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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可以談談為什麼別人說我的作品格調低——這是因為其中寫到了性。因為書中人物不是按順序幹完了格調高的事才來幹這件格調低的事，所以它得分就不高。好在評論界沒有按禮與色一百比一的比例來算它的格調，所以在真正的文學圈子裡對它的評價不低，在海外還得過獎。假如說，這些人數學不好，不會算格調，我是不能承認的。不說別人，我自己的數學相當好，任何一種格調公式我都能掌握。我寫這些作品是有所追求的，但這些追求在格調之外。除此之外，我還懷疑，人得到太多的格調分，除了使別人詫異之外，沒有實際的用處。
坦白地說，我對色情文學的歷史有一點了解。任何年代都有些不爭氣的傢伙寫些丫丫烏的黃色東西，但是真正有分量的色情文學都是出在「格調最高」的時代。這是因為食色性也，只要還沒把小命根一刀割掉，格調不可能完全高。比方說，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出了一大批色情小說，作者可以說有相當的文學素質；再比方說，「文化革命」里流傳的手抄小說，作者的素質在當時也算不錯。要使一個社會中一流的作者去寫色情文學，必須有極嚴酷的社會環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這種情況下，色情文學是對假正經的反擊。我認為目前自己尚寫不出真正的色情文學，也許是因為對環境感覺魯鈍。前些時候我國的一位知名作者寫了《廢都》，我還沒有看。有人說它是色情文學，但願它不是的，否則就有說明意義了。
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和「文革」時的中國人一樣，性心理都不正常。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當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則要麼不承認有這麼回事，要麼除此什麼都不想。假如一個社會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會兩樣全占。這是因為這個社會裡有這樣一種格調，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則事急從權，總而言之，沒有一個人有平常心。作為作者，我知道怎麼把作品寫得格調極高，但是不肯寫。對於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調。 張愛玲的小說有種不同凡響之處，在於她對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國有種老女人，面對著年輕的女人，只要後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設法給她罪受：讓她幹這干那，一刻也不能得閒，幹完了又說她幹得不好；從早嘮叨到晚，說些尖酸刻薄的話——捕風捉影，指桑罵槐。現在的年輕人去過這種生活，一天也熬不下來。但是傳統社會裡的女人都得這麼熬。直到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這女人也變得和過去的婆婆一樣刁。張愛玲對這種生活了解得很透，小說寫得很地道。但說句良心話，我不喜歡。我總覺得小說可以寫痛苦，寫絕望
，不能寫讓人心煩的事，理由很簡單：看了以後不煩也要煩，煩了更要煩，而心煩這件事，正是多數中國人最大的苦難。也有些人煩到一定程度就不煩了——他也「熬成婆」了。
像這種人給人罪受的事，不光女人中有，男人中也有，不光中國有，外國也有。我在一些描寫航海生活的故事裡看到過這類事，這個折磨人的傢伙不是婆婆，而是水手長。有個故事好像是馬克·吐溫寫的：有這麼個千刁萬惡的水手長，整天督著手下的水手洗甲板，擦玻璃，洗桅杆。講衛生雖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過分。有一天，水手們報告說，一切都洗乾淨了。他老人家爬到甲板上看看，發現所有的地方都一塵不染，挑不出毛病，就說：好吧，讓他們把船錨洗洗吧。整天這樣洗東西，水手們有多心煩，也就不必再說了，但也無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辭活不干，也得等到船靠碼頭。實際上，中國的舊式家庭，對女人來說也是一條海船，而且永遠也靠不了碼頭。你要是煩得不行，就只有跳海一途。這倒不是亂講的，舊式女人對自殺這件事，似乎比較熟練。由此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這種故事發生的場景，總是一個封閉的地方，人們在那裡浪費著生命。這種故事也就帶點幽囚恐怖症的意味。
本文的主旨，不是談張愛玲，也不是談航海小說，而是在談小說里幽閉、壓抑的情調。家庭也好，海船也罷，對個人來說，是太小的囚籠，對人類來說，是太小的噩夢。更大的噩夢是社會，更準確地說，是人文生存環境。假如一個社會長時間不進步，生活不發展，也沒有什麼新思想出現，對知識分子來說，就是一種噩夢。這種噩夢會在文學上表現出來。這正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傳統。這是因為，中國人相信天不變道亦不變，在生活中感到煩躁時，就帶有最深刻的虛無感。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筆記小說，張愛玲的小說也帶有這種味道：有憂傷，無憤怒；有絕望，無仇恨；看上去像個臨死的人寫的。我初次讀張愛玲，是在美國，覺得她怪怪的。回到中國看當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這麼股味。這時才想到：也許不是別人怪，是我怪。
所謂幽閉類型的小說，有這麼個特徵：那就是把囚籠和噩夢當作一切來寫。或者當媳婦，被人煩；或者當婆婆，去煩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顧影自憐。總之，是在不幸之中品來品去。這種想法我很難同意。我原是學理科的，學理科的不承認有牢不可破的囚籠，更不信有擺不脫的噩夢。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無能。舉例來說，對數學家來說，只要他能證明費爾馬定理，就可以獲得全球數學家的崇敬，自己也可以得到極大的快感，問題在於你證不出來。物理學家發明了常溫核聚變的方法，也可馬上體驗幸福的感覺，但你也發明不出來。由此就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問題，這才是自己的救星。
懷著這樣的信念，我投身於文學事業。我總覺得一門心思寫單位里那些爛事，或者寫些不愉快的人際衝突，不是唯一可做的事情。舉例來說，可以寫《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這樣的作品，或者，像卡爾維諾《我們的祖先》那樣的小說。文學事業可以像科學事業那樣，成為無邊界的領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像力。當然，這很可能是個餿主意。我自己就寫了這樣一批小說，其中既沒有海船，也沒有囚籠，只有在它們之外的一些事情。遺憾的是，這些小說現在還在主編手裡壓著出不來，他還用一種本體論的口吻說道：他從哪裡來？他是誰？他到底寫了些什麼？ 據說在基督教早期，有位傳教士(死後被封為聖徒)被一幫野蠻的異教徒逮住，穿在烤架上用文火烤著，準備拿他做一道菜。該聖徒看到自己身體的下半截被烤得滋滋冒泡，上半截還紋絲未動，就說：喂！下面已經烤好了，該翻翻個了。烤肉比廚師還關心烹調過程，聽上去很有點諷刺的味道。那些野蠻人也沒辦他的大不敬罪——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寬容。人都在烤著了，還能拿他怎麼辦。如果用棍子去打、拿鞭子去抽，都是和自己的午餐過不去。烤肉還沒斷氣，一棍子打下去，將來吃起來就是一塊淤血疙瘩，很不好吃。這個例子說明的是：
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沒有什麼阻止你說俏皮話。但那些野蠻人聽了多半是不笑的：總得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才能理解這種幽默——所以，幽默的聖徒就這樣被沒滋沒味的人吃掉了。
本文的主旨不是拿人做烤肉，而是想談談反諷——照我看，任何一個文明都該容許反諷的存在，這是一種解毒劑，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沒滋沒味的程度。誰知動筆一寫，竟寫出件燒烤活人的事，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讓我們進入正題，且說維多利亞女王時期，英國的風氣極是假正經。上等人說話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連褲子這個字眼都不說，更不要說屁股和大腿。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聯想，連鋼琴腿都用布遮了起來。還有樁怪事，在餐桌上，雞胸脯不叫雞胸脯，叫做白肉，雞大腿不叫雞大腿，叫做黑肉——不分公雞母雞都是這麼叫。這麼稱呼雞肉，簡直是腦子有點毛病。照我看，人若是連雞的胸脯、大腿都不敢面對，就該去吃塊磚頭。問題不在於該不該禁慾，而在於這麼搞實在是沒勁透了。英國人就這麼沒滋沒味地活著，結果是出了件怪事情：就在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出現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說，通通是匪夷所思的色情讀物。直到今天，你在美國逛書店，假如看到書架上釘塊牌子，上書「維多利亞時期」，架子上放的准不是假正經，而是真色情……
坦白地說，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我讀了不少——你愛說我什麼就說什麼好了。我不愛看色情書，但喜歡這種逆cháo流而動的事——看了一些就開始覺得沒勁。這些小說和時下書攤上署名「黑松林」的下流小冊子還是有區別的，可以看出作者都是有文化的人。其中有一些書，還能稱得上是種文學現象。有一本還有劍橋文學教授作的序，要是沒有品，教授也不會給它寫序。我覺得一部分作者是律師或者商人，還有幾位是貴族。這是從內容推測出來的。至於書里寫到的事，當然是不敢恭維。
看來起初的一些作者還懷有反諷的動機，一面捧腹大笑，一面胡寫亂寫，搞到後來就開始變得沒滋沒味，把性都寫到了荒誕不經的程度。
所以，問題還不在於該不該寫性，而在於不該寫得沒勁。
過了一個世紀，英國的風氣又是一變。無論是機場還是車站，附近都有個書店，布置得怪模怪樣，霓虹燈亂閃，寫著小孩不准入內，有的進門還要收點錢。就這麼一驚一乍的，裡面有點啥？還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以及它們的現代翻寫本，這回簡直是在犯貧。終於，福爾斯先生朝這種現象開了火。這位大文豪的作品中國人並不陌生，《法國中尉的女人》、《石屋藏嬌》，國內都有譯本。特別是後一本書，假如你讀過維多利亞時期的原本，才能覺出逗來。有本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寫一個光棍漢綁架了一個小姑娘，經過一段時間，那女孩愛上他了——這個故事被些無聊的傢伙翻寫來翻寫去，翻到徹底沒了勁。福爾斯先生的小說也寫了這麼個故事，只是那姑娘被關在地下室里，先是感冒了，後來得了肺炎，然後就死了。當然，福爾斯對女孩沒有惡意，他只是在反對犯貧。總而言之，當一種現象(不管是社會現象還是文學現象)開始貧了的時候，就該兜頭給它一瓢涼水。要不然它還會貧下去，就如美國人說的，散發出屁眼氣味——我是福爾斯先生熱烈的擁護者。我總覺得文學的使命就是制止整個社會變得無趣……當然，你要說福爾斯是反色情的義士，我也沒什麼可說的。你有權利把任何有趣的事往無趣處理解。但我總覺得福爾斯要是生活在維多利亞時期，恐怕也不會滿足於把雞腿叫做黑肉，他總要鬧點事，寫地下小說或者還不至於，但可能像王爾德一樣，給自己招惹些麻煩。我覺得福爾斯是個反無趣的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