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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三部曲》是我在1993年以後寫成的。它們屬於嚴肅文學。我以為自己可以寫些嚴肅的東西，中國也可以有嚴肅文學。這種看法未必對，但總該試試。順便說一句，我以為嚴肅文學就是乍讀起來有點費勁的東西。假如作者在按自己的思路解釋一些事，這種文章總會讓人感到費解，讀者往往不能原諒這一點。請相信，我自己原來也不準備原諒這一點。但經過反覆思量，發現不嚴肅有些東西就寫不出來，結果才走上了這條路。我認為，嚴肅文學的作者最終會被一些讀者原諒，因為他的書最終會給讀者帶來好的感覺；但也有些讀者始終不
會原諒他們，因為費力地讀完全書後，沒有一丁點好的感覺。然而，只要有前一種讀者存在，嚴肅文學就是必要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嚴肅文學是一種遊戲，它必須公平。對於作者來說，公平就是：作品可以艱澀（我覺得自己沒有這種毛病），可以荒誕古怪，激怒古板的讀者（我承認自己有這種毛病），還可以有種種使讀者難以適應的特點。對於讀者來說，公平就是在作品的毛病背後，必須隱藏了什麼，以保障有誠意的讀者最終會有所得。考慮到是讀者掏錢買書，我認為這個天平要偏向讀者一些，但是這種遊戲決不能單方面進行。尤其重要的是：作者不能太笨，讀者也不能太笨。最好雙方大致是同一水平。假如我沒搞錯的話，現在讀者覺得中國的作者偏笨了一些。對於這些讀者，我可以誠心誠意地保證說：我絕不至於太笨。假如你把本書讀完，還有餘興來讀這篇後記，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 我以寫小說為主業，但有時也寫些雜文，來表明自己對世事的態度。作為一個尋常人，我的看也許不值得別人重視，但對自己卻很重要。這說明我有自己的好惡、愛憎，等等。假如沒有這些，做人也沒什麼味道。這些看法常常是在偷的論域這內，所以對它們，我倒有一種平常心。羅素先生曾說，對倫理的問題無法做科學的辯護。我同意這個觀點。舉例來說，我認為，可以給人帶來很大的樂趣，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可以剝奪這種樂趣。這個看法也在倫理的論域之內。所以，我舉不出科學上的理由來說明自己是對的。假如有人說不思維才快樂，我只有搖頭，卻無話可說。
羅素先生認為，殘酷打擊別人是不好的。但他只能期望別人來同意這個看法，不能證明自己的正確。他還說，有很多看法，看似一種普遍的倫理原則，其實只是一種特殊的懇求。在這本書里，我的多數看法都是這樣的—沒有科學的證據，也沒有教條的支持。這些看法無非是作者的一些懇求。我對讀者要求的，只是希望作伴不要忽略我的一份懇切而已。
這本書里除了文化雜文，還有給其它書寫的序言與跋語。這些序言與跋語也表明了我的一些態度。險些之外，還有一些輕鬆的隨筆，不管什麼書，我都不希望它太嚴肅，這一本也不例外。
1995年6月於北京家中王小波 朋友寄來一本書，卡爾維諾的《未來千年備忘錄》，我正在看著。這本書是他的講演稿，還沒來得及講，稿也沒寫完，人就死了。這些講演稿分別冠以如下題目：輕逸、迅速、易見、確切和繁複。還有一篇「連貫」，沒有動筆寫；所以我整天在捉摸他到底會寫些什麼，什麼叫做「連貫」。卡爾維諾指出，在未來的一千年裡，文學會繼續繁榮，而這六項文學遺產也會被發揚光大。我一直喜歡卡爾維諾，看了這本書，就更加喜歡他了。
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看過的人都喜歡。這是他年輕時的作品，我以為這本書是「輕逸」的典範。中年以後，他開始探索小說藝術的無限可能，這時期的作品我看過《看不見的城市》——這本書不見得人人都會喜歡。我也不能強求大家喜歡他的每一本書，但是我覺得必須喜歡他的主意：小說藝術有無限種可能性。難道這不好嗎？前不久有位朋友看了我的小說，對我說道：看來小說還能有新的寫法——這種評價使我汗顏：我還沒有探索無限，比卡爾維諾差得遠。我覺得這位朋友的想法有問題——假如他不是學文學的博士而是個一般讀者的話，那就沒有問題了。
編輯先生邀我給名人茶座寫個小稿，我竟扯到了卡爾維諾和文學遺產，這可不是茶座里的談資。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什麼可以在茶座里閒扯的事。我既不養貓，也不養狗，更沒有汽車。別人弄貓弄狗的時候，我或則在鼓搗電腦，或則想點文學上的事——假如你想聽聽電腦，我可以說，現在在中關村花二百五十塊錢可以買到八兆內存條，便宜死了……我想這更不是茶座里的談資。可能我也會養貓養狗，再買輛汽車，給自己找點罪受——順便說一句，我覺得汽車的價格很無恥。一輛韓國低檔車賣三幾十萬，全世界都沒聽說過。至於貓啊狗啊，我覺得是食物一類。我吃掉過一隻貓，五隻狗，是二十多年前吃的。從愛貓愛狗者的角度來看，我是個「啃你飽」(Cannibal=食人族）。所以，我也只能談談卡爾維諾……
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是這麼個故事：馬可·波羅站在蒙古大汗面前，講述他東來旅途中所見到的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是種象徵，而且全都清晰可見。看完那本書我做了一夜的夢，只見一座座城市就如奇形怪狀的孔明燈浮在一片虛空之中。一般的文學讀者會說，好了，城市我看到了，講這座城裡的故事吧——對卡爾維諾那個無所不能的頭腦來說，講個故事又有何難。但他一個故事都沒講，還在列舉著新的城市，極盡確切之能事一直到全書結束也沒列舉完。我大體上明白卡爾維諾想要做的事：對一個作者來說，他想要擁有一切文學素質：完備的輕逸、迅速、易見、確切和繁複，再加上連貫。等這些都有了以後，寫出來的書肯定好看，可以滿足一切文學讀者。很不幸的是，這好像不大容易，但必須一試——這是為了保證讀者在未來的一千年裡有書看。我想這題目也沒人會感興趣——但是沒辦法，我就知道這些。 比爾·蓋茨在《未來之路》一書里寫道：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工程師已有能力營造真實的感覺。他們可以給人戴上顯示彩色圖像的眼鏡，再給你戴上立體聲耳機，你的所見所聞都由計算機來控制。只要軟硬體都過硬，人分不出電子音像和真聲真像的區別。可能現在的軟硬體還稱不上過硬，尚做不到這一點，但過去二十年裡，技術的進步是驚人的，所以對這一天的到來，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光看到和聽到還不算身歷其境，還要模擬身體的感覺。蓋茨先生想出一種東西，叫做VR緊身衣，這是一種機電設備，像一件衣服，內表面上有很多伸縮的觸頭，用電腦來控制，這樣就可以模仿人的觸覺。照他的說法，只要有二十五到三十萬個觸點，就可以完全模擬人全身的觸感——從電腦技術的角度來說，控制這些觸頭簡直是小兒科。有了這身衣服，一切都大不一樣。比方說，電腦向你輸出一陣風，你不但可以看到風吹楊柳，聽到風過樹梢，還可以感到風從臉上流過——假如電腦輸出的是美人，那就不僅是她的音容笑貌，還有她的髮絲從你面頰上滑過——這是友好的美人，假如不友好，來的就是大耳刮子——VR緊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作為學食品科技的人，我覺得還該有個面罩連著一些香水瓶，由電腦控制的閥門決定你該聞到什麼氣味，但假若你患有鼻炎，就會覺得面罩沒有必要。總而言之，VR緊身衣的概念就是如此。估計要不了二十年，科學就能把它造出來，而且讓它很便宜，像今天的電子遊戲機一樣，在街上出售；穿上它就能前往另一個世界，假如軟體豐富，想上哪兒就能上哪兒，想遇上誰就能遇上誰，想幹啥就能幹啥，而且不花什麼代價——頂多出點軟體錢。到了那一天，不知人們還有沒有心思閱讀文本，甚至識不識字都不一定。我靠寫作為生，現在該作出何種決定呢？
大概是在六七十年代吧，法國有些小說家就這樣提出問題：在電影時代，小說應該怎麼寫？該看到的電影都演出來了，該聽到的廣播也播出來了。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里花幾十頁寫出的東西，用寬銀幕電影幾個鏡頭就能解決。還照經典作家的寫法，沒有人愛看，頂多給電影提供腳本——如我們所知，這叫生產初級產品，在現代社會裡地位很低。在那時，電影電視就像比爾·蓋茨的緊身衣，對藝術家來說，是天大的災難。有人提出，小說應該向詩歌的方向發展。還有人說，小說該著重去寫人內心的感受。這樣就有了法國的新小說。還有人除了寫小說，還去搞搞電影，比如已故的瑪格麗特·杜拉斯。我對這些作品很感興趣，但憑良心說，除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幾年來沒讀到過什麼令人滿意的小說。有人也許會提出最近風靡一時的《廊橋遺夢》，但我以為，那不過是一部文字化的電影。假如把它編成軟體，鑽到比爾·蓋茨的緊身衣里去享受，會更過癮一些。相比之下，我寧願要一本五迷三道的法國新小說，也不要一部《廊橋遺夢》，這是因為，從小說自身的前途來看，寫出這種東西解決不了問題。
真正的小說家不會喜歡把小說寫得像電影。我記得米蘭·昆德拉說過，小說和音樂是同質的東西。我討厭這個說法，因為好像這世界上沒有了音樂，就說不出小說該像什麼了；但也不能不承認，這種說法有些道理。小說該寫人內在的感覺，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僅此還不夠，還要使這些感覺組成韻律。音樂有種連貫的、使人神往的東西，小說也該有。既然難以言狀，就叫它韻律好了。
本文的目的是要紀念已故的杜拉斯，談談她的小說《情人》，誰知扯得這樣遠——現在可以進入主題。我喜歡過不少小說，比方說，喬治·歐威爾的《1984》，還有些別的書。但這些小說對我的意義都不能和《情人》相比。《1984》這樣的書對我有幫助，是幫我解決人生中的一些疑惑，而《情人》解決的是有關小說自身的疑惑。這本書的絕頂美好之處在於，它寫出一種人生的韻律。書中的性愛和生活中別的事件，都按一種韻律來組織，使我完全滿意了。就如達·文西畫出了他的傑作，別人不肯看，那是別人的錯，不是達·文西的錯；米開朗琪羅雕出了他的傑作，別人不肯看，那是別人的錯，不是米開朗琪羅的錯。現代小說有這樣的傑作，人若不肯看小說，那是人的錯，不是小說的錯。杜拉斯寫過《華北情人》後說，我最終還原成小說家了。這就是說，只有書寫文本能使她獲得敘事藝術的精髓。這個結論使我滿意，既不羨慕電影的鏡頭，也不羨慕比爾·蓋茨的緊身衣。 自從我開始寫作，就想找人談談文體的問題，但總是找不到。和不寫作的人談，對方覺得這個題目索然無味；和寫作的人談，又有點談不開。既然寫作，必有文體，不能光說別人不說自己。文體之於作者，就如性之於尋常人一樣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