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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儒學和宗教並列，肯定會招來一些反對。儒學沒有憑藉神的名義，更沒有用天堂和地獄來嚇唬人。但它也編造了一個神話，就是假如你把它排除在外，任何人都無法統治，天下就會亂作一團，什麼秩序、倫理、道德都不會有。這個神話唬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直到現在還有人相信。羅素說，對學者的尊敬從來就不是出於真知，而是因為想像中他具有的魔力。我認為，儒學的魔力就是統治神話的魔力。當然，就所論及的內容來說，儒學是一種哲學，但是聖人說的那些話都是些斷語，既沒有什麼證據，也沒有什麼邏輯。假如不把統治的魔力估計在內，很難相信大家會堅信不移。
羅素所說的「真知」是指科學。這種知識，一個心智正常的人，只要肯花工夫，就能學會。眾所周知，科學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特別是在價值的領域。因此有人說它淺薄。不過，假如你真的花了些時間去學，就會發現，它和儒學有很大的不同。
我們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書，把聖人說過的每一句話都牢牢地記住。我相信，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復生，看到後世的儒生總在重複他們說過的隻言片語，一定會感到詫異。當然，也不能說這些儒生只是些留聲機。因為他們在聖人之言前面都加上了前綴「夫子曰」。此種怪誕的情形提示了儒學的精神：讓儒士成為聖人的精神複製品。按我的理解，這種複製是通過背誦來完成的。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背誦對儒士也是有利可圖的。我們知道，有些人用背誦《韋氏大字典》的方式來學習英文。與過去背聖人書可以得到的利益相比，學會英文的利益實在太小。假設你真的成為聖人的精神複製品，就掌握了統治的魔力，可以學而優則仕，當個官老爺；而會背誦字典的人只能去當翻譯，拿千字20元的稿酬。這兩種背誦真不可同日而語。
現在我們來看看科學。如果不提它的複雜性，它是一些你知道了就會同意的東西。它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和「天人合一」也不同。這後兩句話我知道了很多年，至今還沒有同意。更重要的是，科學並不提倡學者成為某種精神的複製品，也不自稱有某種魔力。因為西方知識分子搞出了這種東西，所以不再受人尊重。假如我們相信羅素先生的說法，西方知識分子就是這樣拆了自己的台。可恨的是，他們不但拆了自己的台，還要來拆中國知識分子的台。更可恨的是，有些中國知識分子也要來拆自己的台——晚生正是其中的一人。
自從近代以來，就有一種關於傳統文化的爭論。我們知道，文化是人類的生活方式，它有很多方面。而此種爭論總是集中在如何對待傳統哲學之上，所以叫做「文化之爭」多少有點名不副實。在爭論之中，總要提到中外有別，中國有獨特的國情。照我看，爭論中有一方總在暗示著傳統學術統治的魔力，並且說，在中國這個地方，離開了這種魔力是不行的。假如我理解得不錯，說中國離開了傳統學術獨特的魔力就不行，不是一個問題，而是兩個問題。其一是說，作為儒學傳統嫡系子孫的那些人離開了這種魔力就不成。其二是說，整個中國的芸芸眾生離開了這種魔力就不行。把這兩件事伙在一起來說，顯然是很不恰當。如果分開來說，第一個問題就很是明白。儒學的嫡系子孫們喪失了統治的魔力之後，就淪為雇員，就算當了教授、研究員，地位也不可與祖先相比。對於這種狀況，羅素先生有個說明：「知識分子發現他們的威信因自己的活動而喪失，就對當代世界感到不滿。」他說的是西方的情形。在中國，這句話應該改為：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發現自己的權威因為西方知識分子的活動而喪失，所以仇恨西洋學術和外國人。至於第二個問題，卻是越說越曖昧難明。我總是在懷疑，有些人心裡想著第一個問題，嘴上說著第二個問題。憑良心說，我很希望自己懷疑錯。
我們知道，優秀的統帥總是選擇於己有利的戰場來決戰。軍事家有謀略是件好事，學者有謀略好不好就值得懷疑。贊成傳統文化的人現在有一種說法，以為任何民族都要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否則就沒有前途。晚生以為，這種說法有選擇戰場的嫌疑。在傳統這個戰場上，儒士比別人有利。不是儒士的人有理由拒絕這種挑戰。前不久晚生參與了一種論戰，在論戰中，有些男士以為現在應當回到傳統，讓男主外女主內；有些女士則表示反對。很顯然，在傳統這個戰場上，男人比女人有利。我雖是男人，卻站到了女人一方；因為我討厭這種陰謀詭計。
現在讓我們回到正題。羅素先生曾說，他贊成人人平等。但很遺憾的是，事實遠不是這樣。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與人有知識的差異。這就提示說，由知識的差異可以產生權力。讓我們假設世界上的人都很無知，唯有某個人全知全能，那麼此人就可能掌握權力。中國古代的聖賢和現代的科學家相比，尋求知識的熱情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聖賢中，特別要提出朱熹，就我所知，他的求知熱情是古往今來的第一人。科學家和聖賢的區別在於，前者不但尋求知識，還尋求知識的證明。不幸的是，證明使知識人人可懂，他們就因此喪失了權力。相比之下，聖賢就要高明很多。因此，他們很快就達到了全知全覺的水平，換言之，達到了「內聖」的境界；只是這些知和覺可靠不可靠卻大成問題。我們知道，內聖和外王總是聯繫在一起的。假如我們說，聖賢急於內聖，是為了外王，就犯了無憑據地猜度別人內心世界的錯誤。好在還有朱熹的話來作為佐證：他也承認，自己格物致知，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
現在，假如我說儒家的道德哲學和倫理學是全然錯誤的，也沒有憑據。我甚至不能說這些東西是令人羞愧的知識。不過，這些知識里的確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為這種知識的追隨者，的確用它攫取了僧侶的權力。至於這種知識的發明人，我是指孔子、孟子，不包括朱熹，他們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沒有想獲得、更沒有享受到這種權力。倘若今日仍有人試圖通過復興這種知識來獲得這種權力，就可以用孟子的話來說他們：「無恥之恥，無恥矣。」當然，有人會說，我要復興國學，只是為了救民於水火，振興民族的自尊心。這就等於說，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並且以天下為己任。我只能說，這樣赤裸裸地宣揚自己過於直露，不是我的風格；同時感到，僧侶的權力又在叩門。僧侶的權力比赤裸裸的暴虐要好得多，這我是承認的。虛偽從來就比暴力好得多。但我又想，生活在二十世紀末，我們有理由盼望好一點的東西。當然，對我這種盼望，又可以反駁說，身為一個中國人，你也配！——此後我除了向隅而泣，就想不到別的了。 《水滸傳》上寫到，宋江犯了法，被刺配江州，歸戴宗管。按理他該給戴宗些好處，但他就是不給。於是，戴宗就來要。宋江還是不給他，還問他：我有什麼短處在你手裡，你憑什麼要我的好處？戴宗大怒道：還敢問我憑什麼？你犯在我的手裡，輕咳嗽都是罪名！你這廝，只是俺手裡的一個行貨！行貨是劣等貨物，戴宗說，宋江是一件降價處理品，而他自己則以貨主自居。我看到這則故事時，只有十二歲，從此就有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行貨感，這是一種很悲慘的感覺。在我所處的這個東方社會裡，沒有什麼能沖淡我的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中最悲慘的，並不是自己被降價處理，而是成為貨物這一不幸的事實。最能說明你是一件貨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幹了什麼或對你有任何一種評價，都無須向你解釋或徵得你的同意。我個人有過這種經歷：在我十七歲時，忽然就被裝上了火車，經長途運輸運往雲南，身上別了一個標籤：屯墾戍邊。對此我沒有什麼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貨感。對於這件事，在中國的文化傳統里早有解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士，我不是王；率上之濱，莫非王臣，我又不是王。我總覺得這種解釋還不如說我是個行貨更直接些。
古埃及的人以為，地球是圓的 如你所知，這是事實；古希臘的人卻以為，地是一塊平板，放在了大鯨魚的背上，鯨魚漂在海里，鯨魚背上一癢，就要亂蹭，然後就鬧地震 這就不是事實。羅素先生說，不能因此認為埃及人聰明，希臘人笨。埃及人住在空曠的地方，往四周一看，圓圓一圈地平線，得出正確的結論不難。希臘人住在多山、多地震的濱海地區，難怪要想到大海、鯨魚。同樣是人，生在曠野和生在山區，就有不同的見識。假若有人生為行貨，見識一定和生為貨主大有不同。後一方面的例子有美國《獨立宣言》，這是兩百年前一批北美的種植園主起糙的文件，照我們這裡的標準，通篇都是大逆不道的語言。至於前一方面的例子，中國的典籍里多的是，從孔孟以降，講的全是行貨言論，尤其是和《獨立宣言》對照著讀，更是這樣。我對這種言論很不滿，打算加以批判。但要有個立腳點：我必須證明自己不是行貨 身為貨物，批判貨主是不對的。
這些年來，文化熱常盛不衰，西方的學術思cháo一波波湧進了中國。有一些源於西方的學術思想正是我的噩夢 這些學術思想里包括文化相對主義、功能學派，等等。說什麼文化是生活的工具（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論），沒有一種文化是低等的（文化相對主義），這些思想就是我的噩夢。從道理上講，這些觀點是對的，但要看怎麼個用法；遇上歪纏的人，什麼好觀點都要完蛋。舉例來說，江州大牢里的宋江，他生活在一種獨特的文化之中（我們可以叫它宋朝的牢獄文化），按照這種文化的定義，他是戴宗手裡的行貨，他應該給戴宗送好處。他若對戴宗說，人人生而平等，我也是一個人，憑什麼說我是宗貨物？咱們這種文化是有毛病的。戴宗就可以說：宋公明，根據文化相對主義的原理，沒有一種文化有毛病，咱們這種文化很好，你還是安心當我的行貨吧。宋江若說：雖然這種文化很好，但你向我要好處是敲詐我，我不能給。戴宗又可以說：文化是生活的工具，既然在我們的文化里你得給我好處，這件事自有它的功能，你還是給了吧。如果不給，我就要按咱這種文化的慣例，用棍子來打你了 你先不要不滿意，打你也有打你的功能。這個例子可以說明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經不住戴宗的歪曲、濫用。實際上，沒有一種科學能經得起歪曲、濫用。但有一些學者學習西方的科學，就是為了用東方的傳統觀念來歪曲的。從文化相對主義，就能歪曲出一種我們都是行貨的道理來。
我們知道，非洲有些地方有對女孩行割禮的習慣，這是對婦女身心的極大摧殘。一些非洲婦女已經起而鬥爭，反對這種陋習。假如非洲有些食洋不化的人說：這是我們的文化，萬萬動不得，甚至搬出文化相對主義來，他肯定是在胡扯。文化相對主義是人類學家對待外文化的態度，可不是讓宋公明當行貨，也不是讓非洲的女孩子任人宰割。人生活在一種文化的影響之中，他就有批判這種文化的權利。我對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評，這是因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權利。假設我拿了綠卡，住在外國，你說我沒有這種權利，我倒無話可說。這是因為，人該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別人手裡的行貨。假如連這一點都不懂，他就是行屍走肉，而行屍走向是不配談論科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