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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尚排除在外，在文學以內討論問題，我認為最好的文體都是翻譯家創造出來的。傅雷先生的文體很好，汝龍先生的文體更好。查良錚先生的譯詩、王道乾先生翻譯的小說——
這兩種文體是我終生學習的榜樣。必須承認，我對文體有特殊的愛好，別人未必和我一樣。但我相信愛好文學的人會同意我這句話：優秀文體的動人之處，在於它對韻律和節奏的控制。閱讀優美的文字會給我帶來極大的快感。好多年以前，我在雲南插隊，當地的傣族少女身材極好。看到她們穿著合身的筒裙婀娜多姿地走路，我不知不覺就想跟上去。閱讀帶來的快感可以和這種感覺相比。我開始寫作，是因為受了好文章的誘惑——我自己寫得怎樣，當然要另說。
前輩作家中，有一部分用方言來寫作，或者在行文中帶出方言的影響來，我叫它方言體。其中以河北和山西兩地的方言最為常見。河北人說話較慢，河北方言體難免拖沓。至於山西方言體，我認為它有難懂的毛病——最起碼「圪蛋」（據說山西某些地區管大幹部叫大「圪蛋」）這個詞對山西以外的讀者來說，就不夠通俗。「文化革命」中出版的文藝作品方言體的很多，當時的作者以為這樣寫更鄉土些，更鄉土就更貼近工農兵，更貼近工農兵也就更革命——所以說，方言體也就是革命體。當然，不是每種方言都能讓人聯想到革命。必須是老根據地所在省份的方言才有革命的氣味。用蘇白寫篇小說，就沒有什麼革命的氣味。
自方言體之後，影響最大的文體應該是蘇曉康寫報告文學的文體，或稱曉康體。這種文體浮囂而華麗，到現在還有人模仿。念起來時最好拖著長腔，韻味才足，並且好用三個字的詞組，比如「共和國」、「啟示錄」之類。在曉康體裡，前者是指政府，後者是指啟示，都屬誤用。曉康體寫多了，人會退化成文盲的。
現在似乎出現了一種新的文體。我們常看到馬曉晴和葛優在電視屏幕上說一種話，什麼「特」這個，「特」那個，其實是包含了特多的傻氣，這種文體與之相似。所以我們就叫它撒嬌打痴體好了。其實用撒嬌打痴體的作者不一定寫特字，但是肯定覺得做個聰明人特累。時下一些女散文作家（尤其是漂亮的）開始用撒嬌打痴體寫作。這種文體不用寫多了，只消寫上一句，作者就像個大頭傻子。我也覺得自己活得特累，但不敢學她的樣子。我全憑自己的聰明混飯吃。這種傻話本該是看不進去的，但把書往前一翻，看到了作者像：她蠻漂亮的，就感覺她是在搔首弄姿，而且是朝我來的。雖然相片漂亮，真人未必漂亮；就算滿臉大麻子，拍照前還不會用膩子膩住？但不管怎麼說吧，那本書我還真看下去了——當然，讀完就後悔了。趕緊努力把這些傻話都忘掉，以免受到影響。作者怕讀壞文章，就是怕受壞影響。
以上三種文體的流行，都受到了時尚的左右。方言體流行時，大家都羨慕老革命；曉康體流行時，大家都在虛聲恫嚇；而撒嬌打痴體之流行，使我感覺到一些年輕的女性正努力使自己可愛一些。一個漂亮女孩冒點傻氣，顯得比較可愛——馬曉晴就是這麼表演的。我們還知道西施有心絞痛並因此更加可愛，心絞痛也該可以形成一種文體。以此類推，更可愛的文體應該是：「拿硝酸甘油來！」但這種可愛我們消受不了。我們已經有了一些醫學知識，知道心絞痛隨時有可能變成心肌梗塞，塞住了未必還能活著。大美人隨時可能死得直翹翹，也就不可愛了。
如前所說，文體對於作者，就如性對尋常人一樣重要。我應該舉個例子說明我對惡劣文體的感受。大約是在七○年，盛夏時節，我路過淮河邊上一座城市，當時它是一大片低矮的平房。白天熱，晚上更熱。在旅館裡睡不著，我出來走走，發現所有的人都在樹下乘涼。有件事很怪：當地的男人還有些穿上衣的，中老年婦女幾乎一律赤膊。於是，水銀燈下呈現出一片恐怖的場面。當時我想：假如我是個天閹，感覺可能會更好一點。惡劣的文字給我的感受與此類似：假如我不識字，感覺可能會更好。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小說《黃金時代》，有人說它格調不高，引起了我對格調問題的興趣。各種作品、各種人，尤其是各種事件，既然有高有低，就有了尺度問題。眾所周知，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調高，但總免不了要幹些格調低的事。這就使得格調問題帶有了一定的複雜性。
當年有人問孟子，既然男女授受不親，嫂子掉到水裡，要不要伸手去拉。這涉及了一個
帶根本性的問題，假如「禮」是那麼重要，人命就不要了嗎？孟子的回答是：用手去拉嫂子是非禮，不去救嫂子則「是豺狼也」，所以只好從權，寧願非禮而不做豺狼。必須指出，在非禮和豺狼之中做一選擇是痛苦的，但這要怪嫂子幹嗎要掉進水裡。這個答案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但不是最壞，因為他沒有說戴上了手套再去拉嫂子，或者拉過了以後再把手臂剁下來。他也沒有回答假如落水的不是嫂子而是別的女人，是不是該去救。但是你不能對孟子說，在生活里，人命是最重要的，犯不著為了些虛禮犧牲它——說了孟夫子准要和你翻臉。另一個例子是舜曾經不通知父親就結了婚。孟子認為，他們父子關係很壞，假如請示的話，可能一輩子結不了婚；他還扯上了一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話，結論是舜只好從權了。這個結論同樣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假如舜的父親稍稍寬容，許可舜和一個極為惡毒的女人結婚，不知孟子的答案是怎樣的。假如讓舜這樣一位聖賢娶上一個惡毒的婦人，從此在痛苦中生活，我以為不夠恰當。倘若你說，在生活里，幸福是最重要的，孟老夫子也肯定要和你翻臉。但不管怎麼說，一個理論里只要有了「從權」這種說法，總是有點欠嚴謹。好在孟子又有些補充說明，聽上去更有道理。
有關禮與色孰重的問題，孟子說，禮比色重，正如金比糙重。雖然一車糙能比一小塊金重，但是按我的估計，金子和糙的比重大致是一百比一——搞精確是不可能的，因為糙和糙還不一樣。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換算關係，可以作為生活的指南，雖然怎麼使用還是個問題。不管怎麼說，孟子的意思是明白的，生活里有些東西重，有些東西輕。正如我們現在說，有些事格調高，有些事格調低。假如我們重視格調高的東西，輕視格調低的東西，自己的格調就能提升。
作為一個前理科學生，我有些混帳想法，可能會讓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看了身上長雞皮疙瘩。對於「禮」和「色」，大致可以有三到四種不同的說法。其一，它們是不同質的東西，沒有可比性；其二，禮重色輕，但是它們沒有共同的度量；最後是有這種度量，禮比色重若干，或者一單位的禮相當於若干單位的色；以上的分類恰恰就是科學上說的定類（nominal）、定序（ordinal）、定距（interval）和定比（ratio）這四種尺度（定距和定比的區別不太重要）。這四種尺度越靠後的越精密。格調既然有高低之分，顯然屬於定序以後的尺度。然而，說格調僅僅是定序的尺度還不能令人滿意——按定序的尺度，禮比色重，順序既定，不可更改，舜就該打一輩子光棍。如果再想引入事急從權的說法，那就只能把格調定為更加精密的尺度，以便回答什麼時候從權，什麼時候不可從權的問題——如果沒個尺度，想從權就從權，禮重色輕就成了一句空話。於是，孟子的格調之說應視為定比的尺度，以格調來度量，一份禮大致等於一百份色。假如有一份禮，九十九份色，我們不可從權；遇到了一百零一份色就該從權了。前一種情形是在一百和九十九中選了一百，後者是從一百和一百零一中選了一百零一。在生活中，作出正確的選擇，就能使自己的總格調得以提高。
對於作品來說，提升格調也是要緊的事。改革開放之初有部電影，還得過獎的，是個愛情故事。男女主角在熱戀之中，不說「我愛你」，而是大喊「Ilovemymotherland」！場景是在廬山上，喊起來地動山搖，格調就很高雅，但是離題太遠。國外的電影拍到這類情節，必然是男女主角擁抱熱吻一番，這樣格調雖低，但比較切題。就愛情電影而言，顯然有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格調高雅，但是晦澀難解。另一種較為直接，但是格調低下。按照前一種方式，邏輯是這樣的：當男主角立於廬山之上對著女主角時，心中有各種感情：愛祖國、愛人民、愛領袖、愛父母，等等。最後，並非完全不重要，他也愛女主角。而這最後一點，他正急於使女主角知道。但是經過權衡，前面那些愛變得很重，必須首先表達之，愛她這件事就很難提到。而女主角的格調也很高雅，她知道提到愛祖國、愛人民等等，正是說到愛她的前奏，所以她耐心地等待著。我記得電影裡沒有演到說出「Iloveyou」，按照這種節奏，拍上十幾個鐘頭就可以演到。改革開放之初沒有幾十集的連續劇，所以真正的愛情場面很難看到。外國人在這方面缺少訓練，所以對這部影片的評價是：雖然女主角很迷人，但不知拍了些啥。
按照後一種方式，男主角在女主角面前時，心裡也愛祖國、愛上帝，等等。但是此時此地，他覺得愛女主角最為急迫，於是說，我愛你，並且開始帶有性愛意味的身體接觸。不言而喻，這種格調甚為低下。這兩種方式的區別只在於有無經過格調方面的加權運算，這種運算本身就極複雜，導致的行為就更加複雜。後一種方式沒有這個步驟，顯得特別簡捷，用現時流行的一個名詞，就是較為「直露」。這兩種方式的區別在於前者以愛對方為契機，把祖國人民等等——一愛到，得到了最高的總格調。而後者徑直去愛對方，故而損失很大，只得到了最低的總格調。
說到了作品，大家都知道，提升格調要受到某種制約。「文革」里有一類作品只顧提升格調，結果產生了高大全的人物和高大全的故事，使人望之生厭。因為這個緣故，領導上也說，要做到政治性與藝術性的統一——作品裡假如只有格調，就不成個東西。這就是說，格調不是評價作品唯一的尺度。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另外那種東西和格調是個什麼關係？這個問題孟子肯定會這麼回答：藝術與格調，猶色與禮也。作品裡的藝術性，或則按事急從權的原則，最低限度地出現；或則按得到最高格調的原則，合理地搭配。比如說，徑直去寫
男女之愛，得分為一，搭配成革命的愛情故事，就可以得到一百零一分。不管怎麼說，最後總要得到高大全。
我反對把一切統一到格調上，這是因為它會把整個生活變成一種得分遊戲。一個得分遊戲不管多麼引人入勝，總不能包容全部生活，包容藝術，何況它根本就沒什麼意思。假如我要寫什麼，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調不格調，正如談戀愛時我決不從愛祖國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