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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仍然日復一日地練習,人這種動物很奇怪,有信念的時候,真的是不覺得累的。我小時候在西南,去北京之前,吃的菜都是紅色的。尹奚找我聊過之後,我整整一年沒碰過辣椒,吃很少的鹽,練肺活量,每天跑步跑到快虛脫,練吉他,手指磨出血泡,流血,再癒合再流血,最終留下一層薄繭。

  那一年我寫了十首歌,剛好湊足一張專輯,那時候max的人員基本已經確定下來,我,徐藝,karl,葉嵐,還有一個很會跳舞的叫唐升還是什麼,演唱會出了意外之後,被插rlie頂替了。

  max出道在八月,準備先發一首單曲,七月的時候,一切準備就緒,八首合唱都劃分好了各自的部分,我還記得葉嵐和karl第一次進錄音棚的窘況,那時候karl還有個蜜裡調油的女朋友,徐藝也總是一臉崇拜地看著我。

  七月十二,氣氛忽然變了,有傳言說聶家派了太子爺下來管華天,又有傳言說尹總和太子爺從小一起長大,應該沒什麼問題。

  七月十三葉霄缺席專輯錄製前最後一次會議,當晚我還和另外四個人一起吃飯,徐藝憂心忡忡叫我師兄,他其實和我同歲,但是在華天當了五六年練習生,對自己毫無信心,即將出道,總擔心節外生枝。

  我安慰他們,讓他們相信尹奚。

  七月十四,上午我照常跑步,中午在食堂吃飯,尹奚助理親自來找我,說尹總有話跟我說。那時候尹奚對我很好,他其實是話不多的人,我記得有一次,我宿舍的燈壞了,我練琴到很晚,回來時看見窗戶是亮的,推開門一看,尹奚正站在椅子上,打著手電筒給我修燈。

  他給我買過幾萬一把的吉他,因為我貼了一張那吉他的圖片在牆上,我那時候整天在食堂吃飯,每天的菜都是單做,偶爾看一次醫生,病歷直接被送到尹奚那裡,倪菁開全球巡演,給我帶回來一把伽倻琴,說是尹奚偶然看見,說我一定會喜歡。

  他把我當璞玉,我也以為自己是璞玉,我甚至已經記不清那個下午的細節了,像是陰天,又像是晴天,我只記得他跟我道歉,說max人員有變動,要臨時安插進來一名新人,所以老隊員要走一個。

  要走的那個是我。

  我那時候還沒反應過來,問他:“那我的歌呢?”

  他說仍然保留做專輯,只是我的部分換成新人來唱。

  我說:“《街燈》也是嗎?”

  兩首獨唱,一首《街燈》是我的,一首《藍色蝸牛》是給徐藝寫的。

  尹奚說也是。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很冷靜,我說不行,街燈是我的歌。然後尹奚說沒關係,公司會給你打造單人專輯,讓你一個人單獨出道,陳景當初出道前也寫過很多好歌……

  我記得當時他臉上愧疚表情,他就是一邊帶著這個表情,一面堅定不移地跟我說我的歌要給那個新人唱。

  我那年剛滿二十歲,還不是刺蝟,也許是一隻鼴鼠或者別的什麼可笑東西,大概是水煮白菜吃太多,我連髒話也不會罵,我甚至很平靜,我說我要見那個新人。

  尹奚說不行,這是公司的安排,跟那個新人沒關係。

  我說我至少要聽到他聲音。

  然後他帶我去錄音室,聽了一段周律的聲音,他唱了我的街燈,第一段副歌就走音,不過沒關係,後期會修的,但是他用做作的哭腔唱最後那句“可是誰會陪我入睡。”這個怎麼修?

  我記得我那時候聲音開始發抖,我說:“你跟我說你見過聶行秋?這玩意兒就是你第二個聶行秋?”

  我記得我在宿舍的衛生間裡嚎啕大哭,我記得我用拳頭堵住自己的嘴,但是我還是一直忍不住地哭,我瘋了一樣撕我的筆記,砸我的吉他,我翻出過期的辣醬開始吃,我的味蕾仿佛沉睡了一年然後再清醒過來,然後下一秒我又蜷縮在衛生間的地板上嘔吐起來。

  我現在還存著一份我那時候唱的demo,但我一直不敢再聽,大約三年前我聽過一次,還是眼淚都差點下來。

  如果我能回到那個時候,我大概會拉起倒在地上的我自己,我會扇他的耳光,讓他振作一點,我會看著他的眼睛告訴他:不,你唱得很好,你比徐藝,比karl,比那個周律唱得更好,你並沒有輸給任何人,你的歌不是因為你無能而被人搶走的,這世上有些人搶你的東西就是不需要任何道理的,這不是你的錯。

  但我那年只有二十歲,我並不懂這些道理。我只知道尹奚沒有選我,他選了周律,沒有選我。

  max有五個人,五個人要給周律留一個位置,而他選擇了放棄我。

  尹奚直到一周後才知道事態嚴重,因為我開始逃聲樂課,我不再去食堂吃飯,他在一個酒吧里找到我,當時我正和一堆年輕的搖滾歌手共吸一根煙。

  他帶我回公司,第二天我又出現在另外一個酒吧里。

  他壓著我去龐莎的聲樂課,但是我始終不曾張開嘴,我甚至連話也不說了,我開始恥於聽見自己的聲音,我腦中好像總有無數的聲音在嘲笑我,他們說“你們聽這個人唱得多麼差啊,他連自己的歌都守不住”。我像一尾上了岸的魚,徒勞地張開嘴,聲帶卻像個啞巴。

  我記得龐莎那一瞬間錯愕的表情,就如同她第一次聽見我唱歌時一樣。

  我站在聲樂課的教室外,聽見龐莎在裡面和尹奚激烈地爭吵。時間忽然變得慢起來,我的心忽然開始沒有感覺了,於是我又從口袋裡拿出煙來吸。

  我記得龐莎從裡面走出來,她那時候已經中年了,微微發胖,常穿很柔軟寬鬆的衣服,我記得她看著我,忽然開始哭,我茫然地看著她,甚至沒有給她遞一張紙,我的靈魂像是浮上了高空,冷漠地俯瞰著這一切。

  龐莎在一個月後辭職。

  葉霄在她辭職前半個月左右回來。

  我不知道他跟尹奚說了什麼,尹奚最終把我的歌還給了我。

  他甚至開始許諾馬上給我一張新專輯,只要我戒菸。

  後來他求我戒菸。

  他開始誇獎我的嗓子,他說我的嗓子很好,他又開始跟我說聶行秋,說新民謠,說都市裡會流行什麼樣的歌,但我的靈魂仍然漂浮著,我一面吸菸一面聽他說,最後他問我為什麼要吸這麼多煙,為什麼要去酒吧喝酒。

  我說:“因為我開心。”

  那是我那天說的第一句話。

  其實我不會開心了,我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我信任的人背叛了我,我尊敬的人,他並不尊重我。我喜歡的人,他跟我半年沒見面,然後和一個長得很像我的人在一起了。

  這世界爛成這樣子,這個世界上的人爛成這樣子,我怎麼還會開心呢?也許我的餘生都不會開心了。

  誰知道呢。

  後來尹奚幾乎絕望了,在那之前他一直表現得很冷靜的樣子,他那年多少歲,二十四,也許二十五,我一直以為他很厲害,年輕,能幹,什麼事都能處理得井井有條,那時候的他還沒有現在這副老好人的面具,他想讓人覺得全世界的人都對不住他。

  是啊,老好人尹奚怎麼會對不住任何人呢?

  過了兩個月,或者三個月,max的專輯開始錄製,也開始前期宣傳的時候,他忽然來酒吧找我,說要帶我去見一個前輩,說時間很緊,那個前輩的飛機還剩三個小時就起飛了。

  我在華天的會議室里見到那個人,五六十歲的樣子,像美國電影裡的人,穿夾克,有鬍子,吸雪茄,眉毛間有很深的皺紋,他審視地打量我,問尹奚:“這就是你要我見的人?”

  尹奚對他很謙恭,說就是他,然後他推我,要我唱一兩句給前輩聽聽,他甚至拿出街燈來說是我寫的歌。

  我沉默地站在那裡,沒有唱。

  他們等了我大概十分鐘,然後那個前輩說:“年輕人,不要因為一些小事負氣,有什麼話就說出來,你就算一輩子不唱,也傷害不了誰。這個世界很公平,該是你的就是你的,你唱出來,我自然會公平判斷。”

  說得真好,可惜尹奚一直也說得很好。

  我拿起桌上的筆來寫字,我寫:“我沒負氣,我就是感冒了,喉嚨痛,不想唱。”

  那前輩沉下臉來,尹奚不放棄,仍然神色複雜地問我:“一句也不能唱嗎?”

  我直接說:“對,一句也不能唱。”

  那前輩當場拂袖而去,尹奚追了出去,我面無表情地站在原地,想了想,找了張椅子,開始補起覺來。

  他們都說我是在報復,其實我早知道報復不了誰,我只是失望,我不想唱歌給這些人聽了,他既然喜歡周律,就讓他聽一輩子的周律好了,我的歌雖然不值錢,也不是路邊亂散的傳單,我也並不是一定要唱歌才活得下去。

  如果非要說這是報復,那就算報復吧。我本來就是從生活的夾fèng里艱難長出來的,能有什麼端正三觀?何況我不是沒試過做一個好人,只是我忽然明白過來,原來好人其實就等於被背叛被辜負,我又不犯賤,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找罪受。

  大約半年後,我才知道那位所謂的前輩叫裴東宇,葉霄前一任華天音樂總監,也是聶行秋和周子翔的發掘人,已故的歌后林巧音,是他畢生最得意的作品,也是唯一一個紅遍亞洲的華語歌手。

  但這也沒什麼可惜的。

  我不唱,自然有別的人會唱,這世界並不會滅亡,地球也照樣轉動。max沒了我,照樣紅遍大江南北,我把專輯的十首歌拆開來賣,葉蓁唱的《街燈》,陳景唱的《藍色蝸牛》,照樣會催人淚下。那些如果我唱歌會成為我歌迷的人,現在成為了max、葉蓁、甚至陸宴的歌迷,照樣活得很幸福,我仍然安安穩穩地在北京活著,賺我的錢,錄我的節目,最後甚至遇見了紀容輔。

  我跟華天簽約三年,最後兩年基本處於相忘於江湖的狀態,葉霄,蘇綺,葉桑青,這些人都因為試圖勸說我原諒尹奚而被我拉黑,我一直穿行在北京的音樂圈子裡,酗酒,打架,吸菸,也無意間試過一次吸毒,不喜歡身上臭烘烘的當個行屍走肉,就遠離了那幫朋友,沒再碰,大約有一年吧,蘇迎一直在沿著酒吧街撿我回家,她聽過我唱歌,所以常對著我哭,大概是菩薩心腸,覺得我的聲音應該用來普度眾生。

  有次我喝醉後,她跟我吵架,跟一個醉鬼吵架,也就只有她這種傻子做得出來。後來我半夜醒來,看見月光很好,她蜷在我家的沙發上,手上還戴著手套,大概是替我清理吐得一塌糊塗的浴室,太累了想坐在沙發上休息一下,結果不小心睡過去了。

  我一直知道她是個好姑娘,但那時候我忽然想,還是不要讓這個好姑娘這麼辛苦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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