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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時，有一次和一位華人教授聊天，他說他的女兒很有出息，放著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獎學金不要，自費去念一般大學的lawschool，如此反cháo流，真不愧是。其實這是舍小利而趨大利，受小害而避大害。不信你去問問律師掙多少錢，人類學家又掙多少錢。和我聊天的這位教授是個大學問家，特立獨行之輩，一談到了兒女，好像也不大特立獨行了。
說完了美國、前蘇聯，就該談談我自己。到現在為止，我寫了八年小說，也出了幾本書，但是大家沒怎麼看到。除此之外，我還常收到謾罵性的退稿信，這時我總善意地想：寫信的人準是在領導那裡挨了罵，找我撒氣。提起王小波，大家準會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我還在減熵過程中。順便說一句，人類的存在，文明的發展就是個減熵過程，但是這是說人類。具體說到自己，我的行為依舊無法解釋。再順便說一句，處於減熵過程中的，絕不只是我一個人。在美國，我遇上過支起攤來賣托洛茨基、格瓦拉、毛主席等人的書的傢伙，我要和他說話，他先問我怕不怕聯邦調查局——別的例子還很多。在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處流、蘋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這一宏大的過程，看到的現象相當於水往山上流、蘋果飛上天、兔子吃掉狼。我還可以說，光有熵增現象不成。舉例言之，大家都順著一個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後準會在個低洼的地方匯齊，擠在一起像糞缸里的蛆。但是這也不能解釋我的行為。我的行為是不能解釋的，假如你把熵增現象看成金科玉律的話。
當然，如果硬要我用一句話直截了當地回答這個問題，那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學才能，我應該做這件事。但是這句話正如一個嫌疑犯說自己沒殺人一樣不可信。所以信不信由你吧。 我終於有了勇氣來談談我在文學上的師承。小時候，有一次我哥哥給我念過查良錚先生譯的《青銅騎士》：
我愛你，彼得建造的大城
我愛你莊嚴、勻整的面容
涅瓦河的流水多麼莊嚴
大理石平鋪在它的兩岸……
他還告訴我說，這是雍容華貴的英雄體詩，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就不夠好：
我愛你彼得的營造
我愛你莊嚴的外貌……
現在我明白，後一位先生準是東北人，他的譯詩帶有二人轉的調子，和查先生的譯詩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歲，就懂得了什麼樣的文字才能叫作好。
到了將近四十歲時，我讀到了王道乾先生譯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說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詩人，後來作了翻譯家，文字功夫爐火純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譯筆沉痛之極。請聽聽《情人》開頭的一段：
「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里，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我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很美，現在，我是特為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你比年輕時還要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年輕時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容貌。」
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寫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譯筆也好，無限滄桑盡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對我的幫助，比中國近代一切著作家對我幫助的總和還要大。現代文學的其它知識，可以很容易地學到。但假如沒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這樣的人，最好的中國文學語言就無處去學。除了這兩位先生，別的翻譯家也用最好的文學語言寫作，比方說，德國詩選里有這樣的譯詩：
朝霧初升，落葉飄零
讓我們把美酒滿斟！
帶有一種永難忘記的韻律，這就是詩啊。對於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們——我愛他們。他們對現代漢語的把握和感覺，至今無人可比。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母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錚先生都曾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後來，因為他們傑出的文學素質和自尊，都不能寫作，只能當翻譯家。就是這樣，他們還是留下了黃鐘大呂似的文字。文字是用來讀，用來聽，不是用來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書。不懂這一點，就只能寫出充滿噪聲的文字垃圾。思想、語言、文字，是一體的，假如念起來亂糟糟，意思也不會好——這是最簡單的真理，但假如沒有前輩來告訴我，我怎麼會知道啊。有時我也寫點不負責任的粗糙文字，以後重讀時，慚愧得無地自容，真想自己脫了褲子請道乾先生打我兩棍。孟子曾說，無恥之恥，無恥矣。現在我在文學上是個有廉恥的人，都是多虧了這些先生的教誨。對我來說，他們的作品是比鞭子還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現在的年輕人，記住他們的名字、讀他們譯的書，是我的責任。
現在的人會說，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譯家。翻譯家和著作家在文學史上是不能相提並論的。這話也對，但總要看看寫的是什麼樣的東西。我覺得我們國家的文學次序是徹底顛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聲，一流的作品卻默默無聞。最讓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並沒有寫出來。這些作品理應由查良錚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壯年時寫出來的，現在成了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了……以他們二位年輕時的抱負，晚年的餘暉，在中年時如有現在的環境，寫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錚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回想我年輕時，偷偷地讀到過傅雷、汝龍等先生的散文譯筆，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還是詩人們的譯筆；是他們發現了現代漢語的韻律。沒有這種韻律，就不會有文學。最重要的是：在中國，已經有了一種純正完美的現代文學語言，剩下的事只是學習，這已經是很容易的事了。我們不需要用難聽的方言，也不必用艱澀、缺少表現力的文言來寫作。作家們為什麼現在還愛用劣等的文字來寫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輩翻譯家對文學的貢獻，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國新小說的前驅們指出的那樣，小說正向詩的方向改變著自己。米蘭·昆德拉說，小說應該像音樂。有位義大利朋友告訴我說，卡爾維諾的小說讀起來極為悅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灑落於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義大利文，但我能夠聽到小說的韻律。這要歸功於詩人留下的遺產。
我一直想承認我的文學師承是這樣一條鮮為人知的線索。這是給我臉上貼金。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錚先生都已故世之後，我也沒有勇氣寫這樣的文章。因為假如自己寫得不好，就是給他們臉上抹黑。假如中國現代文學尚有可取之處，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譯家身上。我們年輕時都知道，想要讀好文字就去要讀譯著，因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譯。這是我們的不傳之秘。隨著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寫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們的書還在，可以成為學習文學的範本。我最終寫出了這些，不是因為我的書已經寫得好了，而是因為，不把這個秘密說出來，對現在的年輕人是不公道的。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些，只按名聲來理解文學，就會不知道什麼是壞，什麼是好。 我念過文科，也念過理科。在課堂上聽老師提到藝術這個詞，還是理科的老師次數更多：化學老師說，做實驗有實驗藝術；計算機老師說，編程序有編程藝術。老師們說，怎麼做對是科學，怎麼做好則是藝術；前者有判斷真偽的法則，後者則沒有；藝術的真諦就是要叫人感到好，甚至是完美無缺；傳授科學知識就是告訴你這些法則，而藝術的修養是無法傳授的，只能夠潛移默化。這些都是理科老師教給我的，我覺得比文科老師講得好。
沒有科學知識的人比有科學知識的人更容易犯錯誤；但沒有藝術修養的人就沒有這個缺點，他還有容易滿足的好處。假如一個社會裡，人們一點文學修養都沒有，那麼任何作品都會使他們滿意。舉個例子說，美國人是不怎麼讀文學書的，一部《廊橋遺夢》就可以使他們如痴如狂。相反，假如在某個國家裡，欣賞文學作品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那就只有最好的作品才能使他們得到滿足。我想，法國最有資格算作這類國家。一部《情人》曾使法國為之轟動。大家都知道，這本書的作者是剛去世不久的杜拉斯。這本書有四個中文譯本，其中最好的當屬王道乾先生的譯本。我總覺得讀過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現代小說藝術；讀過道乾先生的譯筆，就算知道什麼是現代中國的文學語言了。
有位作家朋友對我說，她很喜歡《情人》那種自由的敘事風格。她以為《情人》是信筆寫來的，是自由發揮的結果。我的看法則相反，我認為這篇小說的每一個段落都經過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讀時，你會感到極大的震撼；但再帶看挑剔的眼光重讀幾遍，就會發現沒有一段的安排經不起推敲。從全書第一句「我已經老了」，給人帶來無限的滄桑感開始，到結尾的一句「他說他愛她將一直愛到他死」，帶來絕望的悲涼終，感情的變化都在準確的控制之下。敘事沒有按時空的順序展開，但有另一種邏輯作為線索，這種邏輯我把它叫做藝術——這種寫法本身就是種無與倫比的創造。我對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為我也這樣寫過：把小說的文件調入電腦，反覆調動每一個段落，假如原來的小說足夠好的話，逐漸就能找到這種線索；花上比寫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時間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說，比舊的好得沒法比。事實上，《情人》也確實是這樣改過，一直改到改不動，才交給出版社。《情人》這種現代經典與以往小說的不同之處，在於它需要更多的心血。我的作家朋友聽了以後感覺有點泄氣：這麼寫一本書，也不見得能多賺稿費，不是虧了嗎？但我以為，我們一點都不虧。現在世界上已經有了杜拉斯，有了《情人》，這位作家和她的作品給我們一個範本，再寫起來已經容易多了。假如沒有範本，讓你憑空去創造這樣一種寫法，那才是最困難的事：六七十年代，法國有一批新小說作家，立意要改變小說的寫法，作品也算是好看，但和《情人》是沒法比的。有了這樣的小說，閱讀才不算是過時的陋習——任憑你有寬銀幕、環繞立體聲，看電影的感覺終歸不能和讀這樣的小說相比。
譯《情人》的王道乾先生已經在前幾年逝世了。雖然沒有見過面，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輩。我知道他原是位詩人，四十年代末曾到法國留學，後來回來參加祖國建設，一生坎坷，晚年搞起了翻譯。他的作品我只讀過《情人》，但已使我終身受益。另一篇使我終身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錚(穆旦)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從他們那裡我知道了一個簡單的真理：文字是用來讀的，不是用來看的。看起來黑鴉鴉的一片，都是方塊字，念起來就大不相同。詩不光是押韻，還有韻律；散文也有節奏的快慢，或低沉壓抑，沉痛無比，或如黃鐘大呂，迴腸盪氣——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實際上，世界上每一種文學語言都有這種筋骨，當年我在美國留學，向一位老太太學英文，她告訴我說，不讀莎士比亞，不背彌爾頓，就根本不配寫英文——當然，我不會背彌爾頓，是不配寫英文的了，但中文該怎麼寫，始終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