金蓮》中的一種意圖，即用大量充分的歷史細節--實物照片，復原那曾經活著的奇異的歷史，再現三寸金蓮那一方匪夷所思的天地，給這中國文化中最隱秘、最閉鎖、最黑暗的死角以雪亮的曝光。歷史的幽靈總是躲在某種遮蔽之下不肯離去，暗暗作祟;所以，當歷史的一幕過去，我們應該做的是把那沉重的大幕拉開。
這一次，我幸運地遇到兩位朋友，幫助我完成了這一想法。
一位是身居台灣的柯基生先生。數年前他曾自台北打電話到我家中，自報家門，聲稱在金蓮文物方面的收藏，天下雖大，無出其右。他的聲調朗朗，頗含自負，我卻半信半疑。這因為我識得幾位金蓮文物的藏家，他們個個跑遍大江南北，藏品卻很有限。金蓮曾是女人的一個私密，她們大多做得秘不示人。這對於身在台灣的藏家就更加困難。轉年我赴台灣做文化交流，柯基生先生聞訊與夫人一併到我下榻的來來大酒店看我。此時方知他是一位年輕幹練而成就卓著的外科醫師，掌管台北縣的廣川醫院。他帶來一些收藏品的照片給我看，一看便被驚呆。且不說中國各地各式金蓮無所不包，還有大量相關的飾品、器物、用具、文獻等等，包括洗腳用的蓮花盆、纏足幼女的便器、纏足凳和熨鞋的熨斗……洋洋大觀地展開了金蓮文化的浩瀚與森嚴。而民國初年大興放足的時代，山西省介休縣"不娶纏足婦女會"的一枚徽章，則把他收藏中用心之良苦令人欽服地表現出來。尤使我驚呆的，是他居然珍藏著天津名士姚靈犀先生大量手稿。姚靈犀先生是第一位把纏足視為歷史文化的學者。民國初年由於編撰纏足史料《采菲錄》等書被視為大逆不道而鋃鐺下獄。但有關他的身世及學術，史書從無載入，以至資料空乏。可是在柯基生的藏品間，居然還有姚靈犀先生的自傳手稿，以及出獄後感想式的墨書真跡。然而，柯基生先生對於金蓮決不止於收藏興趣，他更重於研究。他從醫學包括解剖學與生理學的角度，研究纏足者特有的生理與心理，繼而進入人類學、性學、社會學範疇，這是旁人不曾涉入的。我在另一本文化批評類的書《血寫的句號》中，還要重點地對他這些可貴的研究進行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