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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份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份則成了黑五類。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並不是我們發明出來，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起的。照我看來，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這是值得祝賀的。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我不等對他們一一表示祝賀和同情，一些紅的同學就把腦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一個想進來的人：你什麼出身？他們對同班同學問得格外仔細，一聽到他們報出不好的出身，就從牙fèng里迸出三個字：「狗崽子！」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突然變成了紅五類的狂喜，但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學在大庭廣眾下變成狗崽子，未免也太過份。這使我以為，使用話語權是人前顯貴，而且總都是為了好的目的。現在看來，我當年以為的未必對，但也未必全錯。
話語有一個神聖的使命，就是想要證明說話者本身與眾不同，是芸芸眾生中的嬌嬌者。現在常聽說的一種說法是：中國人擁有世界上最傑出的文化，在全世界一切人中最聰明。對此我不想唱任何一種反調，我也不想當人民公敵。我還持十幾歲時的態度：假設這些都是實情，我們不妨把這些保藏在內心處不說，「悶茲蜜」。這些話講出來是不好的，正如在文革時，你可以因自己是紅五類而沾沾自喜，但不要到人前去顯貴，更不要說別人是狗崽子。根除了此類話語，我們這裡的話就會少很多，但也未嘗不是好事。
現在我要說的是另一個題目：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暑期布置的讀書作業是《南方來信》。那是一本記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讀物，其中充滿了處決、拷打和虐殺。看完以後，心裡充滿了怪怪的想法。那時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點要變成個性變態了。總而言之，假如對我的那種教育完全成功，換言之，假如那些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我的期望得以實現，我就想像不出現在我怎能不嗜殺成性、怎能不殘忍，或者說，在我身上，怎麼還會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書本上學習，還會在沉默中學習。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現在我就在發掘沉默，但不是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來發掘。這篇東西大體屬於文學的範疇，所謂文學就是：先把文章寫到好看，別的就管他媽的。現在我來說明自己為什麼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剛開始時，我住在一所大學裡。有一天，我從校外回來，遇上一大夥人，正在向校門口行進。走在前面的是一夥大學生，彼此爭論不休，而且嗓門很大；當然是在用時髦話語爭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導，還經常提到「十六條」。所謂十六條，是中央頒布的展開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規定，其中有一條叫作「要文斗、不要武鬥」，制定出來就是供大家違反之用。在那些爭論的人之中，有一個人居於中心地位。但他雙唇緊閉，一聲不吭，唇邊似有血跡。在場的大學生有一半在追問他，要他開口說話，另一半則在維護他，不讓他說話。
文化革命里到處都有兩派之爭，這是個具體的例子。至於隊伍的後半部分，是一幫像我這麼大的男孩子，一個個也是雙唇緊閉，一聲不吭，但唇邊沒有血跡，陰魂不散地跟在後面。有幾個大學生想把他們攔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攔住，他們就從側面繞過去，但保持著一聲不吭的態度。這件事相當古怪，因為我們院裡的孩子相當的厲害，不但敢吵敢罵，而且動起手來，大學生還未必是個兒，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實。我立刻投身其中，問他們出了什麼事，怪的是這些孩子都不理我，繼續雙唇緊閉，兩眼發直，顯出一種堅忍的態度，繼續向前行進──這情形好像他們發了一種集體性的癔症。
有關癔症，我們知道，有一種一聲不吭，只顧揚塵舞蹈；另一種喋喋不休，就不大揚塵舞蹈。不管哪一種，心裡想的和表現出來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隊時，村裡有幾個婦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說法，她其實是個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說成立，這位丈夫就是個獸jian犯）吵吵鬧鬧，以狐狸的名義要求吃肉。但肉割來以後，她要求把肉煮熟，並以大蒜佐餐。很顯然，這不合乎狐狸的飲食習慣。所以，實際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於文化革命，有幾分像場集體性的癔症，大家鬧的和心裡想的也不是一回事。但是我說的那些大學裡的男孩子其實沒有犯癔症。後來，我揪住了一個和我很熟的孩子，問出了這件事的始末：原來，在大學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兩個學生在洗臉時相遇，為各自不同的觀點爭辯起來。爭著爭著，就打了起來。其中一位受了傷，已被送到醫院。另一位沒受傷，理所當然地成了打人兇手，就是走在隊伍前列的那一位。這一大夥人在理論上是前往某個機構（叫作校革委還是籌委會，我已經不記得了）講理，實際上是在校園裡做無目標的布朗運動。
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線索：被打傷的學生血肉模糊，有一隻耳朵（是左耳還是右耳已經記不得，但我肯定是兩者之一）的一部份不見了，在現場也沒有找到。根據一種安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這塊耳朵不會在別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學生嘴裡，假如他還沒把它吃下去的話；因為此君不但脾氣暴燥，急了的時候還會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於交待這件事的要點，忽略了一些細節，比方說，受傷的學生曾經慘叫了一聲，別人就聞聲而來，使打人者沒有機會把耳朵吐出來藏起來，等等。總之，此君現在只有兩個選擇，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中把耳朵吐出來，證明自己的品行惡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聽到這些話，馬上就加入了尾隨的行列，雙唇緊閉，牙關緊咬，並且感覺到自己嘴裡仿佛含了一塊鹹鹹的東西。
現在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看到那件事的結局；因為天晚了，回家太晚會有麻煩。但我的確關心著這件事的進展，幾乎失眠。這件事的結局是別人告訴我的：最後，那個咬人的學生把耳朵吐了出來，並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會怎麼看，反正當時我覺得如釋重負：不管怎麼說，人性尚且存在。同類不會相食，也不會把別人的一部份吞下去。當然，這件事可能會說明一些別的東西：比方說，咬掉的耳朵塊太大，咬人的學生嗓子眼太細，但這些可能性我都不願意考慮。我說到這件事，是想說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學到了一點東西，而這些東西是好的。這是我選擇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從話語中，你很少能學到人性，從沉默中卻能。假如還想學得更多，那就要繼續一聲不吭。
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沉默和話語兩種文化中選擇。我個人經歷過很多選擇的機會，比方說，插隊的時候，有些插友就選擇了說點什麼，到「積代會」上去「講用」，然後就會有些好處。有些話年輕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簡單地解釋道：積代會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講用是指講自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參加了積代會，就是積極分子。而積極分子是個好意思。
另一種機會是當學生時，假如在會上積極發言，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就可能當學生幹部，學生幹部又是個好意思。這些機會我都自願地放棄了。選擇了說話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願放棄的，他們會認為，我不會說話或者不夠檔次，不配說話。因為話語即權力，權力又是個好意思，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的圈子，甚至在爭奪「話語權」。我說我是自願放棄的，有人會不信──好在還有不少人會相信。主要的原因是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我覺得不夠有意思。據我所知，那個圈子裡常常犯著貧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雲南當知青。除了穿著比較乾淨、皮膚比較白晰之外，當地人怎麼看待我們，是個很費猜的問題。我覺得，他們以為我們都是檯面上的人，必須用檯面上的語言和我們交談──最起碼在我們剛去時，他們是這樣想的。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但並不討厭。還有個討厭的誤會是：他們以為我們很有錢，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們要高價，以致我們買點東西，總要比當地人多花一兩倍的錢。
後來我們就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買東西：不還價，甩下一疊毛票讓你慢慢數，同時把貨物抱走。等你數清了毛票，連人帶貨都找不到了。起初我們給的是公道價，後來有人就越給越少，甚至在毛票里雜有些分票。假如我說自己潔身自好，沒幹過這種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決定不爭辯。終於有一天，有個學生在這樣買東西時被老鄉扯住了；但這個人決不是我。那位老鄉決定要說該同學一頓，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說出：哇！不行啦！思想啦！鬥私批修啦！後來我們回家去，為該老鄉的話語笑得打滾。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鄉就會說：哇！不行啦！五講啦！四美啦！三熱愛啦！同樣也會使我們笑得要死。從當時的情形和該老鄉的情緒來看，他想說的只是一句很簡單的話，那一句話的頭一個字發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
我舉這個例子，絕不是討了便宜又要賣乖，只是想說明一下話語的貧乏。用它來說話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用它來思想了。話語圈子裡的朋友會說，我舉了一個很惡劣的例子－－－－我記住這種事，只是為了醜化生活；但我自己覺得不是的。還有一些人會說，我們這些熟練掌握了話語的人在嘲笑貧下中農，這是個卑劣的行為。說實在的，那些話我雖耳熟，但讓我把它當眾講出口來，那情形不見得比該老鄉好很多。我希望自己樸實無華，說起話來，不要這樣繞嘴，這樣古怪，這樣讓人害怕。這也是我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
中國人有句古話：敬惜字紙。這話有古今兩種通俗變體：古代人們說，用印了字的紙擦屁股要瞎眼睛；現代有種近似科學的說法：用有油墨的紙擦屁股會生痔瘡。其實，真正要敬惜的根本就不是紙，而是字。文字神聖。我沒聽到外國有類似的說法，他們那裡神聖的東西都與上帝有關。人間的事物要想神聖，必須經過上帝或者上帝在人間代理機構的認可。聽說，天主教的主教就需要教皇來祝聖。相比之下，中國人就不需要這個手續。只要讀點書，識點字，就可以寫文章。寫來寫去，自祝自聖。這件事有好處，也有不好處。好處是達到神聖的手續甚為簡便，壞處是寫什麼都要帶點「聖」氣，就喪失了平常心。我現在在寫字，寫什麼才能不褻瀆我神聖的筆，真是個艱巨的問題。古代和近代有兩種方法可以壯我的膽。古代的方法是，文章要從夫子曰開始。近代的方法是從「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開始。這兩種方法我都不擬採用。其結果必然是：這篇文字和我以往任何一篇文字一樣，沒有絲毫的神聖性。我們所知道、並且可以交流的信息有三級：一種心知肚明，但既不可說也不可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