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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思維的樂趣,我就想到了父親的遭遇。父親是一位哲學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從事思維史的研究。在老年時,他告訴我一生的學術經歷,就如一部恐怖電影。每當他企圖立論時,總要在大一統的官方思想體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隻老母雞要在一個大搬家的宅院裡找地方孵蛋一樣。結果他雖然熱愛科學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卻沒有得到思維的樂趣,只收穫了無數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斷壁殘垣,收到一本名為《邏輯探索》的書里,在他身後出版。眾所周知,他那一輩的學人,一輩子能留下一本書就不錯。這正是因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國人的思想搞得徹底無味。我們這個國家裡,只有很少的人會覺得思想會有樂趣,卻有很多的人感受過思想帶來的恐慌,所以現在還有很多人以為,思想的味道就該是這樣的。

  文化革命之後,讀到了徐遲先生寫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那篇文章寫的很浪漫。一個人寫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這樣浪漫。我個人認為,對於一個學者來說,能夠和同行交流,是一種起碼的樂趣。陳景潤先生一個人在小房子裡證數學題時,很需要有些國外的數學期刊可看,還需要有機會和數學界的同仁談談。但他沒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當然他比沒定理可證的人要快活。把一個定理證了十幾年,就算證出時有絕大的樂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難熬。假如插隊時,我懂得數論,必然會有陳先生的舉動,而且就是最後什麼都證不出也不後悔;但那個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裡描寫得悲慘。然而,某個人被剝奪了學習、交流、建樹這三種快樂,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這種同情我為那些被剝奪了「有趣」的人保留著。

  文化革命以後,我還讀到了阿城先生寫知青下棋的小說,這篇小說寫得也很浪漫。我這輩子下過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隊時下的,同時我也從一個相當不錯的棋手變成了一個無可救藥的庸手。現在把下棋和插隊兩個詞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為沒事幹而下棋,性質和手yín差不太多。我決不肯把這樣無聊的事寫進小說里。

  假如一個人每天吃一樣的飯,干一樣的活,再加上把八個樣板戲翻過來倒過去的看,看到聽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贊成羅素的一句話:「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數的參差多態都是敏于思索的創造出來的。當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贊成我們的意見。他們必然認為,單一機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說,要讓大家「虛其心而實其腹」,我聽了就不是很喜歡:漢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我看來是個很卑鄙的行為。摩爾爵士設想了一個細節完備的烏托邦,但我象羅素先生一樣,決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這個名單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軍代表,他們想把一切從我頭腦中驅除出去,只剩一本270頁的小紅書。在生活的其它方面,某種程度的單調、機械是必須忍受的,但是思想決不能包括在內。胡思亂想並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絕新奇。

  我認為自己體驗到最大快樂的時期是初進大學時,因為科學對我來說是新奇的,而且它總是邏輯完備,無懈可擊,這是這個平凡的塵世上罕見的東西。與此同時,也得以了解先輩科學家的傑出智力。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雖然自己總被擊敗,但也有機會領略妙招。在我的同學裡,凡和我同等年齡、有同等經歷的人,也和我有同樣的體驗。某些單調機械的行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帶來快感,但因為過於簡單,不能和這樣的快樂相比。藝術也能帶來這樣的快樂,但是必須產生於真正的大師,象牛頓、萊布尼茲、愛因斯坦那樣級別的人物,時下中國的藝術家,尚沒有一位達到這樣的級別。恕我直言,能夠帶來思想快樂的東西,只能是人類智慧至高的產物。比這再低一檔的東西,只會給人帶來痛苦;而這種低檔貨,就是出於功利的種種想法。

  有必要對人類思維的器官(頭腦)進行「灌輸」的想法,正方興未艾。我認為腦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有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舉。有一些人說它是進行競爭的工具,所以人就該在出世之前學會說話,在三歲之前背誦唐詩。假如這樣來使用它,那麼它還能獲得什麼幸福,實在堪虞。知識雖然可以帶來幸福,但假如把它壓縮成藥丸子灌下去,就喪失了樂趣。當然,如果有人樂意這樣來對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對孩子表示同情而已。還有人認為,頭腦是表示自己是個好人的工具,為此必須學會背誦一批格言、教條——事實上,這是希望自己使看上去比實際上要好,十足虛偽。這使我感到了某種程度的痛苦,但還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總有人想要種種理由消滅幸福所需要的參差多態。這些人想要這樣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說得更確切些,是出於功利方面的考慮。因此他們就把思想分門別類,分出好的和壞的,但所用的標準很是可疑。他們認為,假如人們腦子裡灌滿了好的東西,天下就會太平。因此他們準備用當年軍代表對待我們的態度,來對待年輕人。假如說,思想是人類生活的主要方面,那麼,出於功利的動機去改變人的思想,正如為了某個人的幸福把他殺掉一樣,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認為,人應該充滿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調低下的思想。這種說法聽上去美妙,卻使我感到恐慌。因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總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誰就成了問題。假設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腦子挖出來扔掉,換上他的,我絕不肯,除非你能夠證明我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人既然活著,就有權保證他思想的連續性,到死方休。更何況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們自己的立場來度量的,假如我全盤接受,無異於請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雞到我腦子裡下蛋,而我總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來是長了一個雞窩。想當年,我在軍代表眼裡,也是很低下的人,他們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強加給我們,也是一種腦移植。菲爾丁曾說,既善良又偉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絕無僅有的,所以這種腦移植帶給我的不光是善良,還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願地用一句功利的說法:在現實世界上,蠢人辦不成什麼事情。我自己當然希望變得更善良,但這種善良應該是我變得更聰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況赫拉克利特早就說過,善與惡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通一條路。不知道何為惡,焉知何為善?所以他們要求的,不過是人云亦云罷了。

  假設我相信上帝(其實我是不信的),並且正在為善惡不分而苦惱,我就會請求上帝讓我聰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絕不會請他讓我愚蠢到讓人家給我灌輸善惡標準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負起灌輸的任務,我就要請求他讓我在此項任務和下地獄中做一選擇,並且我堅定不移的決心是:選擇後者。

  假如要我舉出一生最善良的時刻,拿我就要舉出剛當知青時,當時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類,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同時我也要承認,當時我愚蠢得很,所以不僅沒幹成什麼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丟盔卸甲地逃回城裡。現在我認為,愚蠢是一種極大的痛苦:降低人類的智能,乃是一種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決不可對善人放鬆警惕。假設我大jian大惡之徒所騙,心理還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我就不能原諒自己。

  假如讓我舉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時刻,那就是現在了。可能是因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為已經成年,反正你要讓我去解放什麼人的話,我肯定要先問問,這些人是誰,為什麼需要幫助;其次還要問問,幫助他們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後我還要想想,自己直奔雲南去挖坑,是否於事有補。這樣想來想去,我肯定不願去插隊。領導上硬要我去,我還得去,但是這以後挖壞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認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無辜的。假如這種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發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後天的低智算不了無辜——再說,沒有比裝傻更便當的了。當然,這結論絕不是說當年那些軍代表是些裝傻的jian邪之輩——我至今相信他們是好人。我的結論是:假設善惡是可以判斷的,那麼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發展智力,增廣知識。然而,你勸一位自以為已經明辨是非的人發展智力,增廣見識,他總會覺得你讓他捨近求遠,不僅不肯,還會心生怨恨。我不願為這樣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現在當然有自己的善惡標準,而且我現在並不比別人表現得壞。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按這個標準,別人說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惡時;別人說我最邪惡,就是我最善良時。當然我不想把這個標準推薦給別人,但我認為,聰明、達觀、多知的人,比之別樣的人更堪信任。基於這種信念,我認為我們國家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就喪失了很多機會。

  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鎖知識、鉗制思想、灌輸善良,因此有許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喪失了學習、交流、建樹的機會,沒有得到思想的樂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類人士的總和有恆河沙數之多,我就趨向於悲觀。此種悲劇的起因,當然是現實世界裡存在的種種問題。偉大的人物總認為,假設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象他期望的那樣善良——更確切地說,都象他期望的那樣思想,「思無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閃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這些說法的人本身就是無邪或者無私的,他們當然不知邪和私是什麼,故此這些要求就是:我沒有的東西,你也不要有。無數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殺了。考慮到那恆河沙數才智之士的總和是一種難以想像的龐大資源,這種想法就是打算把整個大海裝入一個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實是,這種想法一直在實行中,也就是說,對於現實世界的問題,從愚蠢的方法找辦法。據此我認為,我們國家自漢代以後,一直在進行思想上的大屠殺;而我能夠這樣想,只說明我是倖存者之一。除了對此表示悲傷之外,我想不到別的了。

  我雖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還常常為一件事感到疑惑:為什麼有很多人總是這樣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設歷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發現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發現了終極真理,根絕了一切發現的可能性,我就情願到該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這是因為,假如這種終極真理已經被發現,人類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依據這種真理來做價值判斷。從漢代以後到近代,中國人就是這麼生活的。我對這樣的生活一點都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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