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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前一種立場上，我們認為，中國的同性戀現象是一種真正的事實，不能對它視而不見，必須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這個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知道中國現有的同性戀群體是什麼樣子的。而站在後一種立場上，我們會發現自己是發瘋了。這種研究不風雅，也難以學院式的口吻來陳述。最主要的是，在這項研究中，不能夠直接表現出我們社會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多麼的正確和偉大。
這後一種立場，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中心主義」。從這一立場出發所做的研究，只是為了尋求來自意識形態方面的好評，故而它是按照可能得到好評的程度來構造研究的方向和結果的。從事這種研究，因為預知了的結果，同手yín很相似。一個男人在手yín之先，就預知結果是本人的shexx精。然而這不妨礙手yín在他的想像中有聲有色地進行，這是因為有快感在支持。對於從意識形態中心主義立場出發的研究來說，來自意識形態方面的好評就具有快感的意味。然而，這種活動絕對不會產生任何真正的果實。
在說明了這一點之後，就可以對公眾說明我們研究同性戀的初衷了。我們是真誠的求知者，從現存的事實看，同性戀現象無論如何也是值得研究的。以保守的估計來說，同性戀者至少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這肯定夠上了必須加以研究的規模。同性戀活動影響到家庭和社會關係的各個方面，其影響因此超過了百分之一的規模。中國的男同性戀者多是要結婚的，必然對女性的婚姻生活有重大影響。上述任何一條，都成立為研究的理由。
此外，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弗羅姆倡導的人文主義立場。他說過馬林諾夫斯基也說過，科學的價值在於為人類服務。我們不能保證每次研究都有直接的應用價值，但應保證他們都是出於善良的願望。我們在做同性戀研究時，也對他們懷有同樣的善良願望，希望對他們有所幫助，而不是心懷惡意，把他們看作敵對的一方。我們始終懷著善意與研究對象交往。這種立場，我們稱之為科學研究的善良原則。
以上所述，可以概括為科學研究的實事求是原則、反意識形態中心主義原則和善良原則，這些原則就是我們研究同性戀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在正文開始之前，略加陳述，以期求得讀者的共鳴，是為序言。 在描述和討論了中國的男同性戀現象之後，我們發現，在這個社會中，有如此龐大的一個人群和如此重要的一些事實，曾被完全忽略了。以人的視力來比方的話，這個社會的視力在人們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幾近全盲，雖然在其他方面它的視力是非常之好的。這就引起了我們的恐慌：假如它的視力有如此之大的缺陷，誰能保證它沒有看漏別的什麼更重要的事情？在我們這個社會裡，誰知道還有如此巨大而被人們視而不見的東西？
其實，同性戀這件事意義就非同小可。假如你是一位婦女，又不幸嫁給了同性戀者，也許就會遇上冷漠、疏遠、沒有性生活，卻完全不知道是因為什麼，也許一生的幸福會因此而報銷。誰能夠說，這樣的事還不算嚴重？在我們的研究中發現，這樣的婦女是有的。她們既不知道有同性戀這樣的事，也不知道丈夫是同性戀者，還以為世上所有的男人全是這樣，因此也不會抱怨什麼。於是，我們認為很嚴重的事，她卻以為不嚴重。可是一旦她知道了這件事的內情，定然會勃然大怒，以為受了愚弄。
我們舉這樣的例子，不是要譴責同性戀者，而是要說明我們做此研究的本意。我們不認為自己已經完全說明了中國當代同性戀現象的全貌，但是假若我們真的做到了這一點，必然會有人認為，我們揭開了社會的瘡疤，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煩，這是因為我們把被愚弄而不自知的平靜，轉化成自覺被愚弄的痛苦。其實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這瘡疤早早揭開的話，就不會有受愚弄的人。
就整體而言，這個研究的出發點是對這個社會視力缺陷的憂慮，以青蛙的視力來打比方，青蛙的視力也有類似的缺陷。它能夠看到眼前飛過的一隻蚊蟲，卻對周圍的景物視而不見，於是在公路上常能看見扁平如煎餅的物體，它們曾經是青蛙。它們之所以會被車輪軋到如此之扁，都是因為視覺上的缺陷。
儘管我們這個社會已經存在了非常之久，但它對人類本身一些最基本的方面還一無所知。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還不知道，為什麼農民非要生很多孩子不可，假如要他們自願少生一些，應該用什麼辦法。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大多數中國人寧願在婚喪嫁娶方面花很多錢，卻不肯用來改善生活。像這樣的事情多得數不過來。從社會學角度來說，我們沒有好的假設可供檢驗；從人類學角度來說，我們對這些人的生活尚缺乏根本的了解。假如不了解這些事，恐怕有一天我們會被軋得非常之扁。
同性戀研究給我們以這樣的啟示：倘若生活中存在著完全不能解釋的事，那很可能是因為有我們所不知道的事實，而不知道的原因卻是我們並不真正想知道。比如我們以前不知道同性戀的存在，是因為我們是異性戀；我們不知道農民為什麼非生很多孩子不可，是因為我們是城裡人。人類學和社會學告訴我們的是：假如我們真想知道，是可以知道的。 我念大學本科時，我哥哥在讀研究生。我是學理科的，我哥哥是學邏輯學的。有—回我問他：依你之見，在中國人寫的科學著作中，哪本最值得一讀？他毫不猶豫地答道：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現在假如有個年輕人問我這個問題，不管他是學什麼的，我的回答還是《江村經濟》——但我覺得這本書的名字還是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為好。它的長處在於十分誠實地描述了江南農村的生活景象，像這樣的誠實在中國人寫的書里還未曾有過。同是社會學界的前輩，李景漢先生做過《定縣調查》，把一個縣的情況搞得清清楚楚。學社會學的人總該讀讀《定縣調查》——但若不學社會學，我覺得可以不讀《定縣調查》，但不讀《江村經濟》可不成。中國的讀書人有種毛病，總要把某些事實視而不見，這些事實里就包括了中國農民的生活。讀書人喜歡做的事情是埋首於故紙堆里，好像故紙之中什麼都有了。中國的典籍倒是浩若煙海，但假若沒人把事實往紙上寫，紙上還是什麼都沒有。《江村經濟》的價值就在於它把事實寫到了紙上，在中國這個地方，很少有人做這樣的事。馬林諾夫斯基給《江村經濟》做序，也稱讚了費先生的誠實。所以費先生這項研究中的誠實程度，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這篇文章的主旨不是談《江村經濟》，而是談誠實。以我之見，誠實就像金子一樣，有成色的區別。就以費先生的書為例，在海外發表時，叫作「中國農民的生活」；這是十足赤金式的誠實。在國內發表時叫作《江村經濟》，成色就差了一些，雖然它還是誠實的，而且更對中國文人的口味。我們這裡有種傳統，對十足的誠實甚為不利。有人說，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學問，什麼叫作「是」（be），什麼叫作「應該是」（shouldbe），從來就沒搞清楚過。我們知道，前者是指事實，後者是指意願，兩者是有區別的。人不可能一輩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總把意願和事實混為一談，那他怎麼生活呢。所以，當朱夫子開始學術思維時，他把意願和事實當成了一回事——學術思維確有這樣一種特點；不做學問時，意願和現實又能分開了。不獨朱夫子，中國人做學問時部是如此，自打孔子到如今，寫文章時都要拿一股勁，討論國計民生乃至人類的前途這樣的大題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結論，在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誠實倒顯得可羞。在所有重大題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結論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願和事實混為一談，這卻是很難做到的。
人忠於已知事實叫作誠實；不忠於事實就叫作虛偽。還有些人只忠於經過選擇的事實，這既不叫誠實，也不叫虛偽，我把它叫作浮囂。這是個含蓄的說法，乍看起來不夠貼切，實際上還是合乎道理的：人選擇事實，總是出於浮囂的心境。有回，我讀一位海外新儒家學者的文集（我對海外的新儒學並無偏見，只是舉個例子），作者一會兒引東，一會兒引西，從馬克斯·韋伯到現代美國黑人的「尋根文學」引了一個遍，所舉例子都不甚貼切，真正該引用的事例他又沒有引到。我越看越不懂，就發了狠，非看明白不可。最終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記者問，把自己所治之學和台灣當局的「文化建設」掛上了鉤——看到這裡，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還知道台灣當局拉攏海外學人是不計工本的，這就是浮囂的起因——當然，更遠的起因還能追溯到科舉、八股文，人若把學問當作進身之本來做，心就要往上浮。誠實不是學術界的長處，因為太誠實了，就顯得不學術；像費先生在《江襯經濟》里表現出的那種誠實，的確是風毛鱗角。有位外國記者問費先生：你覺得中國再過幾時才能再出一個費孝通？他答：五十年。這話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終還是不得不信。 李銀河新近完成了一項對婦女的感情與性的研究，報告已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專著正在出版過程中。這項研究沒有採用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的方法，而是採用了文化人類學訪談的調查方法——雖然這不是這項研究的唯一特色，但也值得說上一說。
從旁看來，李銀河的調查方法缺少神秘色彩——找到一位樂於接受訪談的人，首先要決定的是大家怎麼見面：是她去呢，還是人家來。在電話上約定了以後，就可以進行下一步。
若是她去，她就提上一個手提包上路，包里放著筆記本和幾支原子筆，通常是擠公共汽車去——因為要見生人，所以還化了一下妝，這在她是很鄭重的舉動，但別人恐怕根本看不出來。在京城，打扮最不入時、穿著最隨便的女士，大概就是女教授、女博士了。化了妝的女博士還是女博士，不會因此變成公關小姐……就這樣，她訪問了很多人。這使大家覺得什麼博士啦，教授啦，也就是些一般人。
若是人家來，對方就要走進她住的那座宿舍樓，走過滿是塵土的樓道。她的家和一般文化人的家一樣，堆滿了雜亂無章的書籍和紙張。她給客人敬上一杯清茶，就開始訪談。談完之後，假如到了吃飯時間，就請客人吃頓便飯。一切都和工薪階層的人士接待朋友時做的一樣。她從來沒給客人報銷過「的票」，客人也沒有這樣的要求，因為看她的樣子就不像能報銷「的票」的人。隨著研究工作的進行，越來越多的人到過她家裡，她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有一天，一位調查對象（這位朋友是男性，屬另一項調查）很激動地說：李教授，像你這樣可不成！不該把陌生人約到家裡來。然後她想了一想，覺得沒什麼不行的，再說，也沒有別的地點可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