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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之初，我是人民大學的學生。有一回被拘到禮堂里聽報告，報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我說是被拘去的，是因為我並不想聽這個報告，但缺席要記曠課，曠課的次數多了就畢不了業。這位先生的報告總是從恭維聽眾開始。在清華大學時，他說：這裡是清華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呀；在北大則說：這裡是有五四傳統的呀；在人大則說：這是有革命傳統的學校呀。總之，最後總要說，在這裡做報告他不勝惶恐。我聽到他說不勝惶恐時，禁不住舌頭一轉，鼻子底下滾出一句頂級的粗話來。順便說一句，不管到了什麼地方，我首先要把當地的罵人話全學會。這是為了防一手，免得別人罵我還不知道，雖然我自己從來不罵人，但對於粗話幾乎是個專家。為了那位先生的報告我破例罵了一回，這是因為我不想受他恭維。平心而論，恭維人所在的學校是種禮貌。從人們所在的民族、文化、社會階層，乃至性別上編造種種不切實際的說法，那才叫做險惡的煽動。因為他的用意是煽動一種癔症的大流行，以便從中漁利。人家恭維我一句，我就罵起來，這是因為，從內心深處我知道，我也是經不起恭維的。 七十年代發生了這樣一回事：河裡發大水，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桿。有位知青下水去追，電線桿沒撈上來，人卻淹死了。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這件事在知青中間引起了一點小小的困惑：我們的一條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頭？結果是困惑的人慘遭批判，不瞞你說，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對這件事記憶猶新。照我看來，我們吃了很多年的飯才長到這麼大，價值肯定比一根木頭高；拿我們去換木頭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訴我說：國家財產是大義之所在，見到它被水沖走，連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撈。不要說是木頭
，就是根稻糙，也得跳下水。他們還說，我這種值不值的論調是種落後言論——幸好還沒有說我反動。
實際上，我在年輕時是個標準的愣頭青，水性也好。見到大水沖走了木頭，第一個跳下水的準是我，假如水勢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為烈士，因為我畢竟還不是鴨子。這就是說，我並不缺少崇高的氣質，我只是不會唱那些高調。時隔二十多年，我也讀了一些書，從書本知識和親身經歷之中，我得到了這樣一種結論：自打孔孟到如今，我們這個社會裡只有兩種人。一種編寫生活的腳本，另一種去演出這些腳本。前一種人是古代的聖賢，七十年代的政工幹部；後一種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謂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是這個意思吧。從氣質來說，我只適合當演員，不適合當編劇，但是看到腳本編得太壞時，總禁不住要多上幾句嘴，就被當落後分子來看待。這麼多年了，我也習慣了。
在一個文明社會裡，個人總要做出一些犧牲——犧牲「自我」，成就「超我」——這些犧牲就是崇高的行為。我從不拒絕演出這樣的戲，但總希望劇情合理一些——我覺得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舉例來說，洪水沖走國家財產，我們年輕人有搶救之責，這是沒有疑問的，但總要問問撈些什麼。撈木頭尚稱合理，撈稻糙就太過分。這種言論是對崇高唱了反調。現在的人會同意，這罪不在我：劇本編得實在差勁。由此就可以推導出：崇高並不總是對的，低下的一方有時也會有些道理。實際上，就是唱高調的人見了一根稻糙被沖走，也不會跳下水，但不妨礙他繼續這麼說下去。事實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虛偽，這種東西比墮落還要壞。
人有權拒絕一種虛偽的崇高，正如他有權拒絕下水去撈一根稻糙。假如這是對的，就對營造或提倡社會倫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顧浪漫煽情，要留有餘地；換言之，不能夠只講崇高，不講道理。舉例來說，孟子發明了一種倫理學，說親親敬長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愛國是人間的大義。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獻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寫得很煽情，讓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詩，就是中國的拜倫。只可惜不講道理。臣民奉獻了一切之後，靠什麼活著？再比方說，在七十年代，人們說，大公無私就是崇高之所在。為公前進一步死，強過了為私後退半步生。這是不講道理的：我們都死了，誰來幹活呢？在煽情的倫理流行之時，人所共知的虛偽無所不在；因為照那些高調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餓死——高調加虛偽才能構成一種可行的生活方式。從歷史上我們知道，宋明理學是一種高調。理學越興盛，人也越虛偽。從親身經歷中我們知道，七十年代的調門最高。知青為了上大學、回城，什麼事都干出來了。有種虛偽是不該受譴責的，因為這是為了能活著。現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還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後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與此相反，在英國倒是出現了一種一點都不煽情的倫理學。讓我們先把這相反的事情說上一說——羅素先生這樣評價功利主義的倫理學家：這些人的理論雖然顯得卑下，但卻關心同胞們的福利，所以他們本人的品格是無可挑剔的。然後再讓我們反過來說——我們這裡的倫理學家既然提倡相反的倫理，評價也該是相反的。他們的理論雖然崇高，但卻無視多數人的利益；這種偏執還得到官方的獎勵，在七十年代，高調唱得好，就能升官——他們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說了。我總覺得有煽情氣質的人唱高調是浪費自己的才能：應該試試去寫詩——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幹部都有詩人的氣質——把營造社會倫理的工作讓給那些善講道理的人，於公於私，這都不是壞事。 朋友們知道我在海外留學多年，總要羨慕地說，你可算是把該看的書都看過了。眾所周知，我們這裡可以引進好萊塢的文化垃圾，卻不肯給文人方便，設家賣國外新書的文化書店。如果看翻譯的書，能把你看得連中國話都忘了。要是到北京圖書館去借，你就是老死在裡面也借不到幾本書。總而言之，大家都有想看而看不到的書。說來也慚愧，我在國外時，根本沒讀幾本正經書，專揀不正經的書看。當時我想，正經書回來也能看到，我先把回來看不到的看了吧。我可沒想到回來以後什麼都看不到——要是知道，就在圖書館裡多泡幾年再回
來。根據我的經驗，人從不正經的書里也能得到教益。
我就從一本不正經的書里得到了一些教益。這本書的題目叫做《我是〈花花公子〉的編輯》，裡面儘是荒唐的故事，但有一則我以為相當正經。這本書標明是紀實類的書，但我對它的真實性有一點懷疑。這故事是這麼開始的：有一天，洛杉磯一家大報登出一則學習班的廣告：教授謙卑。學費兩千元，住宿在內，膳食自理。本書的作者接到主編的指示：去看看出了什麼怪事。他就驅車出發，一路上還在想著：我也太狂傲了，這回報社給報銷學費，讓我也學點謙卑。等到到了學習班的報名處，看到了一大批過了氣的名人：有文體明星、政治家、文化名人、道德講演家，甚至還有個把在電視上講道的牧師。美國這地方有點古怪：既捧人，也毀人。以電影明星為例，先把你捧到不知東西南北，口出狂言道：我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男（女）演員。然後就開始毀。先是老百姓看他（她）的狂相不順眼，紛紛寫信或打電話到報社、電視台貶他，然後，那些捧人的傳媒也跟著轉向，把他罵個一文不值——這道理很簡單：報紙需要訂戶，電視台也需要收視率，美國老百姓可是些得罪不起的人哪。在我們這裡就不是這樣，所以也沒有這樣的學習班——這樣一來，一個名人就被毀掉了。作者在這個學習班上見到的全是大名人，這些傢伙都因為太狂，碰了釘子，所以想要學點謙卑。此時，他想到：和他們相比，我得算個老實人——狂傲這兩個字用在我身上是不恰當的。當然，他還沒見到我們中國的明星，要是見到了，一定會以為自己就是道德上的完人了。
且說這個學習班，設在一個山中廢棄的中學裡，要門沒門，要窗沒窗，只有滿地的鹿糞和狐狸屎。破教室的地上放了一些床墊子，從破爛和骯髒程度來看，肯定是大街上揀來的垃圾。那些狂傲的名人好不容易才弄清是要他們睡在這些墊子上，知道以後，就紛紛向工作人員嚷道：兩千塊錢的住宿就是這樣的嗎？人家只回答一句話：別忘了你是來學什麼的！有些人就說：說得對，我是來學謙卑的，住得差點，有助於糾正我道德上的缺陷；有些人還是不理解，還是吵吵鬧鬧。但吵歸吵，人家只是不理。等到中午吃飯時，那破學校的食堂里供應漢堡包，十塊錢一份，麵包倒是很大，生菜葉子也不少——毛驢會喜歡的——就是沒有肉。有些狂傲的名人就吼了起來：十塊錢一個的漢堡包就該是這樣的嗎？牛肉在哪兒？（順便說一句，「Whereisthebeef！」是句成語，意思是「別矇事呀！」）得到的回答是：別忘了你是來學什麼的！就這樣，吃著淨素，睡著破床墊，每天早上在全校唯一能流出冷水的破管子前面排著長隊盥洗。此書的作者是個老油子，看了這個破爛的地點和這些不三不四的工作人員，心裡早就像明鏡似的，但他也不來說破。除了吃不好睡不好，這個學習班還實行著封閉式管理，不到結業誰也不准回家——當然，除非你不想結業，也不要求退還學費，就可以回家。這些盛氣凌人的傢伙被圈在裡面，很快就變得與一夥叫花子相仿。除了這種種不便，這個班還總不上課，讓學員在這破爛中學裡溜達，美其名曰反省自己。學習班的辦公室里總是擠滿了抱怨的人，大家都找負責人吵架，但這位負責人也有一手，總是笑容可掬地說道：要是我是你，就不這樣氣急敗壞——要知道，在上帝面前，我們可都是罪人哪。至於課，我們會上的。聽了以後保證你們會滿意。長話短說，這個鬼學習班把大家耗了兩個禮拜，這幫名人居然都堅持了下來，只是天天鬧著要聽課。
最後，上課的時刻終於來到了。校方宣布，主講者是個偉大的人，很不容易請到。所以這課只講一堂，講完了就結業。於是，全體學員都來到了破禮堂里，見到了這位演講人。原書花了整整三頁來形容他，但我沒有篇幅，只能長話短說：此人有點像歌星，有點像影星，有點像信口雌黃的政治家，又有幾分像在講台上滿嘴沙蔥的野狐禪牧師——為了使中國讀者理解，還要加上一句，他又像個有特異功能的大氣功師。總而言之，他就是那個我們花錢買票聽他嚷嚷的人。這麼個傢伙往台上一站，大家都倍感親切，因而鴉雀無聲。此人說道：我的課只講一句話，講完了整個學習班就結束……雖然只是一句話，大家記住了，就會終生受用不盡，以後永不會狂傲——聽好了：Youareanasshole！同時，他還把這話寫在了黑板上，然後一摔粉筆，揚長而去。這話只能用北京俗話來翻譯：你是個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