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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成長大體受到三種力量的左右：他父母的意願，他的際遇，他本人的意願。而一個人成為同性戀者不是因為父母的意願，也不是他自己的決定，而是一種際遇。就算這是遺傳決定的，一個人帶有何種遺傳因子，對他自己也是一種際遇吧。既然這不由他本人決定，同性戀就不是一種道德或者思想問題。我們想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同性戀者像其他人群一樣有些負面的現象，比如喜新厭舊、對戀愛對象不忠誠、對妻子家人隱瞞自己的真實性傾向等等，這些或者可以說是思想或者道德問題，有一些具體的人應當為此負責任。但不該讓全體同性戀者為此負責。
沒有人願意自己的孩子長成一個同性戀者，包括同性戀者本人在內。這是因為同性戀者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會遇到比常人不利的成長環境。這種願望無可非議，但是現在舉不出什麼可靠的方法可以防止孩子成為同性戀者。發現孩子有同性戀傾向，也沒有可靠的辦法矯正。
不久前，在一個會議上聽到一種說法，把同性戀稱為「社會醜惡現象」，列入了應當根除之列。在驚愕之餘，我們也感覺到一些人對我們的社會期望之高。假如我們這個社會是一片莊稼地的話，這些同志希望這裡的苗整齊劃一，不但沒有雜糙，而且每一棵苗都是一樣的，這或許就是那位以同性戀為「醜惡現象」的人心目中的「美麗現象」吧。不幸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種自然現象，而不是某種意志的產物。這種現象的內容就包括：人和人是不一樣的，有性別之分，賢愚之分，還有同性戀和異性戀之分，這都是自然的現象。把屬於自然的現象叫做「醜惡」，不是一種鄭重的態度。這段話的意思說白了就是這樣的：有些事原本就是某個樣子，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現在我們都知道納粹分子對猶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知道他們對同性戀者也犯下了同樣的罪行的人就少了。這是因為猶太人在道德上比較清白無辜，同性戀者在多數人看來就不是這樣的，遇到傷害以後很少有人同情，故而處於軟弱無力的境地。我們的好幾位調查對象就曾受敲詐，遭毆打，事後也不敢聲張。有一個形容缺德行為的順口溜：打聾子罵啞巴扒絕戶墳——現在可以給它加上一句：敲詐同性戀。打聾子缺德，是因為他不知你為何打他，也就不知該不該還手；罵啞巴缺德，是因為他還不了口；扒絕戶墳缺德，是因為沒有他的後人來找你算帳；敲詐同性戀缺德，是因為他不敢報案。這四種行為全在同一水平線上。照我們的看法，這才是「醜惡現象」，應當加以根除。一個現象是否醜惡，應當由它的性質來決定，而不是由它是針對什麼人來決定。
國外不少社會學同仁都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了解那些在社會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人群，如娼jì、同性戀者、少數民族，甚至與男性相比之下處於不利地位的全體女性，幫助他們改善生存環境，改變於人於己有害的行為方式，以便得到更好的生活。雖然我們研究同性戀現象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發現事實，但同時也希望通過我們的調查研究，使公眾對這個社會的許多不為人知的方面有所了解，並持一種更符合現代精神的科學態度。 1992年，我和李銀河合作完成了對中國男同性戀的研究之後，出版了一本專著，寫了一些文章。此後，我們仍同研究中結識的朋友保持了一些聯繫。除此之外，還收到了不少讀者的來信。最近幾年，雖然沒有對這個問題做更深的研究，但始終關注著這一社會問題。
從1992年到現在，關注同性戀問題的人已經多起來。有不少關於同性戀的研究發表，還有一些人出來做同性戀者的社會工作，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事情。當然，假如在愛滋病出現
之前就能有人來關注同性戀的問題，那就更好一些。據我所知，因為愛滋病流行才來關注這個問題，是件很使同性戀者反感的事情。我們的研究是出於社會學方面的興趣，這種研究角度，調查對象接受起來相對而言比較容易些。
做科學研究時應該價值中立，但是作為一個一般人，就不能迴避價值判斷。作為一個研究者，可以迴避同性戀道德不道德這類問題，但作為一個一般人就不能迴避。應該承認，這個問題曾經使我相當地困惑，但是現在我就不再困惑。假定有個人愛一個同性，那個人又愛他，那麼此二人之間發生性關係，簡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又不傷害別人的事，談不上不道德。有些同性戀伴侶也會有很深、很長久的關係，假如他們想要做愛的話，我想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反對他們。我總覺得長期、固定、有感情的性關係應該得到尊重。這和尊重婚姻是一個道理。
這幾年，我們聽到過各種對同性戀的價值判斷，有人說：同性戀是一種社會醜惡現象，同性戀不道德，等等。因為我有不少同性戀者朋友，他們都是很好的人，我覺得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所以這些話曾經使我相當難過。但現在我已經不難過了。這種難過已經變成了一種泛泛的感覺：在我們這裡，人對人的態度，有時太過粗暴、太不講道理。按現代的標準來看，這種態度過於原始——這可能是傳統社會的痕跡。假如真是這樣，我們或許可以期望將來情況會變得好些。
我對同性戀者的處境是同情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終生戀人，渴望能終生廝守，但現在卻是不可能的，這就讓人更加同情。不管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對愛情忠貞不渝的人總是讓人敬重。但是同性戀圈子裡有些事我不喜歡，那就是有些人中間存在的性亂。和不了解的人發生性關係，地點也不考究；不安全、不衛生，又容易冒犯他人。國外有些同性戀者認為，從一而終，是異性戀社會裡的陳腐觀念，他們就喜歡時常更換性伴。對此我倒無話可說。但一般來說，性亂是社會裡的負面現象，是一種既不安定又危險的生活方式。一個有理性的人總能相信，這種生活方式並不可取。
眾所周知，近幾年來人們對同性戀現象的關注，是和對愛滋病的關注緊密相聯的。但愛滋病和男同性戀的關聯，應該說是有很大偶然性的。國外近幾年的情況是：愛滋病的主要傳播渠道不再是男同性戀，它和其他性傳播疾病一樣，主要在社會的下層流傳。這是因為人們知道了這種病是怎麼回事，素質較高的人就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來預防它。剩下一些素質不高的人，才會患上這種病。沒有錢、沒有社會地位、沒有文化，人很難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倒以為，假如想要防止愛滋病在中國流行，對於我國的流浪人口，不可掉以輕心。
愛滋病發現之初，有些人說：這種病是上帝對男同性戀者的懲罰。現在他們該失望了——不少靜脈吸毒者也得了愛滋病。我覺得人應該希望有個仁慈的上帝，指望上帝和他們自己一樣壞是不對的。我知道有些人生活的樂趣就是發掘別人道德上的毛病，然後盼著人家倒霉。謝天謝地，我不是這樣的人。
鑑於本文將在醫學雜誌上發表，「醫者父母心」，一種人文的立場可能會獲得更多的共鳴。我個人認為，享受自己的生活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頭等重要的事。性可以帶來種種美好的感受，是人生最重要的資源。而同性戀是同性戀者在這方面所有的一切。就我所知，醫學沒有辦法把同性戀者改造成異性戀者——我猜這是因為性傾向和人的整個意識混為一體——所謂矯治，無非是剝奪他的性能力。假如此說屬實，矯治就沒什麼道理。有的人渴慕異性，有些人渴慕同性，但大家對愛情的態度是一樣的，歧視和嘲笑是沒有道理的。歷史上迫害同性戀者最力者，或則不明事理，或則十分偏執——我指的是中世紀的某些天主教士和納粹分子——中國歷史上沒有迫害同性戀的例子，這可能說明我們的祖先既明事理，又不十分偏執，這種好傳統應該發揚光大。我認為社會應該給同性戀者一種保障，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舉例來說，假如有一對同性戀者要結婚，我就看不出有什麼不可以。
至於同性戀者，我希望他們對生活能取一種正面的態度，既能對自己負責，也能對社會負責。我認識的一些同性戀者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質、很好的工作能力。我總以為，像這樣一些朋友，應該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像個樣子。我是個異性戀者，我的狹隘經驗是：能和自己所愛的女人體面地出去吃飯，在自己家裡不受干擾地做愛比較好。至於在街頭巷尾勾個性伴，然後在個骯髒地方瞎弄幾下是不好的。當然，現在同性戀者很難得到這樣的條件，但這樣的生活應該是他們爭取的目標。 當我們對我國的同性戀現象進行研究時，常常為這樣的問題所困擾：你們為什麼放著很多重大問題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性戀？假如這種詰難來自社會學界同仁，並不難答覆。正文中將有專門的章節討論做同性戀研究的原因。難於答覆的是來自一般人的詰難。故此這個問題又可以表述為：你們作為社會學者，為什麼要研究同性戀？回答這個問題的困難並不在於我們缺少研究同性戀的理由，而在於我們缺少做出答覆的資格。眾所周知，只有一門科學中的出類拔萃之士，才有資格代表本門科學對公眾說話。
然而我們又不得不做出解釋。我們做這項研究所受到的困擾，不只是詰難，而且在於，社會中有一部分人不贊成研究同性戀。毛澤東曾說，對牛彈琴，如果去掉對聽琴者的藐視，剩下的就只是對彈琴者的嘲弄。雖然如此，我們仍不揣冒昧，不懼嘲弄，要對公眾陳述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立場，以及根據這樣的立場，對同性戀的研究為什麼必不可少。
半個世紀以前，在文化人類學中處於泰山北斗地位的馬林諾夫斯基為費孝通所著的《江村經濟》一書作序時，對費孝通的工作給予極高的評價。馬林諾夫斯基認為，這本書的最大優點在於，它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進行觀察的結果。正因為有這樣的特點，所以它是一個實地調查者最珍貴的成就。
費孝通的研究對象是一個社區，包括了社區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這樣的研究在深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與我們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是這項研究中有一些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記取。這就是，作為土生土長的人，對熟悉的人群做實在的觀察，不迴避生活的每一個側面。這種實在的作風乃是出於以下的信念：「真理能夠解決問題，因為真理不是別的而是人對真正的事實和力量的實事求是。」站在這種信念的對立面的，是學院式的裝腔作勢，是「以事實和信念去迎合一個權威的教義」。於是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言，「科學便被出賣了」。
我們發現，在社會科學的出發點方面，有兩種對立的立場：一種是說，科學在尋求真理，真理是對事實的實事求是；另一種則說，真理是由一種教義說明的，科學尋求的是此種真理正大光明的頌詞。一種說，科學不應屈服於一種權威的教義；另一種說，科學本身就是權威的教義。一種說，不應出賣科學；一種則說，不存在出賣的問題，它自從出世，就在買方手中。一種說，在科學中要避免學院式的裝腔作勢；另一種則說，科學本身不是別的，恰恰就是學院式的裝腔作勢。一種說，科學是出於求知的努力，是永不休止的學習過程；另一種則認為，科學原質是天生所有的，後天的求學乃是養浩然正氣，凡有助於正氣的，可以格致一番，而不利於正氣的，則應勿視勿聽，以求達到思無邪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