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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所見，不論在什麼國家，願意從事出版工作、想當編輯的人原本都是愛書人。就算在美國，一心只想大把賺錢大把花錢的人，大概也不會來出版業就職。那些人不是去華爾街（金融業），就是去麥迪遜大街（GG業）了。特殊例子另當別論，出版社的薪水一般都算不上高薪，因此在那裡工作的人多少都有一種自負、一種氣概：“我就是因為愛書，才從事這份工作的。”一旦有作品正合心意，就會不計得失，全心投入拼命工作。
我曾經在美國東部（新澤西和波士頓）住過一段時間，與賓奇、蓋瑞和薩尼有些私交，關係親密起來。大家分住異地，相隔遙遠，但長年累月地一起共事，還是會時不時見面閒聊，一起吃飯。這種情況在哪個國家都一樣。把一切託付給代理，幾乎從不和責編見面，拋下一句“這個嘛，你們看著辦好了”，這種全部推給人家的態度，會導致原本應該順利運轉的東西都轉不動了。當然，假如作品有絕對的實力，那倒也無所謂。不過平心而論，我沒有那般自信，再加上天生的秉性，不論什麼事，“只要自己能做到，就儘量自己去做”，所以儘可能親力親為。在日本出道時曾經做過的事情，再到美國重新來一遍。四十幾歲的人，竟又一次重新回歸到“新人狀態”。
我如此積極地開拓美國市場，很大原因就是此前在日本遇到過種種不太開心的事兒，讓我切身感受到“就這樣在日本拖拖沓沓地混日子，也不是辦法”。當時正值所謂“泡沫經濟時代”，要在日本作為一個寫東西的人生活下去，也並非什麼艱難的事。日本人口超過一億，幾乎全都能閱讀日語，也就是說基礎閱讀人口相當多。再加上日本經濟勢頭雄勁，令世人瞠目結舌，出版界也呈現出一片盛況。股票只升不降，房地產價格高漲，世間錢多得要溢出來，新雜誌接連不斷地創刊，雜誌想要多少GG就有多少GG送上門來。作為寫作的人，最不缺的就是稿約。當時還有許許多多“美味誘人的工作”。甚至曾經有過這樣的約稿：“這地球上不管什麼地方，您想去哪兒就去哪兒，經費您想花多少就花多少，遊記您想怎麼寫就怎麼寫。”還有一位素不相識的先生向我發出奢華的邀請：“上次我在法國買了一座城堡，您在那兒住個一年半載，優哉游哉地寫小說怎麼樣？”（這兩個提案我都禮貌地拒絕了。）如今回想起來，那簡直是個難以置信的時代。即使堪稱小說家主食的小說銷路欠佳，單憑這種美味誘人的“小菜”就足以生活下去了。
然而，對於眼看將年屆四十（也就是處於作家至關重要的時期）的我來說，這卻不是值得歡欣的環境。有個詞兒叫“人心浮動”，就是這樣，整個社會鬧哄哄的，浮躁不安，開口三句離不開錢，根本不是能安心靜坐、精打細磨地寫長篇小說的氛圍。待在這種地方，也許不知不覺就被寵壞了——這樣的心情變得越來越強烈。我想把自己放進更緊張一點的環境中，開拓新的疆域，嘗試新的可能性。我開始萌生出這樣的念頭，所以在八十年代後半期離開了日本，生活的中心轉移到了外國。那是在《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出版之後。
還有一點，在日本，針對我的作品和我個人的壓力相當大。我的基本觀點是：“反正是有缺陷的人寫的有缺陷的小說，不管人家說什麼都無可奈何。”實際上也是從不介意、我行我素。但當時畢竟年輕氣盛，聽見這種批判，便屢屢感覺：“這話說得豈不是太不公道了？”甚至連私生活領域也遭受踐踏，家人也被無中生有顛倒黑白，還受到過人身攻擊。為什麼非得把話說到那個份上不可？我與其說心生不快，更多的是感到不可思議。
如今再回過頭看看，我覺到那很可能是同時代的日本文學界人士（作家、評論家、編輯等）對挫折感的發泄，是“文藝界”對所謂主流派純文學急速失去存在感與影響力的不滿和鬱悶。也就是說，範式轉移正在眼前徐徐展開。然而在業界人士看來，這種堆芯熔毀式的文化狀況是可悲可嘆的，同時又是不能容忍的。許多人恐怕把我寫的東西或我的存在看作“損害和破壞理想狀態的元兇之一”，就像白細胞攻擊病毒一般，試圖加以排斥——我有這種感覺。我自己倒是在琢磨：“如果能被我這種人破壞掉，只怕還是被破壞的一方有問題吧。”
“說來說去，村上春樹寫的東西，無非是外國文學的翻版，這種東西最多只能在日本通行。”時常有人說這樣的話。我壓根兒就不認為自己寫的東西是什麼“外國文學的翻版”，還自以為在積極追求和摸索日語這種工具的可能性。“既然這麼說，那我何不去試一試，看看我的作品在外國究竟能不能通行。”老實說，也不是沒有這種挑戰的念頭。我絕不是不服輸的性格，卻也有股倔勁兒，對無法信服的事情非要探究到底。
而且，如果能以外國為中心展開活動，也可以減少與日本這糾纏不清的文藝界發生關聯的必要。不管人家說什麼，置若罔聞就是了。對我來說，這也成了打算“去海外打拼一番”的重要原因。想起來，在日本國內遭到抨擊，倒成了挺進海外的契機，也許被人詆毀反倒是一種幸運。無論在哪個世界都是如此，再沒有比“捧殺”更可怕的東西了。
在外國出書最令我高興的事，是有很多人（讀者或評論家）說：“總之村上的作品很有原創性，和別的作家寫的小說都不一樣。”不管給不給作品好評，認為“這個人的風格和其他作家截然不同”的意見還是占大多數，與在日本受到的評價大相逕庭，這真令人欣慰。認定是原創，認定我有自己的風格，對我就是勝過一切的讚美。
然而，當我的作品開始在海外熱賣，或者說當大家得知我的作品開始在海外熱賣後，日本國內又有人說話了：“村上春樹的書在海外賣得好，是因為他的文章容易翻譯，他的故事外國人也容易看得懂。”我稍稍有些驚愕：“這麼一來，不是和原先說的恰恰相反嗎？”唉，真是沒辦法。只好相信這世上總有一些人，專會見風使舵，毫無根據地滿口胡言。
大體說來，小說這東西是從內心世界自然而然噴湧出來的，並不是出於戰略考慮，可以像走馬燈似的改來改去的玩意兒，也不能先做點市場調查，再視其結果刻意改寫內容。就算可以這樣做，從如此膚淺之處產生的作品，也不可能獲得眾多的讀者。縱然一時受到歡迎，這樣的作品和作家也不會持久，大概無須多久就會被人們忘卻。亞伯拉罕·林肯留下這樣一句話：“你能在某些時刻欺騙所有的人，也能在所有的時刻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刻欺騙所有的人。”我覺得這個說法同樣適用於小說。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要由時間來證明的事物，只能由時間來證明的事物。
言歸正傳。
由大型出版社克諾夫推出單行本，再由其子公司Vintage發售平裝書，隨著耗時費心地排兵布陣，我的作品在美國國內銷量穩步上升。一有新作問世，就能穩穩地擠進波士頓和舊金山城市報紙的暢銷書排行榜前幾位。就是說，與日本的情況大抵相同，我的書一出版就買來看的讀者階層也在美國形成了。
我曾經在美國東部（新澤西和波士頓）住過一段時間，與賓奇、蓋瑞和薩尼有些私交，關係親密起來。大家分住異地，相隔遙遠，但長年累月地一起共事，還是會時不時見面閒聊，一起吃飯。這種情況在哪個國家都一樣。把一切託付給代理，幾乎從不和責編見面，拋下一句“這個嘛，你們看著辦好了”，這種全部推給人家的態度，會導致原本應該順利運轉的東西都轉不動了。當然，假如作品有絕對的實力，那倒也無所謂。不過平心而論，我沒有那般自信，再加上天生的秉性，不論什麼事，“只要自己能做到，就儘量自己去做”，所以儘可能親力親為。在日本出道時曾經做過的事情，再到美國重新來一遍。四十幾歲的人，竟又一次重新回歸到“新人狀態”。
我如此積極地開拓美國市場，很大原因就是此前在日本遇到過種種不太開心的事兒，讓我切身感受到“就這樣在日本拖拖沓沓地混日子，也不是辦法”。當時正值所謂“泡沫經濟時代”，要在日本作為一個寫東西的人生活下去，也並非什麼艱難的事。日本人口超過一億，幾乎全都能閱讀日語，也就是說基礎閱讀人口相當多。再加上日本經濟勢頭雄勁，令世人瞠目結舌，出版界也呈現出一片盛況。股票只升不降，房地產價格高漲，世間錢多得要溢出來，新雜誌接連不斷地創刊，雜誌想要多少GG就有多少GG送上門來。作為寫作的人，最不缺的就是稿約。當時還有許許多多“美味誘人的工作”。甚至曾經有過這樣的約稿：“這地球上不管什麼地方，您想去哪兒就去哪兒，經費您想花多少就花多少，遊記您想怎麼寫就怎麼寫。”還有一位素不相識的先生向我發出奢華的邀請：“上次我在法國買了一座城堡，您在那兒住個一年半載，優哉游哉地寫小說怎麼樣？”（這兩個提案我都禮貌地拒絕了。）如今回想起來，那簡直是個難以置信的時代。即使堪稱小說家主食的小說銷路欠佳，單憑這種美味誘人的“小菜”就足以生活下去了。
然而，對於眼看將年屆四十（也就是處於作家至關重要的時期）的我來說，這卻不是值得歡欣的環境。有個詞兒叫“人心浮動”，就是這樣，整個社會鬧哄哄的，浮躁不安，開口三句離不開錢，根本不是能安心靜坐、精打細磨地寫長篇小說的氛圍。待在這種地方，也許不知不覺就被寵壞了——這樣的心情變得越來越強烈。我想把自己放進更緊張一點的環境中，開拓新的疆域，嘗試新的可能性。我開始萌生出這樣的念頭，所以在八十年代後半期離開了日本，生活的中心轉移到了外國。那是在《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出版之後。
還有一點，在日本，針對我的作品和我個人的壓力相當大。我的基本觀點是：“反正是有缺陷的人寫的有缺陷的小說，不管人家說什麼都無可奈何。”實際上也是從不介意、我行我素。但當時畢竟年輕氣盛，聽見這種批判，便屢屢感覺：“這話說得豈不是太不公道了？”甚至連私生活領域也遭受踐踏，家人也被無中生有顛倒黑白，還受到過人身攻擊。為什麼非得把話說到那個份上不可？我與其說心生不快，更多的是感到不可思議。
如今再回過頭看看，我覺到那很可能是同時代的日本文學界人士（作家、評論家、編輯等）對挫折感的發泄，是“文藝界”對所謂主流派純文學急速失去存在感與影響力的不滿和鬱悶。也就是說，範式轉移正在眼前徐徐展開。然而在業界人士看來，這種堆芯熔毀式的文化狀況是可悲可嘆的，同時又是不能容忍的。許多人恐怕把我寫的東西或我的存在看作“損害和破壞理想狀態的元兇之一”，就像白細胞攻擊病毒一般，試圖加以排斥——我有這種感覺。我自己倒是在琢磨：“如果能被我這種人破壞掉，只怕還是被破壞的一方有問題吧。”
“說來說去，村上春樹寫的東西，無非是外國文學的翻版，這種東西最多只能在日本通行。”時常有人說這樣的話。我壓根兒就不認為自己寫的東西是什麼“外國文學的翻版”，還自以為在積極追求和摸索日語這種工具的可能性。“既然這麼說，那我何不去試一試，看看我的作品在外國究竟能不能通行。”老實說，也不是沒有這種挑戰的念頭。我絕不是不服輸的性格，卻也有股倔勁兒，對無法信服的事情非要探究到底。
而且，如果能以外國為中心展開活動，也可以減少與日本這糾纏不清的文藝界發生關聯的必要。不管人家說什麼，置若罔聞就是了。對我來說，這也成了打算“去海外打拼一番”的重要原因。想起來，在日本國內遭到抨擊，倒成了挺進海外的契機，也許被人詆毀反倒是一種幸運。無論在哪個世界都是如此，再沒有比“捧殺”更可怕的東西了。
在外國出書最令我高興的事，是有很多人（讀者或評論家）說：“總之村上的作品很有原創性，和別的作家寫的小說都不一樣。”不管給不給作品好評，認為“這個人的風格和其他作家截然不同”的意見還是占大多數，與在日本受到的評價大相逕庭，這真令人欣慰。認定是原創，認定我有自己的風格，對我就是勝過一切的讚美。
然而，當我的作品開始在海外熱賣，或者說當大家得知我的作品開始在海外熱賣後，日本國內又有人說話了：“村上春樹的書在海外賣得好，是因為他的文章容易翻譯，他的故事外國人也容易看得懂。”我稍稍有些驚愕：“這麼一來，不是和原先說的恰恰相反嗎？”唉，真是沒辦法。只好相信這世上總有一些人，專會見風使舵，毫無根據地滿口胡言。
大體說來，小說這東西是從內心世界自然而然噴湧出來的，並不是出於戰略考慮，可以像走馬燈似的改來改去的玩意兒，也不能先做點市場調查，再視其結果刻意改寫內容。就算可以這樣做，從如此膚淺之處產生的作品，也不可能獲得眾多的讀者。縱然一時受到歡迎，這樣的作品和作家也不會持久，大概無須多久就會被人們忘卻。亞伯拉罕·林肯留下這樣一句話：“你能在某些時刻欺騙所有的人，也能在所有的時刻欺騙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刻欺騙所有的人。”我覺得這個說法同樣適用於小說。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要由時間來證明的事物，只能由時間來證明的事物。
言歸正傳。
由大型出版社克諾夫推出單行本，再由其子公司Vintage發售平裝書，隨著耗時費心地排兵布陣，我的作品在美國國內銷量穩步上升。一有新作問世，就能穩穩地擠進波士頓和舊金山城市報紙的暢銷書排行榜前幾位。就是說，與日本的情況大抵相同，我的書一出版就買來看的讀者階層也在美國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