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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堂里先是鴉雀無聲，然後就是卷堂大亂。有人感到大受啟發，說道：有道理，有道理！原來我是個傻×呀。還有人憤憤不平，說道：就算我真是個傻×，也犯不著花兩千塊錢請人來告訴我！至於該書作者，沒有介入爭論，徑直開車下山去找東西吃——連吃兩個禮拜的淨素可不是鬧著玩的。如前所述，我對這故事的真實性有點懷疑，但我以為，真不真的不要緊，要緊的是要有教育意義——中國常有人不惜代價，冒了被踩死的危險，擠進體育館一類的地方，去見見大名人，在裡面涕淚直流，出來後又覺得上當。這道理是這樣的：用不著花很多錢，受很多罪，跑好遠的路，洗耳恭聽別人說你是傻×。自己知道就夠了。 我到荷蘭去旅遊，看到運河邊上有個風車，風車下面有一片牧場，就站下來看，然後被震驚了。這片牧場在一片低洼地里，遠低於運河的水面，茵茵的綠糙上有些奶牛在吃糙。乍看起來不過是一片鄉村景象，細看起來就會發現些別的：那些糙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環以淺溝。整個地面像瓦楞鐵一樣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和溝渠相接，淺溝通向深溝，深溝又通向渠道。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風車那裡。這樣一來，哪怕天降大雨，牧場上也不會有積水。水都流到溝渠里，等著風車把它抽到運河裡去。如果沒有這樣精巧的排水系統，這地方就不會有
牧場，只會有沼澤地。站在運河邊上，極目所見，到處是這樣井然有序的牧場。這些地當然不是天生這樣，它是人悉心營造的結果。假如這種田園出於現代工程技術人員之手，那倒也罷了。實際上，這些運河、風車、牧場，都是十七世紀時荷蘭人的作品。我從十七歲就下鄉插隊，南方北方都插過，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土地。
我在山東老家插過兩年隊，什麼活都幹過。七四年的春夏之交，天還沒有亮，我就被一陣哇哇亂叫的有線廣播聲吵起來了。這種哇哇的聲音提醒我們，現在已經是電子時代。然後我緊緊褲腰帶，推起獨輪車，給地里送糞。獨輪車很不容易叫我想起現在是電子時代。俗話說得好，種地不上糞，等於瞎胡混。我們老家的人就認這個理。獨輪車的好處在於它可以在各種糟糕的路上走，繞過各種坑和石頭；壞處在於它極難操縱，很容易連人帶車一起翻掉。我們老家的人在提高推車技巧方面不遺餘力，達到了雜技的水平。舉例來說，有人可以把車推過門檻，有人可以把它推上台階。但不管技巧有多高，還是免不了栽跟頭，而且總造成鼻青臉腫的後果。現在我想，與其在車技上下苦功，還不如把路修修——我在歐洲遊玩時，發現那邊的鄉間道路極為美好——但這件事就是沒人干。不要說田間的路，就是村裡的路也很糟，說不清是路還是坑。
我們老家那些地都在山上。下鄉時我帶了幾雙布鞋，全是送糞時穿壞的。整雙鞋像新的一樣，只是後跟豁開了。我的腳脖子經常抽筋，現在做夢夢到推糞上山，還是要抽筋。而且那些糞也不過是美其名為糞，實則是些墊豬圈的土，學大寨時要湊上報數字，常常剛墊上就挖出來，豬還來不及在上面排泄呢……我去起圈時，豬老詫異地看著我。假如它會說話，肯定要問問我：抽什麼瘋呢？有時我也覺得不好意思，就揍它。被豬看成笨蛋，這是不能忍受的。
坦白地說，我自己絕不可能把一車糞推上山——坡道太陡，空手走都有點喘。實際上山邊上有人在接應：小車推到坡道上，就有人用繩子套住，在前面拉，和兩人之力，才能把車弄上山去。這省了我的勁兒，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更笨了。這道理是這樣的：這一車糞有一百公斤，我和小車加起來，也快有一百公斤了，為了送一百公斤的糞，饒上我這一百公斤已經很笨，現在又來了一個人，這就不止是一百公斤。刨去做無效功不算，有效功不過是送上去一些土，其中肥料的成分本屬虛無縹緲……好在這些蠢事豬是看不到的；假如看到的話，不知它會怎麼想：土裡只要含有微量它老人家的糞尿，人就要不惜勞力送上高山——它會因此變成自大狂，甚至提出應該誰吃誰的問題……
從任何意義上說，送糞這種工作決不比從低洼地里提水更有價值。這種活計本該交給風能去干，犯不著動用寶貴的人體生物能。我總以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紀的荷蘭人，肯定遍山都是纜車、索道——他們就是那樣的人：工程師、經濟學家、能工巧匠。至於我老家的鄉親，全是些勤勞樸實、缺少心計的人。前一種人的生活比較舒服，這是不容爭辯的。
現在可以說說我是種什麼人。在老家時，我和鄉親們相比，顯得更加勤勞樸實、更加少心計。當年我想的是：我得裝出很能吃苦的樣子，讓村裡的貧下中農覺得我是個好人，推薦我去上大學，跳出這個火坑……順便說一句，我雖有這種卑鄙的想法，但沒有得逞。大學還是我自己考上的。既然他們沒有推薦我，我就可以說幾句坦白的話，不算占了便宜又賣乖。村裡的那些活，弄得人一會兒腰疼，一會兒腿疼，尤其是拔麥子，拔得手疼不已，簡直和上刑沒什麼兩樣——十指連心嘛，幹嗎要用它們幹這種受罪的事呢？當年我假裝很受用，說什麼身體在受罪，思想卻變好了，全是昧心話。說良心話就是：身體在受罪，思想也更壞了，變得更陰險，更jian詐……當年我在老家插隊時，共有兩種選擇：一種樸實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將來成為一位可敬的父老鄉親；一種狡猾的想法就是從村里混出去，自己不當父老鄉親，反過來歌頌父老鄉親。這種歌頌雖然動聽，但多少有點虛偽……站在荷蘭牧場面前，我發現還有第三種選擇。對於個人來說，這種選擇不存在，但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它不僅存在，而且還是正途。 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學區里。長大以後，到美國留學，想要恭維港台來的同學，就說：你國語講得不壞！他們也很識趣，馬上恭維回來：不能和你比呀。北京乃是文化古都，歷朝歷代人文薈萃，語音也是所有中國話里最高尚的一種，海外華人佩服之至。我曾在美國華文報紙上讀到一篇華裔教授的大陸遊記，說到他遭服務小姐數落的情形：只聽得一串京片子，又急又快，字字清楚，就想起了《老殘遊記》里大明湖上黑妞說書，不禁目瞪口呆，連人家說什麼都沒有去想——我們北京人的語音就有如此的魅力。當然，教授愣完了，開始想那些話
，就臊得老臉通紅。過去，我們北京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員)在粗話的詞彙量方面，確實不亞於門頭溝的老礦工——這不要緊，語音還是我們高貴。
但是，這已是昨日黃花。今天你打開收音機或者電視機，就會聽到一串「嗯嗯啊啊」的港台腔調。港台人把國語講成這樣也會害臊，大陸的廣播員卻不知道害臊。有一句鬼話，叫做「那麼呢」，那麼來那麼去，顯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說。我不知這是從哪兒學來的，但覺得該算到港台的帳上。再發展下去，就要學台灣小朋友，說出「好可愛好高興噢」這樣的鬼話。台灣人造的新詞新話，和他們的口音有關。國語口音純正的人學起來很難聽。
除了廣播員，說話港台化最為厲害的，當數一些女歌星。李敖先生罵老K(國民黨)，說他們「手yín台灣，意yín大陸」，這個比方太過粗俗，但很有表現力。我們的一些時髦小姐糟蹋自己的語音，肯定是在意yín港幣和新台幣——這兩個地方除了貨幣，再沒什麼格外讓人動心的東西。港台人說國語，經常一頓一頓，你知道是為什麼嗎？他們在想這話漢語該怎麼說啊。他們英語講得太多，常把中國話忘了，所以是可以原諒的。我的親侄子在美國上小學，回來講漢語就犯這毛病。犯了我就打他屁股，打一下就好。中國的歌星又不講英文，再犯這種毛病，顯得活像是大頭傻子。電台請歌星做節目，播音室里該預備幾個桌球拍子。乒乒球拍子不管用，就用擀麵杖。這樣一級一級往上升，我估計用不到狼牙棒，就能把這種病治好。治好了廣播員，治好了歌星，就可以治其他小姐的病。如今在飯店裡，聽見鼻腔里哼出一句港味的「先生」，我就起雞皮疙瘩。北京的女孩子，幹嗎要用鼻甲來說話！
這篇文章一直在談語音語調，但語音又不是我真正關心的問題。我關心的是，港台文化正在侵入內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電視連續劇，正在電視台上一集集地演著，演得中國人連中國話都說不好了。香港和台灣的確是富裕，但沒有文化。咱們這裡看上去沒啥，但人家還是仰慕的。所謂文化，乃是歷朝歷代的積累。你把城牆拆了，把四合院扒了，它還在人身上保留著。除了語音，還有別的——就拿筆者來說，不過普普通通一個北方人，稍稍有點急公好義，仗義疏財，有那麼一丁點燕趙古風，台灣來的教授見了就說：你們大陸同學，氣概了不得……
我在海外的報刊上看到這樣一則故事：有個前國軍上校，和我們打了多年的內戰，槍林彈雨都沒把他打死。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火力還不夠厲害，另一方面也說明這個老東西確實有兩下子。改革開放之初，他巴巴地從美國跑了回來，在北京的飯店裡被小姐罵了一頓，一口氣上不來，腦子裡崩了血筋，當場斃命。就是這樣可怕的故事也擋不住他們回來，他們還覺得被正莊京片子給罵死，也算是死得其所。我認識幾位華裔教授，常回大陸，再回到美利堅，說起大陸服務態度之壞，就扼腕嘆息道：再也不回去了。隔了半年，又見他打點行裝。問起來時，他卻說：罵人的京片子也是很好聽的呀！他們還說：罵人的小姐雖然粗魯，人卻不壞，既誠實又正直，不會看人下菜碟，專拍有錢人馬屁——這倒不是謬獎。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罵不誤：「別以為有幾個臭錢就能在我這兒起膩，惹急了我他媽的拿大嘴巴子貼你！」斷斷不會見了港客就骨髓發蘇非要嫁他不可——除非是領導上交待了任務，要把他爭取過來。粗魯雖然不好，民族自尊心卻是好的，小姐遇上起膩者，用大嘴巴子去「貼」他，也算合理；總比用臉去貼好吧。這些事說起來也有十幾年了。如今北京多了很多合資飯店，裡面的小姐不罵人，這幾位教授卻不來了。我估計是聽說這裡滿街的鳥語，覺著回來沒意思。他們不來也不要緊，但我們總該留點東西，好讓別人仰慕啊。 1978年我去考大學。在此之前，我只上過一年中學，還是十二年前上的，中學的功課或者沒有學，或者全忘光。家裡人勸我說：你毫無基礎，最好還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聽，去考了理科，結果考上了。家裡人還說，你記憶力好，考文科比較有把握。我的記憶力是不錯，一本很厚的書看過以後，裡面每個細節都能記得，但是書里的人名地名年代等等，差不多全都記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