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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從少年時，就浪跡天涯，漂泊不定，以後又多年從事報館的編輯工作，不僅練就了寫快文章的本領，而且還善於在嘈雜喧鬧的環境中工作，一旦寫起文章，不管有多大吵鬧的聲響，他都可以“充耳不聞”，這一招，可說是絕了！不但如此，他還養成了倒頭就睡的習慣，不管工作和寫作得多興奮，也不管濃茶喝了多少杯，放下稿子，一挨枕頭，即可進入夢鄉，而且是鼾聲大作。不僅如此，父親還有一絕，他不但可以鬧中取靜，在臨街的編輯部里振筆疾書，一旦編輯來請示工作或讓他審閱大樣，他便放下筆，來處理工作，一俟完畢，便又埋首再寫，兩不耽誤。由於他的超乎尋常的敏捷文思，常常會做出超乎尋常的趣事。一次夜半，有客來《南京人報》拜訪，父親放下編務待客。而《南華經》正在此時要付排，版面還差一小塊。編輯急得在樓下大喊，問父親怎麼辦。父親讓客人稍候，便走到樓欄對編輯說：“別急，我說你記，等版面夠了，就喊停。”於是他在樓口隨口而來：樓下何人喚老張，老張樓上正匆忙；時鐘一點都敲過，稿子還差二十行。
日裡高眠夜裡忙，新聞記者異平常；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斷陰來夜斷陽。
齒牙半動視茫茫，已過中年底事忙？
應是要當姜白髮，還圖八十遇文王。
直聽到樓下編輯喊“停”，父親才遏住“詩興”，這件“樓上口占打油詩”的軼事，成為南京報界的佳話，事後也有人遺憾地說，編輯應該晚一點喊停，看父親能口占多少首？這一件趣聞一直在新聞界流傳，直到前幾年，我在美國的華文報紙上，還見到有人撰寫這一美談。
《南京人報》雖然人少，編務緊張，因為是“夥計報”，但也不乏輕鬆有趣的“花絮”。據張友鴻先生的《憶恨水先生二三事》一文載：“張恨水先生當時40開外，身體較為高大，胖墩墩的。未見其人，已聞其聲，嗓門很高，帶著京腔徽調。他撩起夏布長衫，拿著摺扇，登上樓來，嘴裡還說著：‘今天可真熱！’一來編輯部，他首先是翻看當天各家報紙，拆閱給報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後和報社其他負責人談談，了解報紙出版時間和發行情況。他灑脫豪放，談笑風生，有時高興起來還要哼哼京戲。記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鴻從北平來（左笑鴻也是新聞界知名人士，當時主編《世界日報》副刊），他的裝束與恨水先生差
第41節：創辦《南京人報》（6）
不離，兩人原是故交，自是無話不談，說著笑著，這兩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來一段《連環套》，聲調高亢，字正腔圓，而恨水先生竟至離開座位，擺起步來。他這一唱，引來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無疑博得了熱烈的掌聲。”
儘管《南京人報》充滿著和諧和朝氣。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卻加緊了對華的侵略。但是南京的達官顯貴仍然承襲著“六朝金粉”，還是醉生夢死，沉醉在南明偏安一隅的迷夢中，居然要做“桃花扇里人”。父親看到這一切，真是憂心如焚，強烈的愛國熱情，使他憤怒地吟出：“憑欄無限憂時淚，如此湖山號莫愁。”為了中華民族，為了祖國，他願意犧牲一切，所以他大聲疾呼地喊出：“國如用我何妨死！”這種擲地做金石聲的詩句，就是父親心情的寫照！
1937年8月15日，日軍飛機空襲南京，南京城內100萬市民陷入了戰爭的災難之中，人心惶惶，人們開始疏散逃難，報紙的銷量驟然下降，報紙沒有人看，更沒有GG，但是報館的日常開支又必不可少，父親身為社長，已無積蓄，又無收入，怎麼辦？幸虧印刷部的全體工友和編採部的全體同仁，體諒父親處境，主動表示，為了抗日，同舟共濟，只要幾個錢維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還說，就是維持費發不出來，也要堅持，這是大家的報，不能讓這“夥計報”先垮，而被“老闆報”所竊笑，“玩命兒”也要“苦撐到底”！這一番表態和精神，父親被深深地感動，也受到了巨大的激勵！他咬著牙，硬是把《南京人報》辦下去。
那時我家已搬到南京郊區上新河，他每日下午到報館辦公，處理事務及照應版面，一直到次日太陽東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頭就睡，醒來之後又匆匆進城，從上新河到城區要步行十幾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襲警報就來了，南京郊區根本就沒有防空工事，敵機一來，父親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樹下，抬起頭，飛機扔下的炸彈，高she炮的she擊，全都看在眼裡，炸彈、炮彈的轟鳴，房屋倒塌的慘狀，他都親眼目睹。他把這些記在心裡，寫在紙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訴，也是留待後來算帳作證明！一待警報解除，父親立即奔向報館，馬上著手當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難的則是籌措當天報社的開支。在那樣的非常時期，向朋友借錢自然所借非時，即使是有錢存在銀行里，也受著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幾十元，父親只有四處告貸。一天24小時，他都是在這種高度緊張、焦慮、恐慌中掙扎著，不到一個月，他就病倒了，一個從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來勢兇猛。這次是瘧疾、胃病、關節炎一齊襲來，只好臥病在上新河家中。人在戰亂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養”，這一時期，他擔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記著報務，他既不能寫作，也無心看書，生活一下子亂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幾十年來的生活習慣。為了父親的身體，全家建議他到蕪湖去養病，報館的事務，暫時交給友鸞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就這樣，《南京人報》一直堅持到12月初，即南京淪陷前4天方才停刊。父親自己辦報的一頁歷史，就這樣“翻”過去了，從此他再也沒有自己辦過報。而我那捲“海內孤本”的《南京人報》，自從“下落不明”後，我多方尋覓，始終也沒獲得一頁，但願得，我的“為伊消得人憔悴”，會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南京人報》留給我們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俠傳》。
第42節：“國如用我何妨死”（1）
“國如用我何妨死”父親於1934年冬由北平到南京有感而賦詩云：不必功名等白頭，早將心跡托浮鷗。
國如用我何妨死，事總因人大可羞。
腹儉已遭家室累，賣文還作稻粱謀。
憑欄無限憂時淚，如此湖山號莫愁。
詩言志，這些擲地作金石聲的詩句，就是父親的心志，為了國家民族，他願意犧牲一切，情願投筆從戎，戰死疆場，馬革裹屍！這並不是書生的浪漫情懷，而是父親身體力行真正去做的事！《南京人報》被迫停刊後，父親於1937年底，把全家遷往故鄉安徽潛山，安頓好了以後，他拋棄了全部家產和事業，還有他多年精心收集、視如珍寶的書籍和資料，停辦了北平華北美術專門學校和《南京人報》，為了抗日，他毀家紓難，手提一隻行李箱，隻身入川。途經武漢時，我的四叔張牧野先生押運著裝有《南京人報》的機器、鉛字的木船，也到了武漢。父親原來的計劃是入川到重慶，或是復刊，或是把機器賣掉還債。可是在武漢，他看到許多愛國有心而又報國無門的人，內心充滿憤慨和無奈。這時又傳來了南京大屠殺的消息，父親在震驚中更感到無比的憤怒！他雖然是無權無勢的布衣，“百無一用是書生”，但是他有愛國的赤誠，浩然的正氣，他要用可以調動的一切，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我的四叔勸父親，乾脆把《南京人報》的機器扔了，回故鄉大別山打游擊去！我的四叔雖是學藝術的，終日和點、染、皴打交道，但並非留長髮穿怪衣不拘形跡的藝術家，他習過武術，練就了一身好拳腳，還保留了“將門之後”的豪氣，“七七”事變時，他正在天津，參加了天津民眾抗日的保安團，和日本侵略軍進行過肉搏戰，可以說是已經有過“殺敵的經驗”。同時，武漢也聚集了不少家鄉青年，他們都願意回到家鄉親手殺敵，保衛自己的家鄉，保衛自己的祖國。可是他們希望有些聲望的父親出面協助，好使他們能夠名正言順回家鄉抗日。
日裡高眠夜裡忙，新聞記者異平常；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斷陰來夜斷陽。
齒牙半動視茫茫，已過中年底事忙？
應是要當姜白髮，還圖八十遇文王。
直聽到樓下編輯喊“停”，父親才遏住“詩興”，這件“樓上口占打油詩”的軼事，成為南京報界的佳話，事後也有人遺憾地說，編輯應該晚一點喊停，看父親能口占多少首？這一件趣聞一直在新聞界流傳，直到前幾年，我在美國的華文報紙上，還見到有人撰寫這一美談。
《南京人報》雖然人少，編務緊張，因為是“夥計報”，但也不乏輕鬆有趣的“花絮”。據張友鴻先生的《憶恨水先生二三事》一文載：“張恨水先生當時40開外，身體較為高大，胖墩墩的。未見其人，已聞其聲，嗓門很高，帶著京腔徽調。他撩起夏布長衫，拿著摺扇，登上樓來，嘴裡還說著：‘今天可真熱！’一來編輯部，他首先是翻看當天各家報紙，拆閱給報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後和報社其他負責人談談，了解報紙出版時間和發行情況。他灑脫豪放，談笑風生，有時高興起來還要哼哼京戲。記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鴻從北平來（左笑鴻也是新聞界知名人士，當時主編《世界日報》副刊），他的裝束與恨水先生差
第41節：創辦《南京人報》（6）
不離，兩人原是故交，自是無話不談，說著笑著，這兩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來一段《連環套》，聲調高亢，字正腔圓，而恨水先生竟至離開座位，擺起步來。他這一唱，引來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無疑博得了熱烈的掌聲。”
儘管《南京人報》充滿著和諧和朝氣。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卻加緊了對華的侵略。但是南京的達官顯貴仍然承襲著“六朝金粉”，還是醉生夢死，沉醉在南明偏安一隅的迷夢中，居然要做“桃花扇里人”。父親看到這一切，真是憂心如焚，強烈的愛國熱情，使他憤怒地吟出：“憑欄無限憂時淚，如此湖山號莫愁。”為了中華民族，為了祖國，他願意犧牲一切，所以他大聲疾呼地喊出：“國如用我何妨死！”這種擲地做金石聲的詩句，就是父親心情的寫照！
1937年8月15日，日軍飛機空襲南京，南京城內100萬市民陷入了戰爭的災難之中，人心惶惶，人們開始疏散逃難，報紙的銷量驟然下降，報紙沒有人看，更沒有GG，但是報館的日常開支又必不可少，父親身為社長，已無積蓄，又無收入，怎麼辦？幸虧印刷部的全體工友和編採部的全體同仁，體諒父親處境，主動表示，為了抗日，同舟共濟，只要幾個錢維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還說，就是維持費發不出來，也要堅持，這是大家的報，不能讓這“夥計報”先垮，而被“老闆報”所竊笑，“玩命兒”也要“苦撐到底”！這一番表態和精神，父親被深深地感動，也受到了巨大的激勵！他咬著牙，硬是把《南京人報》辦下去。
那時我家已搬到南京郊區上新河，他每日下午到報館辦公，處理事務及照應版面，一直到次日太陽東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頭就睡，醒來之後又匆匆進城，從上新河到城區要步行十幾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襲警報就來了，南京郊區根本就沒有防空工事，敵機一來，父親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樹下，抬起頭，飛機扔下的炸彈，高she炮的she擊，全都看在眼裡，炸彈、炮彈的轟鳴，房屋倒塌的慘狀，他都親眼目睹。他把這些記在心裡，寫在紙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訴，也是留待後來算帳作證明！一待警報解除，父親立即奔向報館，馬上著手當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難的則是籌措當天報社的開支。在那樣的非常時期，向朋友借錢自然所借非時，即使是有錢存在銀行里，也受著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幾十元，父親只有四處告貸。一天24小時，他都是在這種高度緊張、焦慮、恐慌中掙扎著，不到一個月，他就病倒了，一個從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來勢兇猛。這次是瘧疾、胃病、關節炎一齊襲來，只好臥病在上新河家中。人在戰亂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養”，這一時期，他擔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記著報務，他既不能寫作，也無心看書，生活一下子亂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幾十年來的生活習慣。為了父親的身體，全家建議他到蕪湖去養病，報館的事務，暫時交給友鸞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就這樣，《南京人報》一直堅持到12月初，即南京淪陷前4天方才停刊。父親自己辦報的一頁歷史，就這樣“翻”過去了，從此他再也沒有自己辦過報。而我那捲“海內孤本”的《南京人報》，自從“下落不明”後，我多方尋覓，始終也沒獲得一頁，但願得，我的“為伊消得人憔悴”，會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南京人報》留給我們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俠傳》。
第42節：“國如用我何妨死”（1）
“國如用我何妨死”父親於1934年冬由北平到南京有感而賦詩云：不必功名等白頭，早將心跡托浮鷗。
國如用我何妨死，事總因人大可羞。
腹儉已遭家室累，賣文還作稻粱謀。
憑欄無限憂時淚，如此湖山號莫愁。
詩言志，這些擲地作金石聲的詩句，就是父親的心志，為了國家民族，他願意犧牲一切，情願投筆從戎，戰死疆場，馬革裹屍！這並不是書生的浪漫情懷，而是父親身體力行真正去做的事！《南京人報》被迫停刊後，父親於1937年底，把全家遷往故鄉安徽潛山，安頓好了以後，他拋棄了全部家產和事業，還有他多年精心收集、視如珍寶的書籍和資料，停辦了北平華北美術專門學校和《南京人報》，為了抗日，他毀家紓難，手提一隻行李箱，隻身入川。途經武漢時，我的四叔張牧野先生押運著裝有《南京人報》的機器、鉛字的木船，也到了武漢。父親原來的計劃是入川到重慶，或是復刊，或是把機器賣掉還債。可是在武漢，他看到許多愛國有心而又報國無門的人，內心充滿憤慨和無奈。這時又傳來了南京大屠殺的消息，父親在震驚中更感到無比的憤怒！他雖然是無權無勢的布衣，“百無一用是書生”，但是他有愛國的赤誠，浩然的正氣，他要用可以調動的一切，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我的四叔勸父親，乾脆把《南京人報》的機器扔了，回故鄉大別山打游擊去！我的四叔雖是學藝術的，終日和點、染、皴打交道，但並非留長髮穿怪衣不拘形跡的藝術家，他習過武術，練就了一身好拳腳，還保留了“將門之後”的豪氣，“七七”事變時，他正在天津，參加了天津民眾抗日的保安團，和日本侵略軍進行過肉搏戰，可以說是已經有過“殺敵的經驗”。同時，武漢也聚集了不少家鄉青年，他們都願意回到家鄉親手殺敵，保衛自己的家鄉，保衛自己的祖國。可是他們希望有些聲望的父親出面協助，好使他們能夠名正言順回家鄉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