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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某個午後，我和他在放學途中（正確的說法是逃課途中），到彈子房打了四周彈子。我贏了最初一周，後面三局他贏了，按規矩我付了撞球錢。當夜他死在車庫裡。日產三六O跑車的排氣孔，接上橡皮管塞進車內，車窗間隙用膠布牢牢貼緊，然後打開引擎。我不知道直到他死亡，會花上多少時間。反正等到去親戚家探病的雙親返家時，他已死了。車上收音機開著，雨刷上還夾著加油站的收據。沒有遺書，也想不出自殺動機。由於我是最後看到他的人，我被警察叫去做筆錄。「他沒有特別奇怪的舉止，和平常完全一樣。」我說。大抵準備自殺的人，不會連續打勝三局彈子吧，警察因此對他和我都沒有好印象。他們也不認為逃課去打彈子的高中生落得自殺下場是很稀奇的事。報紙登了一小段記載，不久，事件了結。紅色日產三六O跑車被賣掉了。有一陣子，教室里他的座位上，經常擺著一束白花。
高中畢業來到東京，我想做的，就是什麼都不要想太多。綠絨面彈子檯、日產N三六O紅色跑車、教室座椅上的白花，全都從我的腦海里消失了。火葬場高聳煙囪冒出的煙霧、派出所筆錄室里的巨大文鎮，全都摒棄腦後。最初我忘得很好，忘得很乾淨。然而，我的內心卻有一種殘留，隨著時光流逝，這空氣般的殘留隱然成形，成為一種具體而單純的東西。如果我把它換成言語，是像這樣的話：
死並不是生的相反，而是其中一部分。
換成言語後，竟成為一種可厭、平凡、老套的說法。但我那時並無法以語言表達，而只是感到死亡像空氣般存在體內，存在那塊文鎮裡。存在彈子檯上那並排的四粒彈珠里。我把這種叫做死亡的東西，像灰塵般吸入肺里存活著。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為，死是一種獨立的存在。也就是「死亡確實會在某種時候逮住我，但反過來說，在死之前的日子，我可也未曾被死逮過。」這是邏輯上的推理 — 生在此側，死在彼端。
自從友人死去那晚，我已無法再同意，死只是單純在該死之時而來。死並非生的相反，死早已存在於我體內，成為無法從腦海消去的一部分。在某個五月的夜裡，把我的十七歲友人遠去的死神也在同一夜找上了我。
我現在很清楚了。在弄清楚的同時，我曾苦思過，而苦思是很困難的作業，至少對當時十八歲的我而言，經由苦思找出可以妥協的觀點，是十分艱難的。
＊
從那時以來我每月一次或兩次和她約會。大概可以稱約會吧，想不出更好的說法。
她上東京郊外一所小而整潔、名聲良好的女子大學。她的住處離學校走路不超過十分鐘，沿著路邊有清涼的水溝。她好像沒交什麼朋友，除了斷斷續續的話語以外，很少開口。因為她沒有特別說什麼，我也幾乎沒話講。見面時，我們只是隨便走走。但也並非沒有一點進展。暑假過完時，她已十分自然地靠著我走路。我們並肩走著，上坡、下坡、過橋、過馬路。我們不停地走，沒有特別要去的地方，也沒有特別要做的事。走了一陣子，進入吃茶店喝咖啡，喝完咖啡後再繼續走。宛如一張一張幻燈片，一個又一個季節過去了。秋季來到，宿舍中庭的山毛櫸枯葉鋪蓋了一地，穿上毛線衣可以聞到新季節的氣息，我買了一雙新鞋。秋季終了，冷風吹起的時候，她的身體已習慣靠著我的手腕。隔著厚厚的外套，我可以感覺她的氣息。但也只有如此，我雙手老插進外套口袋，一成不變地走著。我們的鞋底聽不到腳步聲，只有踩在懸鈴木的枯葉時，才發出乾燥的聲響。她要的，並非抓著我的手腕，而是誰的手腕。她要的，並非我身上的溫熱，而是誰身上的溫熱，至少我是這麼想。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透明，一種無處可去的透明感。她時時沒來由地凝視著我。這時，我感到一層悲哀。每當她打電話來，或周日一早我出門約會時，常被宿舍同伴嘲弄，同伴都當我在談戀愛。我沒想說明，也沒說明的理由，閒言任它去。我每次約會回來，一定有人提，到底上床了沒啦。嗯，嗯，我一直這麼響應。
我如此度過我的十八歲。太陽上升、夕陽落下、國旗上升、國旗落下。在周口裡，我和亡友的愛人約會。到底自己在做什麼，此後如何，我完全不知道。我研讀戲劇課程里的克羅德、拉賽爾、艾傑修汀，他們都在書里。也另存在於書里。我幾乎沒有朋友，宿舍里認識的也只是幾個。我一直在研讀，大家都以為我想成為小說家，而我一點都沒有想當小說家的意思，我什麼都不想。好幾次，我和她談到這種心情，她似乎懂得我想要表達的。但我並不很會講，如前所述，我經常在思索正確字眼，而正確的字眼卻停留於完全無法觸及的闇黑里。每到周末夜，我便坐在宿舍大廳等她的電話。有時她三個禮拜沒來電話，有時連續兩周來電。而我總是在周末夜，固定坐在大廳椅子上等待她的電話。周末夜學生多半去玩了，大廳幾乎空無一人。我總是坐在沉默的空間裡，凝視著空氣中漂浮的光粒子，掙扎著想看清自己。每個人都在追逐人或者物體，我卻不知道未來如何，我伸出手去，只摸到一片茫然的空氣之牆。
那個冬季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行打工。聖誕節我送她喜歡的亨利。曼西尼《dear heart》唱片當禮物。我以聖誕專用的聖誕樹圖案包裝紙和粉紅色絲帶包好禮物。她為我打了一雙毛線手套，指頭稍短了點，不過還暖和。她聖誕節沒有返家，新年期間，我到她住處吃飯。那年冬天發生了許多事情。一月底，室友發高燒四十度，昏睡了兩天，我和她的約會因此泡湯。他一副快死的模樣，我可不能放著不管。除了我，好像也沒有其它人照顧他。我買冰塊，放進塑膠袋裡做冰枕，用冰毛巾為他擦汗，每隔一小時測一次體溫。他發燒一整天，第二天一早，卻完全沒事般地霍然起床，體溫下降到三十六點二度。
「奇怪，」他說：「我這輩子從沒有發過燒。」
「你還是發燒了。」我說著，拿出我那兩張沒有去的音樂會招待券給他瞧。
「還好，只是招待券。」他說。
二月，下了幾次雪。
二月底，我為一點小事和宿舍高年生吵架。對方的頭撞到水泥牆，還好沒造成很大傷口。我被叫到舍監室聽訓，因此之故，住宿舍的感覺越來越壞。
我十九歲，升大二。當了幾科，成績幾乎是C或D，只有很少的B。她則全科通過，順利升上二年級。季節又循環了一回。六月，她二十歲了。她完全無法理解，自己已二十歲。對我，對她，我們的年紀總在十八和十九歲之間。十八再來是十九，十九再來是十八 — 這才是可理解的。然而她實已二十，接下來的冬天，我也二十歲了。只有死去的那人才永遠十七歲。
她生日那天下了雨。我在新宿買蛋糕，搭電車到她住處。電車很擠又晃得厲害，我來到她的住處時，蛋糕已像羅馬遺蹟般崩潰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插了二十根蠟燭、點了火柴、拉窗簾、關電燈，畢竟還有點生日氣氛。她開一瓶葡萄酒，吃了蛋糕，我們簡單用餐。「二十歲了，有點好笑。」她說。餐畢，我們收拾餐具，坐在床上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速度，她可以喝兩杯。
高中畢業來到東京，我想做的，就是什麼都不要想太多。綠絨面彈子檯、日產N三六O紅色跑車、教室座椅上的白花，全都從我的腦海里消失了。火葬場高聳煙囪冒出的煙霧、派出所筆錄室里的巨大文鎮，全都摒棄腦後。最初我忘得很好，忘得很乾淨。然而，我的內心卻有一種殘留，隨著時光流逝，這空氣般的殘留隱然成形，成為一種具體而單純的東西。如果我把它換成言語，是像這樣的話：
死並不是生的相反，而是其中一部分。
換成言語後，竟成為一種可厭、平凡、老套的說法。但我那時並無法以語言表達，而只是感到死亡像空氣般存在體內，存在那塊文鎮裡。存在彈子檯上那並排的四粒彈珠里。我把這種叫做死亡的東西，像灰塵般吸入肺里存活著。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為，死是一種獨立的存在。也就是「死亡確實會在某種時候逮住我，但反過來說，在死之前的日子，我可也未曾被死逮過。」這是邏輯上的推理 — 生在此側，死在彼端。
自從友人死去那晚，我已無法再同意，死只是單純在該死之時而來。死並非生的相反，死早已存在於我體內，成為無法從腦海消去的一部分。在某個五月的夜裡，把我的十七歲友人遠去的死神也在同一夜找上了我。
我現在很清楚了。在弄清楚的同時，我曾苦思過，而苦思是很困難的作業，至少對當時十八歲的我而言，經由苦思找出可以妥協的觀點，是十分艱難的。
＊
從那時以來我每月一次或兩次和她約會。大概可以稱約會吧，想不出更好的說法。
她上東京郊外一所小而整潔、名聲良好的女子大學。她的住處離學校走路不超過十分鐘，沿著路邊有清涼的水溝。她好像沒交什麼朋友，除了斷斷續續的話語以外，很少開口。因為她沒有特別說什麼，我也幾乎沒話講。見面時，我們只是隨便走走。但也並非沒有一點進展。暑假過完時，她已十分自然地靠著我走路。我們並肩走著，上坡、下坡、過橋、過馬路。我們不停地走，沒有特別要去的地方，也沒有特別要做的事。走了一陣子，進入吃茶店喝咖啡，喝完咖啡後再繼續走。宛如一張一張幻燈片，一個又一個季節過去了。秋季來到，宿舍中庭的山毛櫸枯葉鋪蓋了一地，穿上毛線衣可以聞到新季節的氣息，我買了一雙新鞋。秋季終了，冷風吹起的時候，她的身體已習慣靠著我的手腕。隔著厚厚的外套，我可以感覺她的氣息。但也只有如此，我雙手老插進外套口袋，一成不變地走著。我們的鞋底聽不到腳步聲，只有踩在懸鈴木的枯葉時，才發出乾燥的聲響。她要的，並非抓著我的手腕，而是誰的手腕。她要的，並非我身上的溫熱，而是誰身上的溫熱，至少我是這麼想。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透明，一種無處可去的透明感。她時時沒來由地凝視著我。這時，我感到一層悲哀。每當她打電話來，或周日一早我出門約會時，常被宿舍同伴嘲弄，同伴都當我在談戀愛。我沒想說明，也沒說明的理由，閒言任它去。我每次約會回來，一定有人提，到底上床了沒啦。嗯，嗯，我一直這麼響應。
我如此度過我的十八歲。太陽上升、夕陽落下、國旗上升、國旗落下。在周口裡，我和亡友的愛人約會。到底自己在做什麼，此後如何，我完全不知道。我研讀戲劇課程里的克羅德、拉賽爾、艾傑修汀，他們都在書里。也另存在於書里。我幾乎沒有朋友，宿舍里認識的也只是幾個。我一直在研讀，大家都以為我想成為小說家，而我一點都沒有想當小說家的意思，我什麼都不想。好幾次，我和她談到這種心情，她似乎懂得我想要表達的。但我並不很會講，如前所述，我經常在思索正確字眼，而正確的字眼卻停留於完全無法觸及的闇黑里。每到周末夜，我便坐在宿舍大廳等她的電話。有時她三個禮拜沒來電話，有時連續兩周來電。而我總是在周末夜，固定坐在大廳椅子上等待她的電話。周末夜學生多半去玩了，大廳幾乎空無一人。我總是坐在沉默的空間裡，凝視著空氣中漂浮的光粒子，掙扎著想看清自己。每個人都在追逐人或者物體，我卻不知道未來如何，我伸出手去，只摸到一片茫然的空氣之牆。
那個冬季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行打工。聖誕節我送她喜歡的亨利。曼西尼《dear heart》唱片當禮物。我以聖誕專用的聖誕樹圖案包裝紙和粉紅色絲帶包好禮物。她為我打了一雙毛線手套，指頭稍短了點，不過還暖和。她聖誕節沒有返家，新年期間，我到她住處吃飯。那年冬天發生了許多事情。一月底，室友發高燒四十度，昏睡了兩天，我和她的約會因此泡湯。他一副快死的模樣，我可不能放著不管。除了我，好像也沒有其它人照顧他。我買冰塊，放進塑膠袋裡做冰枕，用冰毛巾為他擦汗，每隔一小時測一次體溫。他發燒一整天，第二天一早，卻完全沒事般地霍然起床，體溫下降到三十六點二度。
「奇怪，」他說：「我這輩子從沒有發過燒。」
「你還是發燒了。」我說著，拿出我那兩張沒有去的音樂會招待券給他瞧。
「還好，只是招待券。」他說。
二月，下了幾次雪。
二月底，我為一點小事和宿舍高年生吵架。對方的頭撞到水泥牆，還好沒造成很大傷口。我被叫到舍監室聽訓，因此之故，住宿舍的感覺越來越壞。
我十九歲，升大二。當了幾科，成績幾乎是C或D，只有很少的B。她則全科通過，順利升上二年級。季節又循環了一回。六月，她二十歲了。她完全無法理解，自己已二十歲。對我，對她，我們的年紀總在十八和十九歲之間。十八再來是十九，十九再來是十八 — 這才是可理解的。然而她實已二十，接下來的冬天，我也二十歲了。只有死去的那人才永遠十七歲。
她生日那天下了雨。我在新宿買蛋糕，搭電車到她住處。電車很擠又晃得厲害，我來到她的住處時，蛋糕已像羅馬遺蹟般崩潰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插了二十根蠟燭、點了火柴、拉窗簾、關電燈，畢竟還有點生日氣氛。她開一瓶葡萄酒，吃了蛋糕，我們簡單用餐。「二十歲了，有點好笑。」她說。餐畢，我們收拾餐具，坐在床上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速度，她可以喝兩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