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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事情實際的一面比較感興趣：如果你說的是種狀態，我馬上就能明白是怎樣一種情形；如果你說的是種過程，我也馬上能理解照你說的，前因如何，後果則會如何。不但能理解，而且能記住。因此，數理化對我來說，還是相對好懂的。最要命的是這類問題：一件事，它有什麼樣的名分，應該怎樣把它納入名義的體系——或者說，對它該用什麼樣的提法。眾所周知，提法總是要背的。我怕的就是這個。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說，必也正名乎。我也知道正名重要。但我老覺得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我就怕名也正了，言也順了，事也成了，最後成的是什麼事情倒不大明白。我層次很低，也就配去學學理科。
當然，理科也要考一門需要背的課程，這門課幾乎要了我的命。我記得當年準備了一道題，叫做十次路線鬥爭，它完全是我的噩夢。每次鬥爭都有正確的一方和錯誤的一方，正確的一方不難回答，錯誤的一方的代表人物是誰就需要記了。你去問一個基督徒：誰是你的救主？他馬上就能答上來：他是我主耶穌啊！我的情況也是這樣，這說明我是個好人。若問：請答出著名的十大魔鬼是誰？基督徒未必都能答上來——好人記魔鬼的名字幹什麼。我也記不住錯誤路線代表人物的名字，這是因為我不想犯路線錯誤。但我既然想上大學，就得把這些名字記住。「十次路線鬥爭」比這裡解釋的還要難些，因為每次鬥爭都分別是反左或反右，需要—一記清，弄得我頭大如斗。坦白說，臨考前一天，我整天舉著雙手，對著十個手指一一默誦著，總算是記住了所有的左和右。但我光顧了記題上的左右，把真正的左右都忘了，以後總也想不起來。後來在美國開車，我老婆在旁邊說：往右拐，或者往左拐；我馬上就想到了陳獨秀或者王明，彎卻拐不過來，把車開到了馬路牙子上，把保險槓撞壞。後來改為揪耳朵，情況才有好轉，保險槓也不壞了——可恨的是，這道題還沒考。一門課就把我考成了這樣，假如門門都是這樣，肯定能把我考得連自己是誰都忘掉。現在回想起來，幸虧我沒去考文科——幸虧我還有這麼點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話，要麼考不上，要麼被考傻掉。
我當年的「考友」里，有志文科的背功都相當了得。有位仁兄準備功課時是這樣的：十冬臘月，他穿著件小棉襖，籠著手在外面溜達，弓著個腰，嘴裡念念叨叨，看上去像個跳大神的老太婆。你從旁邊經過時，叫住他說：來，考你一考。他才把手從袖子裡掏出來，袖子裡還有高考複習材料，他把這東西遞給你。不管你問哪道題，他先告訴你答案在第幾頁，第幾自然段，然後就像炒豆一樣背起來，在句尾斷下來，告訴你這裡是逗號還是句號。當然，他背的一個字都不錯，連標點都不會錯。這位仁兄最後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學——對這種背功，我是真心羨慕的。至於我自己，一背東西就困，那種感覺和煤氣中毒以後差不太多。跑到外面去挨凍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卻要像開閘一樣往下流，看起來甚不雅。我覺得去啃幾道數學題倒會好過些。
說到數學，這可是我最沒把握的一門課，因為沒有學過。其實哪門功課我都沒學過，全靠自己瞎琢磨。物理化學還好琢磨，數學可是不能亂猜的。我覺得自己的數學肯定要砸，誰知最後居然還及了格。聽說那一年發生了一件怪事：京郊某中學畢業班的學生，數學有人教的，可考試成績通通是零蛋，連個得0.5分的都沒有。把卷子調出來一看，都答得滿滿的，不是白卷。學生說，這門課聽不大懂，老師讓他們死記硬背來的。不管怎麼說吧，也不該都是零分。後來發現，他們的數學老師也在考大學，數學得分也是零。別人知道了這件事都說：這班學生的背功真是了得。不是吹牛，要是我在那個班裡，數學肯定得不了零分——老師讓我背的東西，我肯定記不住。既然記不住，一分兩分總能得到。 初入大學的門檻，我發現有個同學和我很相像：我們倆都長得人高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樣子，而且都能言善辯。後來發現，他不僅和我同班，而且同宿舍，於是感情就很好。每天吃完了晚飯，我要在校園裡散步，他必在路邊等我，伸出手臂說：年兄請——這傢伙把我叫做年兄，好像我們是同科的進士或者舉人。我也說：請。於是就手臂挽著手臂(有點像一對情人)，在校園裡遛起彎來，一路走，一路高談闊論。像這個樣子在美國是有危險的，有些心胸狹隘的傢伙會拿槍來打我們。現在走在上海街頭恐怕也不行，但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北京的一所校園的角落裡遛遛，還沒什麼大問題。當然，有時也有些人跟在我們身後，主要是因為這位年兄博古通今，滿肚子都是典故；而我呢，如你所知，能胡編是我吃飯的本事，我們倆聊，聽起來蠻有意思的。有些同班同學跟著我們，聽我們胡扯——從紀曉嵐一路扯到愛因斯坦，這些前輩在天之靈聽到我們的談話內容可能會不高興。到了期中期末，功課繁忙，大家都去準備考試，沒人來聽我們胡扯，散步的就剩下我們兩個人。
我們倆除了散步，有時還跳跳踢踏舞。嚴格地說，還不是踢踏舞。此事的起因是：這位年兄曾在內蒙插隊，對馬兒極有感情，一看到電視上演到馬術比賽，尤其是盛裝舞步，他馬上就如痴如狂。我曾給他出過這樣的主意：等放了暑假，你回插隊的地方，弄匹馬來練練好了。他卻說：我們那裡只有小個子蒙古馬，騎上去它就差不多了，怎忍心讓它來跳舞——再說，貧下中牧也不會答應，他們常說：糟蹋馬匹的人不得好死。然後，他忽然有了一個重要的發現：啊呀年兄，咱們倆合起來是四條腿，和馬的腿一樣多嘛！……他建議我們來練習盛裝舞步，我也沒有不同意見——反正吃飽了要消消食。兩條大漢扣著膀子亂跳，是有點古怪，但我們又不是在大街上跳，而是在偏僻小路上跳，所以沒有妨礙誰。再說，我們倆都是出了名的特立獨行之士，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幹部，全都懶得來管我們。後來有一天，有個男同學經過我們練習舞步的地方——記得他是上海人，戴副小眼鏡——他看了我們一陣，然後衝到我們面前來說：像你們倆這樣可不行——不像話。說完就走了。
這位同學走了以後，我們停了一會兒。年兄問道：剛才那個人說了什麼？我說：不知道。這個人好像有毛病——咱們怎麼辦？年兄說：不理他，接著跳！直到操練完畢，我們才回宿舍拿書，去閱覽室晚自習。第二天傍晚，還在老地方，那位小眼鏡又來了。他皺著眉頭看了我們半天，忽然衝過來說：那件事還沒公開化呢！說完就又走了。這回我們連停都懶得停，繼續我們的把戲。但不要以為我們是傻子，我知道人家說的那件事是同性戀。很不巧的是，我們倆都是堅定的異性戀者，我的情況尚屬一般，年兄不僅是堅定的異性戀，而且還有點騷——見了漂亮女生就兩眼放光，口若懸河。當然，同樣的話，年兄也可以用來說我。所以實際情況是：說我們倆是同性戀，不僅不正確，而且很離譜。那天晚上那位眼鏡看到的，不是同性戀者快樂的舞蹈，而是一匹性情溫良的駿馬在表演左跨步……文化人類學指出，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會發生誤解，明明你在做這樣一件事，他偏覺得你在做另外的事，這就是件誤解的例子。你若說，我們不該引起別人的誤會，這也是對的。但我們躲到哪兒，他就追到哪兒，老在一邊亂嘀咕。
我和年兄在校園裡操練舞步，有人看了覺得很可恥，但我們不理睬他。我猜這個人會記恨我們，甚至在心裡用孟夫子的話罵我們：「無恥之恥，無恥矣！」我們不理他，是因為他把我們想錯了。順便說一句，孟老夫子的基本方法是推己及人，這個方法是錯誤的。推己往往及不了人，不管從誰那兒推出我們是同性戀都不對，因為我們不是的。但這不是說，我們拒絕批評。批評只要稍微有點靠譜，我們就聽。有一天，我們正在操練舞步，有個女同學從那兒經過，笑了笑說：狗撒尿。然後飄然而去。我們的步法和狗撒尿不完全一樣，說實在的，要表演真正的狗撒尿步法，非職業舞蹈家不可，遠非我二人的胯骨力所能及；但我們忽然認為，盛裝舞步還是用馬匹來表演為好。
我早就從大學畢業了，靠寫點小文章過活，不幸的是，還是有人要誤解我。比方說，我說人若追求智慧，就能從中得到快樂；就有人來說我是民族虛無主義者——他一點都不懂我在說什麼。他還說理性已經崩潰了，一個偉大的、非理性的時代就要降臨。如此看來，將來一定滿世界都是瘋子、傻子。我真是不明白，滿世界都是瘋子和傻子，這就是民族實在主義嗎？既然誰都不明白誰在說些什麼，就應該互不答理才對。我在這方面做得不錯，我從來不看有痰氣的思辨文章(除非點了我的名)，以免誤解。至於我寫的這種幽默文章，也不希望它被有痰氣的思辨學者看到。 1977年恢復了高考，但我不信大學可以考進去（以前是推薦的），直到看見有人考進去了我才信了。然後我就下定決心也要去考，但 文化革命 前我在上初一，此後整整十年沒有上學，除了識字，我差不多什麼不會了。離考期只有六個月，根本就來不及把中學的功課補齊。對於這件事，我是這麼想的：補習功課無非是為了走進高考的考場，把考題作對。既然如此，我就不必把教科書從頭看到尾。乾脆，拿起本習題書直接做題就是了。結果是可想而知：幾乎每題必錯。然後我再對著正確答案去想：我到底忽略了什麼？中學的功課對一個成人的智力來說，並不是什麼太難猜的東西。就這樣連猜帶蒙，想出了很多別人沒有教過的東西。亂忙了幾個月，最後居然也做對了不少題。進了考場，我忽然冷汗直冒，心裡沒底－到底猜得對不對，這回可要見真佛了。
現在的年輕人看到此處，必然會猜到：那一年我考上了，要不就不會寫這篇文章。他們還會說：又在寫你們老三屆過五關斬六將的英雄事跡，真是煩死了。我的確是考上了，但並不覺得有何值得誇耀之處。與此相反，我是懷著內心的痛苦在回憶此事。別人在考場上，看到題目都會做，就會高興。我看到題目都會做，心裡倒發起虛來。每做出一道題，我心裡就要嘀咕一番：這個做法是我猜的，到底對不對呢？所有題都做完，我已經愁腸千結，提前半小時交卷，像喪家犬一樣溜出考場。考完之後，別人都在談論自己能得多少分。我卻不敢談論：得一百分和零分都在我的預料之內。雖然成績不壞，我還是後怕的很，以後再不敢這樣學習。那一年的考生里，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少，但不是每個人都我這樣懷疑自己。有些考友從考場出來，心情激動地說：題目都做出來了，這回準是一百分！等發榜一看，幾乎是零蛋。這不說明別的，只說明他對考試科目的理解徹底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