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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從少年時,就浪跡天涯,漂泊不定,以後又多年從事報館的編輯工作,不僅練就了寫快文章的本領,而且還善於在嘈雜喧鬧的環境中工作,一旦寫起文章,不管有多大吵鬧的聲響,他都可以“充耳不聞”,這一招,可說是絕了!不但如此,他還養成了倒頭就睡的習慣,不管工作和寫作得多興奮,也不管濃茶喝了多少杯,放下稿子,一挨枕頭,即可進入夢鄉,而且是鼾聲大作。不僅如此,父親還有一絕,他不但可以鬧中取靜,在臨街的編輯部里振筆疾書,一旦編輯來請示工作或讓他審閱大樣,他便放下筆,來處理工作,一俟完畢,便又埋首再寫,兩不耽誤。由於他的超乎尋常的敏捷文思,常常會做出超乎尋常的趣事。一次夜半,有客來《南京人報》拜訪,父親放下編務待客。而《南華經》正在此時要付排,版面還差一小塊。編輯急得在樓下大喊,問父親怎麼辦。父親讓客人稍候,便走到樓欄對編輯說:“別急,我說你記,等版面夠了,就喊停。”於是他在樓口隨口而來:樓下何人喚老張,老張樓上正匆忙;時鐘一點都敲過,稿子還差二十行。
日裡高眠夜裡忙,新聞記者異平常;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斷陰來夜斷陽。
齒牙半動視茫茫,已過中年底事忙?
應是要當姜白髮,還圖八十遇文王。
直聽到樓下編輯喊“停”,父親才遏住“詩興”,這件“樓上口占打油詩”的軼事,成為南京報界的佳話,事後也有人遺憾地說,編輯應該晚一點喊停,看父親能口占多少首?這一件趣聞一直在新聞界流傳,直到前幾年,我在美國的華文報紙上,還見到有人撰寫這一美談。
《南京人報》雖然人少,編務緊張,因為是“夥計報”,但也不乏輕鬆有趣的“花絮”。據張友鴻先生的《憶恨水先生二三事》一文載:“張恨水先生當時40開外,身體較為高大,胖墩墩的。未見其人,已聞其聲,嗓門很高,帶著京腔徽調。他撩起夏布長衫,拿著摺扇,登上樓來,嘴裡還說著:‘今天可真熱!’一來編輯部,他首先是翻看當天各家報紙,拆閱給報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後和報社其他負責人談談,了解報紙出版時間和發行情況。他灑脫豪放,談笑風生,有時高興起來還要哼哼京戲。記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鴻從北平來(左笑鴻也是新聞界知名人士,當時主編《世界日報》副刊),他的裝束與恨水先生差
第41節:創辦《南京人報》(6)
不離,兩人原是故交,自是無話不談,說著笑著,這兩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來一段《連環套》,聲調高亢,字正腔圓,而恨水先生竟至離開座位,擺起步來。他這一唱,引來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無疑博得了熱烈的掌聲。”
儘管《南京人報》充滿著和諧和朝氣。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卻加緊了對華的侵略。但是南京的達官顯貴仍然承襲著“六朝金粉”,還是醉生夢死,沉醉在南明偏安一隅的迷夢中,居然要做“桃花扇里人”。父親看到這一切,真是憂心如焚,強烈的愛國熱情,使他憤怒地吟出:“憑欄無限憂時淚,如此湖山號莫愁。”為了中華民族,為了祖國,他願意犧牲一切,所以他大聲疾呼地喊出:“國如用我何妨死!”這種擲地做金石聲的詩句,就是父親心情的寫照!
1937年8月15日,日軍飛機空襲南京,南京城內100萬市民陷入了戰爭的災難之中,人心惶惶,人們開始疏散逃難,報紙的銷量驟然下降,報紙沒有人看,更沒有GG,但是報館的日常開支又必不可少,父親身為社長,已無積蓄,又無收入,怎麼辦?幸虧印刷部的全體工友和編採部的全體同仁,體諒父親處境,主動表示,為了抗日,同舟共濟,只要幾個錢維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還說,就是維持費發不出來,也要堅持,這是大家的報,不能讓這“夥計報”先垮,而被“老闆報”所竊笑,“玩命兒”也要“苦撐到底”!這一番表態和精神,父親被深深地感動,也受到了巨大的激勵!他咬著牙,硬是把《南京人報》辦下去。
那時我家已搬到南京郊區上新河,他每日下午到報館辦公,處理事務及照應版面,一直到次日太陽東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頭就睡,醒來之後又匆匆進城,從上新河到城區要步行十幾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襲警報就來了,南京郊區根本就沒有防空工事,敵機一來,父親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樹下,抬起頭,飛機扔下的炸彈,高she炮的she擊,全都看在眼裡,炸彈、炮彈的轟鳴,房屋倒塌的慘狀,他都親眼目睹。他把這些記在心裡,寫在紙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訴,也是留待後來算帳作證明!一待警報解除,父親立即奔向報館,馬上著手當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難的則是籌措當天報社的開支。在那樣的非常時期,向朋友借錢自然所借非時,即使是有錢存在銀行里,也受著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幾十元,父親只有四處告貸。一天24小時,他都是在這種高度緊張、焦慮、恐慌中掙扎著,不到一個月,他就病倒了,一個從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來勢兇猛。這次是瘧疾、胃病、關節炎一齊襲來,只好臥病在上新河家中。人在戰亂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養”,這一時期,他擔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記著報務,他既不能寫作,也無心看書,生活一下子亂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幾十年來的生活習慣。為了父親的身體,全家建議他到蕪湖去養病,報館的事務,暫時交給友鸞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就這樣,《南京人報》一直堅持到12月初,即南京淪陷前4天方才停刊。父親自己辦報的一頁歷史,就這樣“翻”過去了,從此他再也沒有自己辦過報。而我那捲“海內孤本”的《南京人報》,自從“下落不明”後,我多方尋覓,始終也沒獲得一頁,但願得,我的“為伊消得人憔悴”,會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南京人報》留給我們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俠傳》。
第42節:“國如用我何妨死”(1)
“國如用我何妨死”父親於1934年冬由北平到南京有感而賦詩云:不必功名等白頭,早將心跡托浮鷗。
國如用我何妨死,事總因人大可羞。
腹儉已遭家室累,賣文還作稻粱謀。
憑欄無限憂時淚,如此湖山號莫愁。
詩言志,這些擲地作金石聲的詩句,就是父親的心志,為了國家民族,他願意犧牲一切,情願投筆從戎,戰死疆場,馬革裹屍!這並不是書生的浪漫情懷,而是父親身體力行真正去做的事!《南京人報》被迫停刊後,父親於1937年底,把全家遷往故鄉安徽潛山,安頓好了以後,他拋棄了全部家產和事業,還有他多年精心收集、視如珍寶的書籍和資料,停辦了北平華北美術專門學校和《南京人報》,為了抗日,他毀家紓難,手提一隻行李箱,隻身入川。途經武漢時,我的四叔張牧野先生押運著裝有《南京人報》的機器、鉛字的木船,也到了武漢。父親原來的計劃是入川到重慶,或是復刊,或是把機器賣掉還債。可是在武漢,他看到許多愛國有心而又報國無門的人,內心充滿憤慨和無奈。這時又傳來了南京大屠殺的消息,父親在震驚中更感到無比的憤怒!他雖然是無權無勢的布衣,“百無一用是書生”,但是他有愛國的赤誠,浩然的正氣,他要用可以調動的一切,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我的四叔勸父親,乾脆把《南京人報》的機器扔了,回故鄉大別山打游擊去!我的四叔雖是學藝術的,終日和點、染、皴打交道,但並非留長髮穿怪衣不拘形跡的藝術家,他習過武術,練就了一身好拳腳,還保留了“將門之後”的豪氣,“七七”事變時,他正在天津,參加了天津民眾抗日的保安團,和日本侵略軍進行過肉搏戰,可以說是已經有過“殺敵的經驗”。同時,武漢也聚集了不少家鄉青年,他們都願意回到家鄉親手殺敵,保衛自己的家鄉,保衛自己的祖國。可是他們希望有些聲望的父親出面協助,好使他們能夠名正言順回家鄉抗日。
日裡高眠夜裡忙,新聞記者異平常;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斷陰來夜斷陽。
齒牙半動視茫茫,已過中年底事忙?
應是要當姜白髮,還圖八十遇文王。
直聽到樓下編輯喊“停”,父親才遏住“詩興”,這件“樓上口占打油詩”的軼事,成為南京報界的佳話,事後也有人遺憾地說,編輯應該晚一點喊停,看父親能口占多少首?這一件趣聞一直在新聞界流傳,直到前幾年,我在美國的華文報紙上,還見到有人撰寫這一美談。
《南京人報》雖然人少,編務緊張,因為是“夥計報”,但也不乏輕鬆有趣的“花絮”。據張友鴻先生的《憶恨水先生二三事》一文載:“張恨水先生當時40開外,身體較為高大,胖墩墩的。未見其人,已聞其聲,嗓門很高,帶著京腔徽調。他撩起夏布長衫,拿著摺扇,登上樓來,嘴裡還說著:‘今天可真熱!’一來編輯部,他首先是翻看當天各家報紙,拆閱給報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後和報社其他負責人談談,了解報紙出版時間和發行情況。他灑脫豪放,談笑風生,有時高興起來還要哼哼京戲。記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鴻從北平來(左笑鴻也是新聞界知名人士,當時主編《世界日報》副刊),他的裝束與恨水先生差
第41節:創辦《南京人報》(6)
不離,兩人原是故交,自是無話不談,說著笑著,這兩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來一段《連環套》,聲調高亢,字正腔圓,而恨水先生竟至離開座位,擺起步來。他這一唱,引來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無疑博得了熱烈的掌聲。”
儘管《南京人報》充滿著和諧和朝氣。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卻加緊了對華的侵略。但是南京的達官顯貴仍然承襲著“六朝金粉”,還是醉生夢死,沉醉在南明偏安一隅的迷夢中,居然要做“桃花扇里人”。父親看到這一切,真是憂心如焚,強烈的愛國熱情,使他憤怒地吟出:“憑欄無限憂時淚,如此湖山號莫愁。”為了中華民族,為了祖國,他願意犧牲一切,所以他大聲疾呼地喊出:“國如用我何妨死!”這種擲地做金石聲的詩句,就是父親心情的寫照!
1937年8月15日,日軍飛機空襲南京,南京城內100萬市民陷入了戰爭的災難之中,人心惶惶,人們開始疏散逃難,報紙的銷量驟然下降,報紙沒有人看,更沒有GG,但是報館的日常開支又必不可少,父親身為社長,已無積蓄,又無收入,怎麼辦?幸虧印刷部的全體工友和編採部的全體同仁,體諒父親處境,主動表示,為了抗日,同舟共濟,只要幾個錢維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還說,就是維持費發不出來,也要堅持,這是大家的報,不能讓這“夥計報”先垮,而被“老闆報”所竊笑,“玩命兒”也要“苦撐到底”!這一番表態和精神,父親被深深地感動,也受到了巨大的激勵!他咬著牙,硬是把《南京人報》辦下去。
那時我家已搬到南京郊區上新河,他每日下午到報館辦公,處理事務及照應版面,一直到次日太陽東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頭就睡,醒來之後又匆匆進城,從上新河到城區要步行十幾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襲警報就來了,南京郊區根本就沒有防空工事,敵機一來,父親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樹下,抬起頭,飛機扔下的炸彈,高she炮的she擊,全都看在眼裡,炸彈、炮彈的轟鳴,房屋倒塌的慘狀,他都親眼目睹。他把這些記在心裡,寫在紙上,既是向日本侵略者控訴,也是留待後來算帳作證明!一待警報解除,父親立即奔向報館,馬上著手當天的稿件。更重要的和最困難的則是籌措當天報社的開支。在那樣的非常時期,向朋友借錢自然所借非時,即使是有錢存在銀行里,也受著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幾十元,父親只有四處告貸。一天24小時,他都是在這種高度緊張、焦慮、恐慌中掙扎著,不到一個月,他就病倒了,一個從不得病的人,一病就是大病,而且來勢兇猛。這次是瘧疾、胃病、關節炎一齊襲來,只好臥病在上新河家中。人在戰亂之中,即使是病了,也不能“養”,這一時期,他擔心全家老小的安全,也惦記著報務,他既不能寫作,也無心看書,生活一下子亂了套,也完全打破了他幾十年來的生活習慣。為了父親的身體,全家建議他到蕪湖去養病,報館的事務,暫時交給友鸞叔和我的四叔牧野先生。就這樣,《南京人報》一直堅持到12月初,即南京淪陷前4天方才停刊。父親自己辦報的一頁歷史,就這樣“翻”過去了,從此他再也沒有自己辦過報。而我那捲“海內孤本”的《南京人報》,自從“下落不明”後,我多方尋覓,始終也沒獲得一頁,但願得,我的“為伊消得人憔悴”,會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南京人報》留給我們的就只有那本《中原豪俠傳》。
第42節:“國如用我何妨死”(1)
“國如用我何妨死”父親於1934年冬由北平到南京有感而賦詩云:不必功名等白頭,早將心跡托浮鷗。
國如用我何妨死,事總因人大可羞。
腹儉已遭家室累,賣文還作稻粱謀。
憑欄無限憂時淚,如此湖山號莫愁。
詩言志,這些擲地作金石聲的詩句,就是父親的心志,為了國家民族,他願意犧牲一切,情願投筆從戎,戰死疆場,馬革裹屍!這並不是書生的浪漫情懷,而是父親身體力行真正去做的事!《南京人報》被迫停刊後,父親於1937年底,把全家遷往故鄉安徽潛山,安頓好了以後,他拋棄了全部家產和事業,還有他多年精心收集、視如珍寶的書籍和資料,停辦了北平華北美術專門學校和《南京人報》,為了抗日,他毀家紓難,手提一隻行李箱,隻身入川。途經武漢時,我的四叔張牧野先生押運著裝有《南京人報》的機器、鉛字的木船,也到了武漢。父親原來的計劃是入川到重慶,或是復刊,或是把機器賣掉還債。可是在武漢,他看到許多愛國有心而又報國無門的人,內心充滿憤慨和無奈。這時又傳來了南京大屠殺的消息,父親在震驚中更感到無比的憤怒!他雖然是無權無勢的布衣,“百無一用是書生”,但是他有愛國的赤誠,浩然的正氣,他要用可以調動的一切,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我的四叔勸父親,乾脆把《南京人報》的機器扔了,回故鄉大別山打游擊去!我的四叔雖是學藝術的,終日和點、染、皴打交道,但並非留長髮穿怪衣不拘形跡的藝術家,他習過武術,練就了一身好拳腳,還保留了“將門之後”的豪氣,“七七”事變時,他正在天津,參加了天津民眾抗日的保安團,和日本侵略軍進行過肉搏戰,可以說是已經有過“殺敵的經驗”。同時,武漢也聚集了不少家鄉青年,他們都願意回到家鄉親手殺敵,保衛自己的家鄉,保衛自己的祖國。可是他們希望有些聲望的父親出面協助,好使他們能夠名正言順回家鄉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