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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種有中國特色的人類學研究方法，還有別的方法可用——比方說，採用分層抽樣的方法，展開問卷調查。這必須和某個政府機關合作，還要由一所大學的社會學系來進行。假如研究的目標是一座中等城市，你先在該城市裡抽出一定數量的辦事處，再在各辦事處下抽出一定數量的居委會。再以後，從居民的花名冊上抽出個人。有一件事一定不要忽略，就是要根據研究的需要，特別保證某種職業或年齡組的人有一定的數量。用術語來說，研究假設規定的各子樣本都要有足夠的樣本量。調查完畢還要拿一些基本的統計和人口普查的結果對照，看看本次調查有無代表性。做到了這些，抽樣就算有了科學性。所有的社會學教科書都寫著這套方法，但國外的教科書上沒寫辦事處、居委會、居民花名冊，只簡單地提到可以利用電話本和教堂的人口記錄。還有一些事情，中外所有的社會學書都沒有提，那就是怎樣去找一大筆研究經費，怎樣去求得政府機關的合作，但是成熟的社會學家自會想出辦法來，所以調查還是可以進行。一大批調查員（在校大學生）由居委會幹部帶路，前往各家各戶。如果問卷涉及到個人隱私，居委會的幹部是絕對必要的。因為被抽中的人可能會拒絕回答。在這種情況之下，血氣方剛的大學生會和面有慍色的被調查者吵起架來，後者會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你憑什麼來問我？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前者答不出，就難免出言不遜。而居委會幹部可以及時出場，把後者帶到一旁，對他（或她）進行一些教育和說服。然後他（或她）就忍氣吞聲地回來，回答這些敏感的問題。必須強調指出，這種調查的場面不是筆者的想像，我在社會學研究單位工作過，這些事我是知道的。我總覺得，假如有調查對象不情願的情形，填出來的問卷就沒有了科學性。
根據我的經驗，問卷調查有兩大難關，其一是如何找錢和得到政府機構的合作，其二是怎樣讓調查對象回答自己的問題。對一般的社會調查，前一個問題更大；對敏感問題，後一個問題更大。概括地說，前一個問題是：如何得到一個科學的樣本。後一個問題是：如何使樣本里的人合作。在性這種題目上，後一個問題基本無法克服。舉個國外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美國前不久進行了一次關於性行為的調查，前一個問題解決得極好，國會給社會學家撥了一筆巨款來做這項研究，政府把保密的人口記錄（社會保險號碼）也對社會學家敞開了，因此他們就能得到極好的樣本，可以讓其他社會學家羨慕一百年。但以後發生的事就不讓人羨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對自己進入這個樣本並不滿意——他們不肯說。如前所述，美國沒有居委會幹部，警察對這件事也不便插手。所以他們採用了另一個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說，我就不斷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了十四次，讓你煩得要死。這樣做了以後，美國的性社會學家終於可以用蓋世太保的口吻得意洋洋地宣布說：大多數人都說了。還有個把沒說的，但就是在蓋世太保的拷問室里，也會有些真正的硬骨頭寧死不說，社會學家不必為此羞愧。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們的研究報告：統計的結果自相矛盾處甚多。試舉一例，美國男性說，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為；女性則說，一月是兩三次。多出來的次數怎麼解釋？——美國男人中肯定沒有那麼多的同性戀和獸jian者。再舉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性戀者少，無神論者中同性戀者多。研究說明，不信教就會當同性戀。我恐怕羅馬教皇本人也不敢說這是真的，因為有個解釋看起來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壓叫人不敢說實話。最後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認，有些受調查人沒說實話。必須客觀地指出，比之其他社會學家，性社會學家做大規模調查的機會較少，遇到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就有點熱情過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訴你什麼，我自會告訴你；我不想告訴你，你就是把我吊起來打，我也不會告訴你實話——何況你還不敢把我吊起來打。
誠然，除了吊打之外，還有別的方法，比方說，盯住了選定的人，走到沒人的地方，把他一悶棍打昏，在他身上下個竊聽器，這樣就能獲得他一段時間內性行為的可信情報。除了結果可信，還使用了高科技，這會使追時髦的人滿意。但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過重時打死人不好交代之外，社會學家也必須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隨便打人悶棍。由此可以得到一種結論：社會學家的研究對象是人，不是實驗室里的耗子，對他們必須尊重；一切研究必須在被研究者自願的基礎上進行。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銀河所用的調查方法很值得讚美。她主要
是請別人談談自己的故事——當然，她自己也有些問題要問，但都是在對方敘述的空隙時附帶式地提上一句。假如某個問題會使對方難堪，她肯定不會問的。這是因為，會使對方不好意思的問題，先會使她自己不好意思。我總覺得她得到的材料會很可信，因為她是在自己的文化里，用一顆平常心來調查。這種研究方式比學院式的裝腔作勢要有價值——馬林諾夫斯基給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作序時，說過這個意思。
想當年，費孝通在江村做調查。這地方他很熟，差不多就是他的故鄉；和鄉民交談很方便，用不著找個翻譯；他可以在村里到處轉，用不著村長陪著。就這樣，差不多是在隨意的狀態中，他搜集了一些資料，寫成了自己的論文。這論文得到馬林諾夫斯基非常高的評價。馬氏以為，該論文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不擺什麼學術架子——時隔很多年，中國的學者給這種研究方法起了個學術架子很足的名稱，叫做本土社會學。我覺得李銀河最近的研究有本土社會學的遺風。與之相對的，大概也不能叫做外國社會學。問卷調查的方法、統計分析的方法，雖然是外國人的發明，但卻確實是科學的方法。使用這些方法時，必須有政府的批准和合作，所以可以叫做官方社會學。縱然這是不得已的，藉助政府的力量強求老百姓合作總是不好，任何認真的社會學家都會心中有愧。中國社會學家得到的研究結果和上面想要見到的總是那麼吻合——這也許純屬偶合，但官樣文章讀起來實在乏味。在調查個人敏感問題時，官方社會學會遇到困難，在這些困難面前，社會學又有所發展，必須有新的名稱來表示這種發展。比方說，美國性社會學家採用的那種苦苦逼問的方法，可以叫做拷問社會學。再比方說，我們討論過的那種把人打暈，給他裝竊聽器的方法，又可以叫做刑偵社會學。這樣發展下去，社會學就會帶上納粹的氣味，它的調查方法，帶有希姆萊的味道；它的研究結果，帶有戈培爾的味道。我以為這些味道並不好。相比之下，李銀河所用的方法雖然土些，倒沒有這些壞處。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很早就在中國出版了，因為選了家好的出版社（三聯），所以能夠不斷重印。我手裡這一本是95年底第4次印刷的，以後還有可能再印。這是本老書，但以新書的面目面市。這兩年市面上好書不多，還出了些「說不」的破爛。相比之下我寧願說說不新的《萬曆十五年》：舊的好書總比新的爛書好。
黃先生以明朝的萬曆十五年為橫斷面，剖開了中國的傳統社會：這個社會雖然表面上尊卑有序，實際上是亂糟糟的。書里有這麼個例子：有一天北京城裡哄傳說皇上要午朝了，所有的官員（這可是一大群人）趕緊都趕到城市的中心，擠在一起像個騾馬大集，把皇宮的正門堵了個嚴嚴實實，但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把他氣得要撒癔症。假如哪天早上你推門出去，看到外面樓道上擠滿了人，都說是你找來的，但你自己不知道有這麼回事，你也要冒火，何況是皇上。他老人家一怒之下罰了大家的俸銀──這也沒有什麼，反正大家都有外快。再比方說，中國當時軍隊很多，機構重疊，當官的很威武，當兵的也不少，手裡也都有傢伙，但都是些廢物。極少數的倭寇登了陸，就能席捲半個中國。黃先生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來考察，到處都是亂糟糟；偏偏明朝理學盛行，很會擺排場，高調也唱得很好。用儒學的標準來看，萬曆年間不能說是初級階段，得說是高級階段，但國家的事辦得卻是最不好，要不然也不會被區區幾個八旗兵亡掉。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個國家是不夠的，還得有點別的；中國必須從一個靠尊卑有序來管理的國家，過渡到靠數目字來管理的國家。
我不是要和黃先生扳槓，若說中國用數字來管理就會有前途，這個想法未免太過天真──數數誰不會呢。大躍進時畝產三十萬斤糧，這不是數目字嗎？用這種數字來管理，比沒有數字更糟，這是因為數字可以是假的，尤其是阿拉伯數字，在後面添起0來太方便，讓人看了打怵。萬曆年間的人不識數嗎？既知用原則去管理社會不行，為什麼不用數字來管？
黃先生又說，中國儒家的原則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國家時，宗旨的善良不能彌補制度的粗疏。這話我相信後半句，不信前半句。我有個例子可以證明它行不通。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岳母，一個極慈愛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話來說，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當然不是下圍棋時說的半個子，是指半個兒子──她對我有權威，我對她有感情，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衛生間沒有掛鏡子，因為是水泥牆，釘不進釘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們家來，拿來了一面鏡子和一根釘子，說道：拿錘子來，你把釘子釘進牆裡，把鏡子掛上。我一看這釘子，又粗又鈍。除非用she釘槍來發she，決釘不進牆裡──實際上這就是這釘子的正確用途。細心考慮了一下，我對岳母解釋道：媽，你看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樣。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she釘槍，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進牆裡，要打很多下，水泥還能不碎嗎？結果肯定是把牆鑿個坑，釘子也釘不上──我說得夠清楚的了吧？老太太聽了瞪我一眼道：我給你買了釘子，又這麼大老遠給你送來，你連試都不試？我當然無話可說。過了一會兒，地上落滿了水泥碎塊，牆上出現了很多淺坑。老太太滿意了，說道：不釘了，去吃飯。結果是我家浴室的牆就此變了麻子，成了感情和權威的犧牲品。過些時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衛生間也是水泥牆，上面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鈍釘子釘出來的；他不願毀壞自己的牆，但更不願傷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標準，我岳母對待我們符合仁的要求，我們對待我岳母也符合仁的標準，結果在牆上打了些窟窿。假設她連我的PC機也管起來，這東西肯定是在破爛市上也賣不出去，我連吃飯的傢伙都沒有了。善良要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所以讓我去選擇道德的根基，我願選實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