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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種可說不可寫,我寫小說,有時就寫出些漢語拼音來。最後一種是可以寫出來的。當然,說得出的必做得出,寫得出的既做得出也說得出;此理甚明。人們對最後這類信息交流方式抱有崇敬之情。在這方面我有一個例子:我在雲南插隊時,有一陣是記工員。隊裡的人感覺不舒服不想上工,就給我寫張假條。有一天,隊裡有個小伙子感覺屁股疼,不想上工。他可以用第一種方式通知我,到我屋裡來,指指屁股,再苦苦臉,我就會明白。用第二種方法也甚簡便。不幸他用了第三種方式。我收到那張條子,看到上面寫著「龜xx疼」,就照記下來。後來這件事就傳揚開來,隊裡的人還說,他得了楊梅大瘡,否則不會疼在那個部位上。因此他找到我,還威脅說要殺掉我。經過核實原始憑據,發現他想按書面語言,寫成臀部疼,不幸寫成了「電布疼」,除此之外,還寫得十分歪歪斜斜。以致我除了認做龜xx疼,別無他法。其實呢,假如他寫屁股疼,我想他是能寫出的;此人既不是龜xx疼,也不是屁股疼,而是得了痔瘡;不過這一點已經無關緊要了。要緊的是人們對於書面話語的崇敬之情。假如這種話語不僅是寫了出來,而且還印了出來,那它簡直就是神聖的了。但不管怎麼說罷,我希望人們在說話和寫文章時,要有點平常心。屁股疼就說屁股疼,不要寫電布疼。至於我自己,絲毫也不相信有任何一種話語是神聖的。缺少了這種虔誠,也就不配來說話。我所說的一切全都過去了。似乎沒有必要保持沉默了。如前所述,我曾經是個沉默的人,這就是說,我不喜歡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也不喜歡寫稿子。這一點最近已經發生了改變,參加會議時也會發言,有時也寫點稿。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這就意味著我違背了多年以來的積習,不再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了。

  我還不致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點輕微的失落感,我們的話語圈從五十年代起,就沒說過正常的話:既鼓吹過畝產三十萬噸鋼,也炸過精神原子彈。說得不好聽,它是座聲名狼籍的瘋人院。如今我投身其中,只能有兩種可能:一是它正常了,二是我瘋掉了,兩者必居其一。我當然想要弄個明白,但我無法驗證自己瘋沒瘋。在這方面有個例子:當年裡根先生以七十以上的高齡競選總統,有人問他:假如你當總統以後老糊塗了怎麼辦?里根先生答道:沒有問題。假如我老糊塗了,一定交權給副總統。然後人家又問:你老糊塗了以後,怎能知道自己老糊塗了?他就無言以對。這個例子對我也適用:假如我瘋掉了,一定以為自己沒有瘋。我覺得話語圈子比我容易驗證一些。

  假如你相信我的說法,沉默的大多數比較謙虛、比較樸直、不那麼假正經,而且有較健全的人性。如果反過來,說那少數說話的人有很多毛病,那也是不對的。不過他們的確有缺少平常心的毛病。

  幾年前,我參加了一些社會學研究,因此接觸了一些「弱勢群體」,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同性戀者。做過了這些研究之後,我忽然猛省到: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就是因為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在中國,人們以為同性戀者不存在。在外國,人們知道同性戀者存在,但不知他們是誰。有兩位人類學家給同性戀者寫了一本書,題目就叫做《Wordisout》。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

  對我來說,這是青少年時代養成的習慣,是一種難改的積習。小時候我貧嘴聊舌,到了一定的歲數之後就開始沉默寡言。當然,這不意味著我不會說話──在私下裡我說的話比任何人都不少──這隻意味著我放棄了權力。不說話的人不僅沒有權力,而且會被人看做不存在,因為人們不會知道你。

  我曾經是個沉默的人,這就是說,我不喜歡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也不喜歡寫稿子。這一點最近已經發生了改變,參加會議時也會發言,有時也寫點稿。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這就意味著我違背了多年以來的積習,不再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了。我還不至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點輕微的失落感。現在我負有雙重任務,要向保持沉默的人說明,現在我為什麼要進入話語的圈子;又要向在話語圈子裡的人說明,我當初為什麼要保持沉默,而且很可能在兩面都不落好。照我看來,頭一個問題比較容易回答。我發現在沉默的人中間,有些話永遠說不出來。照我看,這件事是很不對的。因此我就很想要說些話。當然,話語的圈子裡自然有它的邏輯,和我這種邏輯有些距離。雖然大家心知肚明,但我還要說一句,話語圈子裡的人有作家、社會科學工作者,還有些別的人。出於對最後一些人的尊重,就不說他們是誰了──其實他們是這個圈子的主宰。我曾經是個社會科學工作者,那時我想,社會科學的任務之一,就是發掘沉默。就我所知,持我這種立場的人不會有好下場。不過,我還是想做這件事。

  第二個問題是:我當初為什麼要保持沉默。這個問題難回答,是因為它涉及到一系列複雜的感覺。一個人決定了不說話,他的理由在話語圈子裡就是說不清的。但是,我當初面對的話語圈和現在的話語圈已經不是一個了──雖然它們有一脈相承之處。

  在今天的話語圈裡,也許我能說明當初保持沉默的理由。而在今後的話語圈裡,人們又能說明今天保持沉默的理由。沉默的說明總是要滯後於沉默。倘若你問,我是不是依然部份地保持了沉默,就是明知故問──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決定了要說說昨天的事。但是要慢慢地說。

  七八年前,我在海外留學,遇上一位老一輩的華人教授。聊天的時候他問:你們把太太叫作「愛人」──那麼,把lover叫做什麼?我呆了一下說道:叫作「第三者」罷。他朝我哈哈大笑了一陣,使我感覺受到了暗算,很不是滋味。回去狠狠想了一下,想出了一大堆:情人、傍肩兒、拉邊套的、亂搞男女關係的傢伙、破鞋或者野漢子,越想越歪。人家問的是我們所愛的人應該稱作什麼,我竟答不上來。倘若說大陸上全體中國人就只愛老婆或老公,別人一概不愛,那又透著虛偽。最後我只能承認:這個稱呼在話語裡是沒有的,我們只是心知肚明,除了老婆和老公,我們還愛過別人。以我自己為例,我老婆還沒有和我結婚時,我就開始愛她。此時她只是我的女朋友。根據話語的邏輯,我該從領到了結婚證那一刻開始愛她,既不能遲,也不能早。不過我很懷疑誰控制自己感情的能力有這麼老到。由此可以得到兩個推論:其一,完全按照話語的邏輯來生存,實在是困難得很。其二:創造話語的人是一批假正經。沿著第一個推理前進,會遇上一堆老話。越是困難,越是要上;存天理滅人慾嘛──那些陳糠爛穀子太多了,不提也罷。讓我們沿著第二條道路前進:「愛人」這個字眼讓我們想到什麼?做愛。這是個外來語,從makelove硬譯而來。本土的詞兒最常用有兩個,一個太粗,根本不能寫。另外一個叫作「敦倫」。這個詞兒實在有意思。假如有人說,他總是以敦厚人倫的虔敬心情來幹這件事,我倒想要認識他,因為他將是我所認識的最不要臉的假正經。為了捍衛這種神聖性,做愛才被叫作「敦倫」。

  現在可以說說我當初保持沉默的原因。時至今日,哪怕你借我個膽子,我也不敢說自己厭惡神聖。我只敢說我厭惡自己說自己神聖,而且這也是實情。

  在一個科幻故事裡,有個科學家造了一個機器人,各方面都和人一樣,甚至和人一樣的聰明,但還不像人。因為缺少自豪感,或者說是缺少自命不凡的天性。這位科學家就給該機器人裝上了一條男根。我很懷疑科學家的想法是正確的。照我看來,他只消給機器人裝上一個程序,讓他到處去對別人說:我們機器人是世界上最優越的物種,就和人是一樣的了。

  但是要把這種經歷作為教學方法來推廣是不合適的。特別是不能用咬耳朵的方法來教給大家人性的道理,因為要是咬人耳的話,被咬的人很疼,咬豬耳的話,效果又太差。所以,需要有文學和社會科學。我也要擠入那個話語圈,雖然這個時而激昂、時而消沉,時而狂吠不止、時而一聲不吭的圈子,在過去幾十年裡從來就沒教給人一點好的東西,但我還要擠進去。 二十五年前,我到農村去插隊時,帶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奧維德的《變形記》,我們隊裡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至它像一卷海帶的樣子。後來別隊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後我又在幾個不同的地方見到了它,樣子越來越糟。相信這本書最後是被人看沒了的,現在還忘不了那本書的慘狀。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吃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倘若可看的書很多的話,《變形記》也不會這樣悲慘地消失了。除此之外,還得不到思想的樂趣。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歷:傍晚時分,你坐在屋檐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裡寂寞而淒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隊的地方有軍代表管著我們,現在我認為:他們是一批單純的好人:但我還認為,在我這一生里,再沒有誰比他們更使我痛苦了。他們認為,所謂思想的樂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用毛澤東思想來占領,早請示,晚匯報,如有閒暇,就去看看說他們自己「亞古都」的歌舞。我對那些歌舞本身並無意見,但是看過二十遍以後就厭倦了。假如我們看書被他們看到了,就是一場災難,甚至「著迅魯」的書也不成——小紅書當然例外。順便說一句,還真有人因為帶了舊版的魯迅著作給自己帶來了麻煩。有一個知識可能將來還有用處,就是把有趣的書換上無趣的皮。我不認為自己能夠在一些宗教儀式中得到思想的樂趣,所以一直鬱鬱寡歡。象這樣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寫到過,比方說,茨威格寫過一部以此為題材的小說《象棋》,可稱是現代經典,但我不認為他把這種痛苦描寫得充分了。這種痛苦的頂點不是被拘押在旅館裡沒有書看,沒有合格的談話夥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間同樣寂寞,面對和你一樣痛苦的同伴。在我們之前,生活過無數的大智者,比方說,羅素、牛頓、莎士比亞,他們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們免於這種痛苦,但我們和他們的思想、著述被隔絕了。一個人倘若需要從思想中得到快樂,那麼他的第一個欲望就是學習。我承認,我在抵禦這種痛苦方面的確不夠堅強,但我絕不是最差的一個。舉例言之,羅素在五歲時,感到寂寞而淒涼,就想到:假如我能活到七十歲,那麼我這不幸的一生才度過了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點,接觸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變了想法。假設他被派去插隊,很可能就要自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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