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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有位秀才先生,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因慕李太白為人,自起名為李赤——我雖沒見過他,但能想像出他的樣子:一位翩翩佳公子。有一天,春日融融,李赤先生和幾個朋友出城郊遊。走到一處野外的飯館,朋友們決定在此吃午飯。大家入席以後,李赤起身去方便。去了就不回來,大家也沒理會。忽聽外面一聲暴喊,大家循聲趕去,找到了廁所里。只見李赤先生頭在下,腳在上,倒插在糞桶里。這景象夠嚇人的。幸虧有位上廁所的先生撞見了,驚叫了一聲,遲了不堪設想……大夥趕緊把他拔出來,打來清水猛衝了幾桶。還好,李赤先生還有氣,冷水一激又緩了過來。別人覺得有個惡棍躲在廁所里搞鬼,把李赤攔腰抱起,栽進了糞桶里,急著要把他逮住。但李赤先生說,是自己掉進去的。於是眾人大笑,說李先生太不小心了,讓他更衣重新入席——但卻忽略了一件事:李先生不是跳水隊員,向前跳水的動作也不是非常熟練,怎麼能一失足就倒插在糞桶里。所以,他是自己跳下去的。李赤的故事古書里提到了多次,《唐文粹》里有柳宗元的《李赤傳》,《酉陽雜》里好像也有,都提到了李先生跳糞桶或跳茅坑,但都無法解釋他為什麼要跳。我忽然發現,這件事我能解釋:

  有些人秉性特殊,尋常生活不能讓他們滿足。他們需要某種極端體驗:喜歡被人捆綁起來,加以羞辱和拷打——人各有所好,這不礙我們的事。其中還有些人想要goldenshower,也就是把屎尿往頭上澆。這才是真正驚世駭俗的嗜好。據說在紐約和加州某些俱樂部里,有人在口袋裡放塊黃手絹,露出半截來,就表明自己有這種嗜好。我覺得李赤先生就有這種嗜好,只是他不是讓別人往頭上澆,而是自己要往裡跳。這種事解釋得太詳細了難免噁心,我們只要明白極端體驗是個什麼意思就夠了。

  現在是太平年月,大約在三十年前吧,整個中國亂鬨鬨的,有些人生活在極端體驗里。這些人里有幾位我認識,有些是學校里的老師,還有一些是大院裡的叔叔、阿姨。他們都不喜歡這種橫加在頭上的極端體驗,就自殺了:跳樓的跳樓,上吊的上吊,用這種方法來解脫苦難。也許有些當年鬧事的人覺得這些事還滿有意思的,但我勸他們替死者家屬想想。死者已矣,留給親友的卻是無邊的黑夜……

  然後我就去插隊,走南闖北,這種事情見得很多。比方說,在村里開會,支書總要吆喝「地富到前排」,講幾句話,就叫他們起來「撅」著。那些地富有不少比我歲數還小。原來農村的規矩是地富的子女還叫地富,就那么小一個村子,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撅在大夥面前,頭在下腚在上,把臉都丟光,這也是種極端體驗罷。當然,現在不叫地富,大家都是社員了。做出這項決定的人雖已不在人世了,但大家都會懷念他的——總而言之,那是一個極端體驗的年代;雖然很驚險、很刺激,但我一點都不喜歡。不喜歡自己體驗,也不喜歡看到別人體驗。現在有些青年學人,人已經到了海外,拿到了博士學位和綠卡,又提起那個年代的種種好處來,借某個村莊的經驗說事兒,老調重彈:想要大家再去早請示、晚匯報、學老三篇,還煞有介事地總結了毛澤東思想育新人的經驗。聽了這些話,我滿脊樑亂起雞皮疙瘩。

  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飽了比餓著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糞桶外比跳進去好。但有人不同意這種想法,比方說,李赤先生。大家宴飲已畢,回城裡去,走到半路,發現他不見了。趕緊回去找,發現他又倒栽進了糞桶里。這回和上回不同,拖出來一看,他已經沒氣了。李赤先生的極端體驗就到此結束——一玩就把自己玩死,這可是太極端了,沒什麼普遍意義。我覺得人不該淹死在屎里,但如你所知,這是庸人之見,和李赤先生的見解不同——李赤先生死後面帶幸福的微笑,只是身上臭哄哄的。

  我這個庸人又有種見解:太平年月比亂世要好。這兩種時代的區別,比新鮮空氣和臭屎的區別還要大。近二十年來,我們過著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點新鮮空氣,沒理由再把我們栽進臭屎里。我是中國的國民,我對這個國家的希望就是:希望這裡永遠是太平年月。不管海外的學人怎麼說我們庸俗,喪失了左派的銳氣,我這個見解終不肯改。現在能太太平平,看幾本書,寫點小文章,我就很滿意了。我可不想早請示、晚匯報,像文化革命里那樣窮折騰。至於海外那幾位學人,我猜他們也不是真喜歡文化革命——他們喜歡的只是那時極端體驗的氣氛。他們可不想在美國弄出這種氣氛,那邊是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所。他們只想把中國搞得七顛八倒,以便放暑假時可以過來體驗一番,然後再回美國去,教美國書、掙美國錢。這主意不壞,但我們不答應:我們沒有極端體驗的癮,別來折騰我們。真正有這種癮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樣,自己一頭扎向屎坑。 我看過一些荒唐的書,因為這些書,我喪失了天真。在英文裡,喪失天真(LOSEINNOCENT)兼有變得jian猾的意思,我就是這麼一種情形。我的天真丟在了匹茲堡大學的圖書館裡。我在那裡借了一本書,叫作「一個洋鬼子在中國的快樂經歷」,裡面寫了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的遊歷。從表面上看,該洋鬼子是華夏文化的狂熱愛好者,清朝末年,他從上海一下船,看了中國人的模樣,就喜歡得發狂。別人喜歡我們,這會使我感到高興,但他卻當別論,這傢伙是個SADIST,還是個BISEXUAL。用中國話來說,是個雙性戀的性虐待狂。被這種人喜歡上是沒法高興的,除非你正好是個受虐狂。

  我和大多數人一樣,有著正常的性取向。咱們這些人見到滿大街都是漂亮的異性,就會感到振奮。作為一個男人,我很希望到處都是美麗的姑娘,讓我一飽眼福-女人的想法就不同,她希望到處都是漂亮小伙子。這些願望都屬正常。古書上說,海上有逐臭之夫。這位逐臭之夫喜歡聞狐臭。他希望每個人都長兩個臭腋窩,而且都是熏死狐狸,騷死黃鼠狼的那一種,這種願望很難叫作正常,除非你以為戴防毒面具是種正常的模樣。而那個虐待狂洋鬼子,他的理想是到處都是受虐狂,這種理想肯定不能叫作正常。很不幸的是,在中國他實現了理想。他說他看到的中國男人都是那麼唯唯諾諾,頭頂剃得半禿不禿,還留了豬尾巴式的小辮子,這真真好看死了。女人則把腳纏得尖尖的,要別人攙著才能走路,走起來那種嬌羞無力的苦樣,他看了也要發狂……

  從表面看來,此洋鬼對華夏文化的態度和已故的辜鴻銘老先生的論點很相似-辜老先生既贊成婦女纏足,也贊成男人留辮子。有人說,辜先生是文化怪傑,我同意這個「怪」字,但怪不一定是好意思。以尋常人的角度來看,SADIST就很怪。好在他們並不侵犯別人,只是偷偷尋找性伴侶。有時還真給他們找到了,因為另有一種MASOCHIST(受虐狂),和他們一拍即合。結成了對子,他們就找個僻靜地方去玩他們的性遊戲,這種地點叫作「密室」-主要是舉行一些儀式,享受那種氣氛,並不當真動手,這就是西方社會裡的S/M故事。但也有些SADIST一時找不著伴兒,我說到的這個就是。他一路找到中國來了。據他說,有些西洋男人在密室里,給自己帶上狗戴的項圈,遠沒有剃個陰陽頭,留條豬尾巴好看。他還沒見過哪個西洋女人肯於把腳裹成豬蹄子。他最喜歡看這些樣子,覺得最為性感-所以他是性變態。至於辜鴻銘先生有什麼毛病,我就說不清了。

  那個洋鬼子見到中國人給人磕頭,心裡興奮得難以自制:真沒法想像有這麼性感的姿式——雙膝下跪!以頭搶地!!口中還說著一些馴服的話語!!!他以為受跪拜者的心裡一定欲仙欲死。聽說臣子見皇帝要行三磕九叩之禮,他馬上做起了皇帝夢:每天作那麼快樂的性遊戲,死了都值!總而言之,當時中國的政治制度在他看來,都是妙不可言的性遊戲和性儀式,只可惜他是個洋鬼子,只能看,不能玩……

  在那本書里,還特別提到了中國的司法制度。老爺坐在堂上,端然不動,罪人跪在堂下,哀哀地哭述,這情景簡直讓他神魂漂蕩。老爺扔下一根簽,就有人把罪人按翻,扒出屁股來,揮板子就打。這個洋鬼子看了幾次,感到心癢難熬,簡直想撲上去把官老爺擠掉,自己坐那位子上。終於他花了幾百兩銀子,買動了一個小衙門,坐了一回堂,讓一個jì女扮作女犯打了一頓,他的變態性慾因此得到了滿足,滿意而去。在那本書里還有一張照片,是那鬼子扮成官老爺和衙役們的留影。這倒沒什麼說的,中國古代過堂的方式,確實是一種變態的儀式。不好的是真打屁股,不是假打,並不象他以為的那麼好玩。所以,這種變態比S/M還糟。

  我知道有些讀者會說,那洋鬼子自己不是個好東西,所以把我們的文化看歪了。這話安慰不了我,因為我已經喪失了天真。坦白地說罷,在洋鬼子的S/M密室里有什麼,我們這裡就有什麼,這種一一對應的關係,恐怕不能說是偶合。在密室里,有些MASOCHIST把自己叫作奴才,把SADIST叫作主人。中國人有把自己叫賤人,奴婢的,有把對方叫老爺的,意思差不多。有些M在密室里說自己是條蟲子,稱對方是太陽-中國人不說蟲子,但有說自己是磚頭和螺絲釘的。這似乎說明,我們這裡整個是一座密室。光形似說明不了什麼,還要神似。辜鴻銘先生說:華夏文化的精神,在於一種良民宗教,在於每個婦人都無私絕對地忠誠其丈夫,忠誠的含義包括幫他納妾;每個男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於其君主,國王或皇帝,無私的含義包括奉獻出自己的屁股。每個M在密室里大概也是這樣忠於自己的S,這是一種無限雌服,無限諂媚的精神。清王朝垮台後,不准納妾也不准打屁股,但這種精神還在,終於在「文革」里達到了頂峰。在五四時期,辜先生被人叫作老怪物,現在卻被捧為學貫中西的文化怪傑,重印他的書。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也許,是為了讓虐待狂的洋鬼子再來喜歡我們? 我現在四十多歲了,師長還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當年讀研究生時,老師對我說,你國學底子不行,我就發了一回憤,從《四書》到二程、朱子亂看了一通。我讀書是從小說讀起,然後讀四書;做人是從知青做起,然後做學生。這樣的次序想來是有問題。雖然如此,看古書時還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讀完了《論語》閉目細思,覺得孔子經常一本正經地說些大實話,是個挺可愛的老天真。自己那幾個學生老掛在嘴上,說這個能幹啥,那個能幹啥,像老太太數落孫子一樣,很親切。老先生有時候也鬼頭鬼腦,那就是「子見南子」那一回。出來以後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沒「犯色」。總的來說,我喜歡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裡念書,因為那兒有一種「匹克威克俱樂部」的氣氛。至於他的見解,也就一般,沒有什麼特別讓人佩服的地方。至於他特別強調的禮,我以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儀式差不多,什麼早請示晚匯報,我都經歷過,沒什麼大意思。對於幼稚的人也許必不可少,但對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種負擔。不過,我上孔老夫子的學,就是奔那種氣氛而去,不想在那裡長什麼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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