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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報上看到一種論點，說現在雜文取代了小說，負起了社會道義的責任。假如真是如此，那倒是件好事——小說來負道義責任，那就如希臘人所說，鞍子扣到頭上來了——但這是僅就文學內部而言。從整個社會而言，道義責任全扣在提筆為文的人身上還是不大對頭。從另一方面來看，負道義責任可不是藝術標準，尤其不是小說藝術的標準。這很重要啊。
昆德拉的書也主要是說這個問題。寫小說的人要讓人開心，他要有虛構的才能，並且有施展這種才能的動力——我認為這是主要之點。昆德拉則說，看小說的人要想開心，能夠欣賞虛構，並已能寬容虛構的東西——他說這是主要之點。我倒不存這種奢望。小說的藝術首先會形成在小說家的意願之中，以後會不會遭人背叛，那是以後的事。首先要有這種東西，這才是最主要的。
昆德拉說，小說傳統是歐洲的傳統。但若說小說的藝術在中國從未受到重視，那也是不對的。在很多年前，曾有過一個歷史的瞬間：年輕的張愛玲初露頭角，顯示出寫小說的才能。傅雷先生發現了這一點，馬上寫文章說：小說的技巧值得注意。那個時候連張春橋都化名寫小說，僅就藝術而言，可算是一團糟，張愛玲確是萬綠叢中一點紅——但若說有什麼遺囑被背叛了，可不是張愛玲的遺囑，而是傅雷的遺囑。天知道張愛玲後來寫的那叫什麼東西。她把自己的病態當作才能了，……人有才能還不叫藝術家，知道珍視自己的才能才叫藝術家呢。
筆者行文至此，就欲結束。但對小說的藝術只說了它不是什麼，它到底是什麼，還一字未提。假如讀者想要明白的話，從昆德拉的書里也看不到，應該徑直找兩本好小說看看。看完了能明白則好，不能明白也就無法可想了，可以去試試別的東西——千萬別聽任何人講理，越聽越糊塗。任何一門藝術只有從作品裡才能看到——套昆德拉的話說，只喜歡看雜文、看評論、看簡介的人，是不會懂得任何一種藝術的。 《黃金時代》這本書里，包括了五部中篇小說。其中《黃金時代》一篇，從二十歲時就開始寫，到將近四十歲時才完篇，其間很多次地重寫。現在重讀當年的舊稿，幾乎每句話都會使我汗顏，只有最後的定稿讀起來感覺不同。這篇三萬多字的小說里，當然還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看到了以後，絲毫也沒有改動的衝動。這說明小說有這樣一種寫法，雖然困難，但還不是不可能。這種寫法就叫做追求對作者自己來說的完美。我相信對每個作者來說，完美都是存在的，只是不能經常去追求它。據說迪倫馬特寫《法官和他的劊子手》，也寫了
很多年。寫完以後說：今後再也不能這樣寫小說了。這說明他也這樣寫過。一個人不可能在每篇作品裡做到完美，但是完美當然是最好的。
有一次，有個女孩子問我怎樣寫小說，並且說她正有要寫小說的念頭。我把寫《黃金時代》的過程告訴了她。下次再見面，問她的小說寫得怎樣了，她說，聽說小說這麼難寫，她已經把這個念頭放下了。其實在這本書里，大多數章節不是這樣嘔心瀝血地寫成的，但我主張，任何寫小說的人都不妨試試這種寫法。這對自己是有好處的。
這本書里有很多地方寫到性。這種寫法不但容易招致非議，本身就有媚俗的嫌疑。我也不知為什麼，就這樣寫了出來。現在回憶起來，這樣寫既不是為了找些非議，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對過去時代的回顧。眾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國處於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裡，性才會成為生活主題，正如飢餓的年代裡吃會成為生活的主題。古人說：食色性也。想愛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為人性的障礙。
然而，在我的小說里，這些障礙本身又不是主題。真正的主題，還是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個邏輯是：我們的生活有這麼多的障礙，真他媽的有意思。這種邏輯就叫做黑色幽默。我覺得黑色幽默是我的氣質，是天生的。我小說里的人也總是在笑，從來就不哭，我以為這樣比較有趣。喜歡我小說的人總說，從頭笑到尾，覺得很有趣等等。這說明本人的作品有自己的讀者群。當然，也有些作者以為哭比較使人感動。他們筆下的人物從來就不笑，總在哭。這也是一種寫法。他們也有自己的讀者群。有位朋友說，我的小說從來沒讓她感動過。她就是個愛哭的人，誤讀了我的小說，感到很失落。我這樣說，是為了讓讀者不再因為誤讀我的小說感到失落。
現在嚴肅小說的讀者少了，但讀者的水平是大大提高了。在現代社會裡，小說的地位和舞台劇一樣，正在成為一種高雅藝術。小說會失去一些讀者，其中包括想受道德教育的讀者，想看政治暗喻的讀者，感到性壓抑、尋找發泄渠道的讀者，無所事事想要消磨時光的讀者；剩下一些真正讀小說的人。小說也會失去一些作者——有些人會去下海經商，或者搞影視劇本，最後只剩下一些真正寫小說的人。我以為這是一件好事。 羅素先生在他的《西方的智慧》一書里曾經引述了這樣一句話：一本大書就是一個災難！我同意這句話，但我認為，書不管大小，都可以成為災難，並且是作者和編輯的災難。
本書的三部小說被收到同一個集子裡，除了主人公都叫王二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它們有著共同的主題。我相信讀者閱讀之後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主題就是我們的生活；同時也會認為，還沒有人這樣寫過我們的生活，本世紀初，有一位印象派畫家畫了一批倫敦的風景畫，在倫敦展開，引起了很大轟動——他畫的天空完全是紅的。觀眾當然以為是畫家存心要標新立異，然而當他們步出畫廊，抬頭看天時，發現因為污染的緣故，倫敦的天空的確是磚紅色的。天空應當是藍色的，但實際上是紅色的；正如我們的生活不應該是我寫的這樣；但實際上，它正是我寫的這個樣子。本書中《黃金時代》第一輯，曾在台灣《聯合報)連載。《革命時期的愛情》和《我的陰陽兩界》也在國內刊物上發表過。我曾經就這些作品請教過一些朋友的意見；除了肯定的意見之外，還有一種反對的意見是這樣的：這些小說雖然好看，但是缺少了一個積極的主題，不能激勵人們向上，等等。筆者雖是謙虛的人，卻不能接受這些意見。積極向上雖然是為人的準則，也不該時時刻刻掛在嘴上。我以為自己的本人就是把小說寫得儘量好看，而不應在作品裡夾雜某些刻意說教。我的寫作態度是寫一些作品給讀小說的人看，而不是去教誨不良的青年。
我知道，有很多理智健全、能夠辨別善惡的人需要讀小說，本書就是為他們而寫。至於渾渾噩噩、善惡不明的人需要讀點什麼，我還沒有考慮過。不管怎麼說，我認為咱們國家裡前一類讀者夠多了，可以有一種正經文學了；若說我們國家的全體成年人均處於天真未鑿、善惡莫辨的狀態，需要無時不刻的說教，這是我絕不敢相信的。
自我懂事以來，對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總是評價過高，對我國人的智力、道德水平總是評價過低，我認為這是一種偏差。當然，假如這是出於策略的考慮，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有關這本書，還有最後一點要說：本世紀初，有那個把倫敦的天空畫成了紅色的人後來被稱為「倫敦天空的發明者」。我這樣寫了我們的生活，假如有人說，我就是這種生活的發明者，這是我絕不能承認的．眾所周知，這種發明權屑於更偉大的人物、更偉大的力量。
本書得以面世，多虧了不屈不撓的意志和積極的生活態度。必須說明，這些優秀品質並非作者所有．鑑於出版這本書比寫出這本書要困難得多，所以假如本書有些可取之處，應當歸功於所有幫助出版和發行它的朋友們。
作者
一九九四年六月 我從很年輕時就開始寫作，到現在已有近二十年。雖然在大陸的刊物上發表過幾篇小說，出版過一個小說集，但對自己所寫的東西，從來沒有真正滿意過。文學雖然有各種流派，各種流派之間又有很大的區別，但就作品而言，最大的區別卻在於，有些作品寫得好，有些作品寫得不好。寫出《黃金時代》之前，我從未覺得自己寫得好，而《黃金時代》一篇，自覺寫得尚可。感謝我的老師許倬雲教授推薦了這篇小說，感謝《聯合報》和各位評委先生把這個獎評給它。因為這篇小說是我的寵兒，所以它能獲獎使我格外高興。一篇小說在寫完之前，和作者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總是努力使它完美無缺。而一旦寫完之後，就與作者再無關係。一切可用的心血都已用盡，個人已再無力量去改動它，剩下的事情就是把它出版，讓別人去評說 瑪格麗特 杜拉斯就是這樣看待她寫的每一篇小說。世界上每一種語文，都應該有很多作品供人閱讀和評論，而作家的任務就是把它們寫出來，並且要寫得好。這是一件艱苦的工作，我還不能完全相信這就是我此生的使命，也許此次獲獎會幫助我建立這樣的信心。 ——《未來世界》得獎感言
再次得到《聯合報》中篇小說獎，感慨萬千。首要的一條就是：短短兩三年的時間裡，自己就已告別了青年，步入中年。另外一條就是：文學是一種永恆的事業。對於這樣一種事
業來說，個人總是渺小的。因為這些原因，這獎真是太好了。我覺得，這獎不是獎給已經形成的文字，而是獎給對小說這門藝術的理解。獎項的價值不止在於獎座和獎金，更在於對作品的共鳴。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獎也真是太好了。
人在寫作時，總是孤身一人。作品實際上是個人的獨白，是一些發出的信。我覺得自己太缺少與人交流的機會——我相信，這是寫嚴肅文學的人共同的體會。但是這個世界上除了有自己，還有別人；除了身邊的人，還有整個人類。寫作的意義，就在於與人交流。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在寫。
《未來世界》這篇小說，寫了一個虛擬的時空，其中卻是一個真實的世界。我覺得它不屬於科幻小說，而是含有很多黑色幽默的成分。至於黑色幽默，我認為無須刻意為之，看到什麼，感覺到什麼，把它寫下來，就是黑色幽默。這件事當然非常地有意思。 有些讀者會把《未來世界》當作一部科幻小說，我對此有些不同意見。寫未來的小說里，當然有很多屬於科幻一類，比如說威爾斯(Wells，H．G．)的很多長篇小說，但若把喬治奧威爾的《1984》也列入科幻，我就不能同意。這是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在《1984》中並不是主題。我們把寫過去的小說都叫做歷史小說，但卡爾維諾的小說《我們的祖先》里，也毫無真實歷史的影子。有一些小說家喜歡讓故事發生在過去或者未來，但這些故事既非對未來的展望，也非對歷史的回顧，比之展望和回顧，他們更加關注故事本身。有了這點區別，我們就可以把奧威爾和卡爾維諾的作品從科幻和歷史小說中區別出來，這些作品可以簡單地稱之為小說。我想，這個名稱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