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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當然。”我說，“醉得相當厲害對吧？”
“好像醉得人事不省。”
“您公公經常那樣？”
“您是說動不動就喝得大醉、醉得人事不省？”
我點頭。
“的確不時醉得相當厲害，”女子承認，“但並非動不動，而且都沒醉到在電車軌道上睡過去的程度。”
究竟醉到什麼程度才能使人在電車軌道上睡過去，我一時很難判斷。是程度問題呢？還是質的問題呢？抑或方向性問題呢？
“就是說，就算有時喝得大醉，一般也不至於爛醉如泥囉？”我問。
“我是那樣理解的。”女子回答。
“恕我冒昧，多大年齡？”
“是問我對答年齡麼？”
“是的，”我說，“當然，如果不願意回答的話，不回答也無妨。”
女人手碰鼻子，用食指摩挲一下鼻樑。挺拔的漂亮鼻子。沒準在不很久遠的過去做過鼻子整形手術。我曾和一個同樣有此嗜好的女子交往過一段時間。她也做了鼻子整形手術，思考什麼的時候同樣常用食指摩挲鼻樑，彷佛在確認新鼻子是否還好端端地位於那裡。因此，每當瞧見這一動作，我就陷入輕度dé jìà-vu之中。Oral sex也與此有很大關聯。
“沒什麼必要隱瞞，”女子說，“三十五歲了。”
“您公公去世時多大年紀呢？”
“六十八歲。”
“您公公是從事什麼的？工作？”
“僧侶。”
“僧侶……是佛教的和尚嗎？”
“是的，佛教僧侶，淨土宗。在豐島區當寺院住持。”
“那怕是打擊不小吧？”我問。
“指公公大醉被有軌電車壓死？”
“是的。”
“當然是打擊，尤其對丈夫。”女子說。
我用鉛筆在便箋上寫道：“68歲，僧侶，淨土宗。”
女子坐在雙人座沙發一端。我坐在寫字檯前轉椅上。我們之間有三米左右距離。她穿一套稜角甚是分明的艾蒿色套裙，長統襪包裹的雙腿優美動人，黑高跟鞋也十分協調，後跟尖得儼然致命兇器。
“那麼——，”我說，“您的委託是關於您丈夫的已故父親囉？”
“不，那不是的。”說著，女子像是再度確認否定形似的輕輕而堅定地搖頭，“關於我丈夫的。”
“您丈夫也是和尚？”
“不，丈夫在Merrill Lynch工作。”
“證券公司？”
“正是。”女子回答。聲音略帶幾分焦躁，彷佛說哪裡會有不是證券公司的Merrill Lynch呢。“就是所謂的經紀人。”
我確認鉛筆尖的磨損情況，一言不發，等待下文。
“丈夫是獨生子，但較之佛教，他對證券交易更具有強烈的興趣，所以沒有接替父親當住持。”
理所當然吧——她以似乎是詢問我的目光看著我。但我對佛教和證券交易都沒有多大興趣，沒有陳述感想，僅僅在臉上浮現出中立的表情，表示自己正聽著呢。
“公公去世後，婆婆搬到我們居住的品川區的一座公寓，住在同一座公寓的不同單元。我們夫婦住26樓，婆婆住24樓，一個人生活。以前和公公兩人住在寺院裡，因總寺院另派一位住持來接替，她就搬到了這邊。婆婆現在六十三歲。順便說一句，丈夫四十歲。如果平安無事，下個月四十一歲。”
婆婆，24樓，63歲，Merrill Lynch，26樓，品川區——我在便箋上寫道。女子耐住性子等我寫完這許多 .“公公死後，婆婆像是得了焦慮性神經症，下雨時症狀更厲害。大概是因為公公是雨夜去世的關係吧，這方面不大清楚。”
我輕輕點頭。
“症狀厲害時，腦袋裡就好像什麼地方螺絲鬆動了，於是打電話過來。電話一來，我或丈夫就下兩層樓到婆婆房裡照料。說安撫也好，說勸服也好……丈夫在就丈夫去，丈夫不在就我去。”
她停下等我的反應。我默然。
“婆婆不是壞人，我決不是對婆婆的為人持否定性意見，只是說她神經過敏，年深日久習慣了依賴一個人。這類情況大致可以理解吧？”
“我想可以理解。”我說。
她迅速改變架腿姿勢，等待我把什麼記在便箋上，但這次我什麼也沒記。
“電話打來時是星期日上午十點。那天雨也下的相當大，就是上一個、上上一個星期日。今天是星期三，呃——，距今有十來天了。”
我瞥一眼檯曆：“是九月三日那個星期日吧？”
“是的，記得是三號。那天上午十點婆婆打來電話。”說著，女子回想似的閉起眼睛。若是希區柯克的電影，正是鏡頭一晃開始回憶場面的時候。但這不是電影，當然沒有回憶場面開始。片刻，她睜開眼睛，接著說下去：“丈夫接起電話。那天原定去打高爾夫球，但天沒亮就下雨了，沒去成，在家待著。假如那天是晴天，應該不至於招致這種事態——當然一切就是結果而言。”
我在便箋記下：9·3，高爾夫，雨，在家，母親→電話。
“婆婆對丈夫說喘不過氣，頭暈，在椅子上站都站不起來。於是丈夫鬍子都沒刮，只換了衣服就趕去隔一層樓的母親房間。估計華不多少時間，臨出房門時還告訴我準備早餐來著。
“您丈夫是怎樣一身打扮？”我這樣問道。
她再次輕搔一下鼻子：“半袖運動衫，粗布褲。運動衫是深灰色，褲子是奶油色。兩件好像都是通過J·crow郵購的。丈夫近視，總戴著眼鏡，金邊阿爾瑪的。鞋是NEWBALANCE.沒穿襪子。”
我把這信息詳細記在便箋上。
“身高和體重您想知道麼？”
“知道了有幫助。”我說。
“身高一米七三，體重七十二公斤左右。婚前只有六十二公斤的，十年之間多少加了些脂肪。”
這個我也記下了，而後確認鉛筆尖度，換了一支新的，並讓手指適應新鉛筆。
“接著說可以麼？”女子問。
“請，請繼續。”我說。
女子換條腿架起來說：“電話打來的時候，我正準備烙薄餅——星期日早上總做薄餅。不去打高爾夫的星期日總是吃滿滿一肚子薄餅。丈夫喜歡薄餅，還要加上烤得‘咔嚓咔嚓’硬的火腿肉。”
我心想難怪體重增加了十公斤，當然沒說出口。
“二十五分鐘後丈夫打來電話，說母親狀態已大體穩定，這就上樓梯回去，趕快準備早餐，馬上吃，肚子餓了。聽他這麼一說，我當即給平底鍋加溫，開始烙薄餅。火腿也炒了，楓樹密也熱了。薄餅這東西絕對不是做工複雜的品種，關鍵取決於順序和火候。可是左等右等丈夫硬是不回來。眼看著薄餅在盤子裡變涼變硬，於是我往婆婆那裡打電話，問丈夫是不是還在那裡，婆婆說就早走了。”
“好像醉得人事不省。”
“您公公經常那樣？”
“您是說動不動就喝得大醉、醉得人事不省？”
我點頭。
“的確不時醉得相當厲害，”女子承認，“但並非動不動，而且都沒醉到在電車軌道上睡過去的程度。”
究竟醉到什麼程度才能使人在電車軌道上睡過去，我一時很難判斷。是程度問題呢？還是質的問題呢？抑或方向性問題呢？
“就是說，就算有時喝得大醉，一般也不至於爛醉如泥囉？”我問。
“我是那樣理解的。”女子回答。
“恕我冒昧，多大年齡？”
“是問我對答年齡麼？”
“是的，”我說，“當然，如果不願意回答的話，不回答也無妨。”
女人手碰鼻子，用食指摩挲一下鼻樑。挺拔的漂亮鼻子。沒準在不很久遠的過去做過鼻子整形手術。我曾和一個同樣有此嗜好的女子交往過一段時間。她也做了鼻子整形手術，思考什麼的時候同樣常用食指摩挲鼻樑，彷佛在確認新鼻子是否還好端端地位於那裡。因此，每當瞧見這一動作，我就陷入輕度dé jìà-vu之中。Oral sex也與此有很大關聯。
“沒什麼必要隱瞞，”女子說，“三十五歲了。”
“您公公去世時多大年紀呢？”
“六十八歲。”
“您公公是從事什麼的？工作？”
“僧侶。”
“僧侶……是佛教的和尚嗎？”
“是的，佛教僧侶，淨土宗。在豐島區當寺院住持。”
“那怕是打擊不小吧？”我問。
“指公公大醉被有軌電車壓死？”
“是的。”
“當然是打擊，尤其對丈夫。”女子說。
我用鉛筆在便箋上寫道：“68歲，僧侶，淨土宗。”
女子坐在雙人座沙發一端。我坐在寫字檯前轉椅上。我們之間有三米左右距離。她穿一套稜角甚是分明的艾蒿色套裙，長統襪包裹的雙腿優美動人，黑高跟鞋也十分協調，後跟尖得儼然致命兇器。
“那麼——，”我說，“您的委託是關於您丈夫的已故父親囉？”
“不，那不是的。”說著，女子像是再度確認否定形似的輕輕而堅定地搖頭，“關於我丈夫的。”
“您丈夫也是和尚？”
“不，丈夫在Merrill Lynch工作。”
“證券公司？”
“正是。”女子回答。聲音略帶幾分焦躁，彷佛說哪裡會有不是證券公司的Merrill Lynch呢。“就是所謂的經紀人。”
我確認鉛筆尖的磨損情況，一言不發，等待下文。
“丈夫是獨生子，但較之佛教，他對證券交易更具有強烈的興趣，所以沒有接替父親當住持。”
理所當然吧——她以似乎是詢問我的目光看著我。但我對佛教和證券交易都沒有多大興趣，沒有陳述感想，僅僅在臉上浮現出中立的表情，表示自己正聽著呢。
“公公去世後，婆婆搬到我們居住的品川區的一座公寓，住在同一座公寓的不同單元。我們夫婦住26樓，婆婆住24樓，一個人生活。以前和公公兩人住在寺院裡，因總寺院另派一位住持來接替，她就搬到了這邊。婆婆現在六十三歲。順便說一句，丈夫四十歲。如果平安無事，下個月四十一歲。”
婆婆，24樓，63歲，Merrill Lynch，26樓，品川區——我在便箋上寫道。女子耐住性子等我寫完這許多 .“公公死後，婆婆像是得了焦慮性神經症，下雨時症狀更厲害。大概是因為公公是雨夜去世的關係吧，這方面不大清楚。”
我輕輕點頭。
“症狀厲害時，腦袋裡就好像什麼地方螺絲鬆動了，於是打電話過來。電話一來，我或丈夫就下兩層樓到婆婆房裡照料。說安撫也好，說勸服也好……丈夫在就丈夫去，丈夫不在就我去。”
她停下等我的反應。我默然。
“婆婆不是壞人，我決不是對婆婆的為人持否定性意見，只是說她神經過敏，年深日久習慣了依賴一個人。這類情況大致可以理解吧？”
“我想可以理解。”我說。
她迅速改變架腿姿勢，等待我把什麼記在便箋上，但這次我什麼也沒記。
“電話打來時是星期日上午十點。那天雨也下的相當大，就是上一個、上上一個星期日。今天是星期三，呃——，距今有十來天了。”
我瞥一眼檯曆：“是九月三日那個星期日吧？”
“是的，記得是三號。那天上午十點婆婆打來電話。”說著，女子回想似的閉起眼睛。若是希區柯克的電影，正是鏡頭一晃開始回憶場面的時候。但這不是電影，當然沒有回憶場面開始。片刻，她睜開眼睛，接著說下去：“丈夫接起電話。那天原定去打高爾夫球，但天沒亮就下雨了，沒去成，在家待著。假如那天是晴天，應該不至於招致這種事態——當然一切就是結果而言。”
我在便箋記下：9·3，高爾夫，雨，在家，母親→電話。
“婆婆對丈夫說喘不過氣，頭暈，在椅子上站都站不起來。於是丈夫鬍子都沒刮，只換了衣服就趕去隔一層樓的母親房間。估計華不多少時間，臨出房門時還告訴我準備早餐來著。
“您丈夫是怎樣一身打扮？”我這樣問道。
她再次輕搔一下鼻子：“半袖運動衫，粗布褲。運動衫是深灰色，褲子是奶油色。兩件好像都是通過J·crow郵購的。丈夫近視，總戴著眼鏡，金邊阿爾瑪的。鞋是NEWBALANCE.沒穿襪子。”
我把這信息詳細記在便箋上。
“身高和體重您想知道麼？”
“知道了有幫助。”我說。
“身高一米七三，體重七十二公斤左右。婚前只有六十二公斤的，十年之間多少加了些脂肪。”
這個我也記下了，而後確認鉛筆尖度，換了一支新的，並讓手指適應新鉛筆。
“接著說可以麼？”女子問。
“請，請繼續。”我說。
女子換條腿架起來說：“電話打來的時候，我正準備烙薄餅——星期日早上總做薄餅。不去打高爾夫的星期日總是吃滿滿一肚子薄餅。丈夫喜歡薄餅，還要加上烤得‘咔嚓咔嚓’硬的火腿肉。”
我心想難怪體重增加了十公斤，當然沒說出口。
“二十五分鐘後丈夫打來電話，說母親狀態已大體穩定，這就上樓梯回去，趕快準備早餐，馬上吃，肚子餓了。聽他這麼一說，我當即給平底鍋加溫，開始烙薄餅。火腿也炒了，楓樹密也熱了。薄餅這東西絕對不是做工複雜的品種，關鍵取決於順序和火候。可是左等右等丈夫硬是不回來。眼看著薄餅在盤子裡變涼變硬，於是我往婆婆那裡打電話，問丈夫是不是還在那裡，婆婆說就早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