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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萬曆十五年》是本好書，但又這樣雞蛋裡挑骨頭式的找它的毛病。這是因為此書不會因我的歪批而貶值，它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是一面鏡子，照見了我們的前輩──古時候的讀書人，或者叫作儒生們──是怎樣作人做事的。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從經典里學到了一些粗淺的原則，覺得自己懂了春秋大義，站出來管理國家，妄斷天下的是非屈直，結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團糟。大明帝國是他們交的學費，大清帝國又是他們交的學費。老百姓說：罐子裡養王八，養也養不大。儒學的罐子裡長不出現代國家來。萬曆十五年是今日之鑑，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之鑑，我希望他們讀過此書之後，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氣，在書齋里發現粗淺原則的熱情會有所降低，把這些原則套在國家頭上的熱情也會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會好過了。 鄭也夫先生的《代價論》在哈佛燕京叢書里出版了，書在手邊放了很長時間都沒顧上看——我以為如果沒有精力就讀一本書，那是對作者的不敬。最近細看了一下，覺得也夫先生文筆流暢，書也讀得很多，文獻準備得比較充分。就書論書，應該說是本很好的書；但就書中包含的思想而論，又覺得頗為牴觸。
說來也怪，我太太是社會學家，我本人也做過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但我對一些社會科學家的思想越來越覺得隔膜。這本書的主旨，主要是中庸思想的推廣，還提出一個哲理：任何一種社會倫理都必須付出代價，做什麼事都要把代價考慮在內等等。這些想法是不錯的，但我總覺有些問題當作技術問題看比當原則問題更恰當些。當你追求一種有利效果時，有若干不利的影響隨之產生，這在工程上最常見不過，有很多描述和解決這種問題的數學工具——換言之，如果一心一意地要背棄近代科學的分析方法，自然可以提出很多的原則，但這些原則有多大用處就很難說了。
中庸的思想放在一個只憑感覺做事的古代人腦子裡會有用——比方說他要蒸饅頭，記住中庸二字，就不會使饅頭髮酸或者鹼大。但近代的化工技師就不需要記住中庸的原則，他要做的是測一下Ph值，再用天平去稱量蘇打的份量。總而言之，我不以為中庸的思想有任何高明之處，當然這也可能是迷信分析分析方法造成的一種偏見。我聽到社會學家說過，西方人發明的分析方法已經過時，今後我們要用中國人發明的整合方法作研究；又聽到女權主義者說，男人發明的理性的方法過時了，我們要用感性的方法作研究。但我總以為，作研究才是最主要的。
《代價論》分專章討論很多社會學專題，有些問題帶有專門性我不便評論。但有一章論及烏托邦的，我對這個問題特別有興趣。「烏托邦」這個名字來自摩爾的同名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題材，它有獨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烏托邦，還有反面烏托邦。這後一種題材生命力尤旺。作為一種制度，它確有極不妥之處。首先，它總是一種極端國家主義的制度，壓制個人；其次，它僵化沒有生命力。最後，並非最不重要，它規定了一種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近代思想家對它多有批判，鄭先生也引用了。但他又說，烏托邦可以激勵人們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氣，這就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了。
烏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個錯誤。不管哪種烏托邦，總是從一個人的頭腦里想像出來的一個人類社會，包括一個虛擬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類社會。假如它是本小說，那倒沒什麼說的。要讓後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種極其猖狂的狂妄。現世獨裁者的狂妄無非是自己一顆頭腦代天下蒼生思想，而烏托邦的締造者的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帶替千秋萬代後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後世人變得愚蠢，這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現代社會的實踐證明，不要說至善至美的社會，就是個稍微過得去的社會，也少不了億萬人智力的推動。無論構思烏托邦，還是實現烏托邦，都是一種錯誤，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勵人們向上。我們曾經經歷過烏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氣，只可惜那是一種特殊的愚蠢而已。
從鄭也夫的《代價論》扯到烏托邦，已經扯得夠遠的了。下一步我又要扯到聖賢身上去，這題目和鄭先生的書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討厭烏托邦的人上溯它的源頭，一直尋到柏拉圖和他的《理想國》，然後朝他猛烈開火攻擊。中國的自由派則另有攻擊對象，說種種不自由的始作俑者。此時此地我也不敢說自己是個自由派，但我覺得這種攻擊有些道理。羅素先生攻擊柏拉圖是始作俑者，給他這樣一個罪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讀了理想國，胸中燃燒起萬丈雄心，想當萊庫格斯或一個哲人王，只可惜對權勢的愛好總是使他們誤入歧途。這話我想了又想，終於想到：說理想國的愛好者們愛好權勢，恐怕是不當的指責。萊庫格斯就不說了，哲人王是什麼？就是聖賢啊。 有人問一位登山家為什麼要去登山——誰都知道登山這件事既危險，又沒什麼實際的好處，他回答道：「因為那座山峰在那裡。」我喜歡這個答案，因為裡面包含著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說是山在那裡使他心裡痒痒。除此之外，我還喜歡這位登山家幹的事，沒來由地往懸崖上爬。它會導致肌肉疼痛，還要冒摔出腦子的危險，所以一般人儘量避免爬山。用熱力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個減熵現象，極為少見。這是因為人總是趨利避害，熱力學上把自發現象叫做熵增現象，所以趨害避利肯定減熵。
現在把登山和寫作相提並論，勢必要招致反對。這是因為最近十年來中國有過小說熱、詩歌熱、文化熱，無論哪一種熱都會導致大量的人投身寫作，別人常把我看成此類人士中的一個，並且告誡我說，現在都是什麼年月了，你還寫小說？（言下之意是眼下是經商熱，我該下海去經商了）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樣。前三種熱發生時，我正在美國念書，絲毫沒有受到感染。我們家的家訓是不准孩子學文科，一律去學理工。因為這些緣故，立志寫作在我身上是個不折不扣的減熵過程。我到現在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幹這件事，除了它是個減熵過程這一點。
有關我立志寫作是個減熵過程，還有進一步解釋的必要。寫作是個籠統的字眼，還要看寫什麼東西。寫暢銷小說、愛情小詩等等熱門東西，應該列入熵增過程之列。我寫的東西一點不熱門，不但掙不了錢，有時還要倒貼一些。嚴肅作家的「嚴肅」二字，就該做如此理解。據我所知，這世界上有名的嚴肅作家，大多是湊合過日子，沒名的大概連湊合也算不上。這樣說明了以後，大家都能明白我確實在一個減熵過程中。
我父親不讓我們學文科，理由顯而易見。在我們成長的時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風關了臨獄，王實味被槍斃了。以前還有金聖歎砍腦殼等等實例。當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內飲酒，門外勸水的人，自己也是個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認自己擇術不正，不足為訓。
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就此全學了理工科，只有我哥哥例外。考慮到我父親脾氣暴躁、吼聲如雷，你得說這種選擇是個熵增過程。而我哥哥那個例外是這麼發生的：七八年考大學時，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澗煤礦最強壯的青年礦工，吼起來比我爸爸音量還要大。無論是動手揍他，還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所以就任憑他去學了哲學，在邏輯學界的泰斗沈有鼎先生的門下當了研究生。考慮到符號邏輯是個極專門的學科（這是從外行人看不懂邏輯文章來說），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從以上的敘述，你可以弄明白我父親的意思。他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學一種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專業，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我父親一生坎坷，他又最愛我們，這樣的安排在他看來最自然不過。
我自己的情形是這樣的：從小到大，身體不算強壯，吼起來音量也不夠大，所以一直本分為人。儘管如此，我身上總有一股要寫小說的危險情緒。插隊的時候，我遇上一個很壞的傢伙（他還是我們的領導，屬於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少數壞幹部之列），我就編了一個故事，描寫他從尾骨開始一寸寸變成了一頭驢，並且把它寫了出來，以泄心頭之憤。後來讀了一些書，發現卡夫卡也寫了個類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還有一個故事，女主人公長了蝙蝠的翅膀，並且頭髮是綠色的，生活在水下。這些二十歲前的作品我都燒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說明這種危險傾向的由來。後來我一直抑制著這種傾向，念完了本科，到美國去留學。我哥哥也念完了碩士，也到美國去留學。我在那邊又開始寫小說，這種危險的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
在美國時，我父親去世了。回想他讓我們讀理科的事，覺得和美國發生的事不是一個邏輯。這讓我想起了前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對大音樂家蕭斯塔科維奇說的話來：「我小的時候，很有音樂天才。只可惜我父親沒錢給我買把小提琴！假如有了那把小提琴，我現在就坐在你的樂池裡。」這段話乍看不明其意，需要我提示一句：這次對話發生在前蘇聯的三十年代，說完了沒多久，圖元帥就一命嗚呼了。那年頭專斃元帥將軍，不大斃小提琴手。「文化革命」里跳樓上吊的卻是文人居多。我父親在世時，一心一意地要給我們每人都弄把小提琴。這把小提琴就是理工農醫任一門，只有文科不在其內，這和美國發生的事不一樣，但是結論還是同一個——我該去干點別的，不該寫小說。
有關美國的一切，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American’sbusinessisbusiness，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那個國家永遠是在經商熱中，而且永遠是1000度的白熱。所以你要是看了前文之後以為那裡有某種氣氛會有助於人立志寫作就錯了。連我哥哥到了那裡都後悔了，覺得不該學邏輯，應當學商科或者計算機。雖然他依舊無限仰慕羅素先生的為人，並且竭其心力證明了一項幾十年未證出的邏輯定理，但是看到有錢人豪華的住房，也免不了嘮叨幾句他對妻兒的責任。
在美國有很強大的力量促使人去掙錢，比方說洋房，有些只有一片小糙坪，有的有幾百畝糙坪，有的有幾千畝糙坪，所以僅就住房一項，就能產生無窮無盡的掙錢的動力。再比方說汽車，有無窮的檔次和價格。你要是真有錢，可以考慮把甘迺迪遇刺時坐的汽車買來坐。還有人買下了前蘇聯的戰鬥機，駕著飛上天。在那個社會裡，沒有人受得了自己的孩子對同伴說：我爸爸窮。我要是有孩子，現在也准在那裡掙錢。而寫書在那裡也不是個掙錢的行當，不信你到美國書店裡看看，各種各樣的書脹了架子，和超級市場裡陳列的衛生紙一樣多——假如有人出售苦心積慮一頁頁寫出的衛生紙，肯定不是好行當。除此之外，還有好多人的書沒有上架，窩在他自己的家裡。我沒有孩子，也不準備要。作為中國人，我是個極少見的現象。但是人有一張臉，樹有一張皮，別人都去掙錢，自己卻在干可疑的勾當，臉面上也過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