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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躍文：正像我前面所說，我不相信有羅蘭？巴特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零度寫作”。任何寫作其實都或顯或藏地蘊涵著作者的價值觀和人格取向，作者的這種取向也可以稱之為人文精神。我雖然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並未虛無到嘲笑一切信仰。確實，一個人要想活得輕鬆、活得強大，莫過於放棄一切對現實生活的反抗，在廢墟里把自己也變成廢墟。即使在自己身上偶爾也萌發出困惑、疑問，但很快又自覺地加以嘲笑。他沒有任何需證明的東西，所以他不會有軟弱。這種人有嗎？我小說中的張兆林、皮德求、孟維周就是這種人。但我總得有能夠表現出我的價值取向的人物。我就在朱懷鏡、曾俚、李明溪、孟維周等人身上作了一些表現。《梅次故事》中，朱懷鏡畢竟在掙扎與猶豫中不斷反省，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對官場遊戲規則的反抗，對趨利避害本能的背離。我不知道這樣寫朱懷鏡是不是多少有些生硬牽強，我只想表明，我對中國官場文化中的醜惡是絕不認同的。
伊渡：你剛才說到官場遊戲規則，你是怎麼理解“官場遊戲”這個詞的？
王躍文：我覺得官場遊戲，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在官場中“玩兒”，在官場中混得好，如魚得水，應該叫“玩兒轉”官場、“玩兒得轉”。遊戲有時反而非常嚴肅。我看孩子們在遊戲時，他們的態度簡直是虔誠神聖。我們所說的官場遊戲，恰恰消解掉了它的嚴肅性和神聖性，儘管它正是被假以最崇高和神聖的欺騙面目。我痛恨這種自欺欺人的東西。這正是魯迅先生一直盡全力去戳穿的中國的“瞞與騙”。如果遊戲的意思就是指“玩兒”，我對這種所謂的遊戲也絕不認同。
伊渡：你有一篇隨筆，就叫《拒絕遊戲》吧？真是說得斬釘截鐵。實際上，戳穿偽崇高和偽神聖，並不意味著對一切真正崇高神聖的否定。比如你前面說的人對自身生命存在意義的尋求和構建，這就是崇高神聖的。如果作為人的本質意義都消解了的話，人確實與禽獸無異了，那才是真正可悲哀的事。話說回來，我其實挺羨慕你現在這種自由寫作者的身份。你說過自己現在人格獨立、精神自由。我想你離開政府機關前，一定不是這樣。
王躍文：稱自己為自由寫作者，首先是就外部身份而言，指自己的社會角色。當時我在政府機關，文學創作都是八小時之外的事。但卻有人背後說我不務正業。我說自己無非是八小時之外不打麻將、不走門子、不干別的陰暗勾當，擠出時間寫作。他們卻說，白天你人在辦公室，腦子卻可以構思小說啊！我就無話可說了。如此蠻橫，都是幾十年思想運動落下的毛病，要管人的靈魂。我說原來寫作不自由，重要一點還是指一種內心狀態。人的外部身份與他的內心狀態往往並不能統一，有時甚至矛盾、背離。有些人能很好地用他的外部身份將內心世界隱蔽起來，有些人則為二者的不能協調痛苦，精疲力竭。這樣的人，不論你是做什麼的，當然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身心自由。那要空耗費掉許多能量。寫作更是如此。現在我是職業作家了，寫作是否就完全自由了呢？唉！談論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寫作，是件很奢侈的事。
伊渡：其實人在獲得更多自由的同時，也就意味著更多的承擔。當年《國畫》出版，引起讀者廣泛關注，幾乎洛陽紙貴的同時，好像也給你帶來了不少麻煩。因為你在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太典型了，誰看誰像，看誰像誰，許多人私下裡免不了對號入座，所以對你有怨恨。
王躍文：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作為一個讀者，有權利從書中讀出任何含義，社會學的、心理學的，等等。如果他不愉快，也許是因為他從作品中，看到了某些一直有意不想讓自己看到的東西。作品一旦發表，就不再屬於作者。晚清時曾有一位少女，因為讀了《紅樓夢》，口裡呼喚著寶玉的名字而死。你能因此追究曹雪芹的責任嗎？或者可以打一個這樣的比方：誰在鏡子中看到了使他不愉快的影像，他不能怪罪於鏡子而把鏡子打碎。鏡子碎了，他的嘴臉也不可能好看起來。相反，他拿碎鏡子去照，那張嘴臉更可怖。所謂得罪人，我也說不清楚。不會有人公開地說我的小說影she了他，他們是不願意也不敢承認的。也許有不少人看了我的小說不高興，這是事實。箇中原因，不言而喻。
伊渡：
很多人把你稱為“官場作家”，不論你願不願意。也有人認為，你的小說之所以紅極一時，就是因為選擇了當代中國官場為題材。你自己對此怎麼看？你選擇官場為小說題材，是否有商業意義上的考慮？
王躍文：
我不承認自己是什麼“官場作家”。這個問題我曾多次談過。我說過，讀者如此關注官場，很大原因也許是因為我們民族特有的“官本位”文化，民間對“官”，也就是對權力的崇拜與窺視。我的作品以官場為題材，只是因為恰好在某種程度上我熟悉這種生活。我想在官場中觀照的是人性，是官場中人性的異化與掙扎。其實我並不在意評論界或讀者口碑上給我的創作貼上什麼標籤，因為這對創作本身不是個問題。用寫作題材給作家貼標籤，本來就是件很無聊的事。托爾斯泰既寫過《戰爭與和平》，又寫過《安娜·卡列尼娜》，那麼他是軍事小說家，還是愛情小說家呢？《紅樓夢》中寫得最多的是少男少女的故事，按時下出版界的聰明劃分，曹雪芹應該是青春文學作家？
伊渡：
應該說你的官場職業生涯成就了你的官場題材小說？
王躍文：
我碰巧曾經熟悉這種生活。身在其中，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然於外，因此獲得了一種獨特的視角，但我的個性、我的人生價值取向，的確同官場有些格格不入。你被迫做一個人格分裂的雙面人，這是很痛苦的，而且我也很害怕。人性是脆弱的。現實生活強大的邏輯力量逼迫或者引誘著人們把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有些人經歷了一個從被迫到自覺的過程。猶如網上流傳的那種所謂人生哲學：生活就像被強姦，你既然無力反抗，不如享受。與其讓生活把你強姦，不如去強姦生活。說實話，當在網上看到這話時我感到觸目驚心，非常悲哀。很多人明白道理，卻不講道理。他們清楚，現實利益比道理實惠得多。有很多相當級別的領導幹部同我交流起來，很有共同語言，他們清楚很多事情不能那樣做，但沒有辦法。我琢磨他們，有些人的痛苦是真誠的，有些人的痛苦是裝出來的。
伊渡：
你覺得官場中都是些怎樣的人？
王躍文：
如果僅僅把學歷作為標準，官場的確是精英薈萃的地方。官場很流行讀碩士、博士哩。可是精英們的墮落比群虻的墮落更可怕。因為他們是善於理性思維的一類，總會找出堂而皇之的理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解。所以他們就墮落得更清醒、更理性、更自覺，也更徹底、更智慧、更自鳴得意。社會深層的災難將從精英的墮落開始。
伊渡：
伊渡：你剛才說到官場遊戲規則，你是怎麼理解“官場遊戲”這個詞的？
王躍文：我覺得官場遊戲，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在官場中“玩兒”，在官場中混得好，如魚得水，應該叫“玩兒轉”官場、“玩兒得轉”。遊戲有時反而非常嚴肅。我看孩子們在遊戲時，他們的態度簡直是虔誠神聖。我們所說的官場遊戲，恰恰消解掉了它的嚴肅性和神聖性，儘管它正是被假以最崇高和神聖的欺騙面目。我痛恨這種自欺欺人的東西。這正是魯迅先生一直盡全力去戳穿的中國的“瞞與騙”。如果遊戲的意思就是指“玩兒”，我對這種所謂的遊戲也絕不認同。
伊渡：你有一篇隨筆，就叫《拒絕遊戲》吧？真是說得斬釘截鐵。實際上，戳穿偽崇高和偽神聖，並不意味著對一切真正崇高神聖的否定。比如你前面說的人對自身生命存在意義的尋求和構建，這就是崇高神聖的。如果作為人的本質意義都消解了的話，人確實與禽獸無異了，那才是真正可悲哀的事。話說回來，我其實挺羨慕你現在這種自由寫作者的身份。你說過自己現在人格獨立、精神自由。我想你離開政府機關前，一定不是這樣。
王躍文：稱自己為自由寫作者，首先是就外部身份而言，指自己的社會角色。當時我在政府機關，文學創作都是八小時之外的事。但卻有人背後說我不務正業。我說自己無非是八小時之外不打麻將、不走門子、不干別的陰暗勾當，擠出時間寫作。他們卻說，白天你人在辦公室，腦子卻可以構思小說啊！我就無話可說了。如此蠻橫，都是幾十年思想運動落下的毛病，要管人的靈魂。我說原來寫作不自由，重要一點還是指一種內心狀態。人的外部身份與他的內心狀態往往並不能統一，有時甚至矛盾、背離。有些人能很好地用他的外部身份將內心世界隱蔽起來，有些人則為二者的不能協調痛苦，精疲力竭。這樣的人，不論你是做什麼的，當然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身心自由。那要空耗費掉許多能量。寫作更是如此。現在我是職業作家了，寫作是否就完全自由了呢？唉！談論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寫作，是件很奢侈的事。
伊渡：其實人在獲得更多自由的同時，也就意味著更多的承擔。當年《國畫》出版，引起讀者廣泛關注，幾乎洛陽紙貴的同時，好像也給你帶來了不少麻煩。因為你在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太典型了，誰看誰像，看誰像誰，許多人私下裡免不了對號入座，所以對你有怨恨。
王躍文：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作為一個讀者，有權利從書中讀出任何含義，社會學的、心理學的，等等。如果他不愉快，也許是因為他從作品中，看到了某些一直有意不想讓自己看到的東西。作品一旦發表，就不再屬於作者。晚清時曾有一位少女，因為讀了《紅樓夢》，口裡呼喚著寶玉的名字而死。你能因此追究曹雪芹的責任嗎？或者可以打一個這樣的比方：誰在鏡子中看到了使他不愉快的影像，他不能怪罪於鏡子而把鏡子打碎。鏡子碎了，他的嘴臉也不可能好看起來。相反，他拿碎鏡子去照，那張嘴臉更可怖。所謂得罪人，我也說不清楚。不會有人公開地說我的小說影she了他，他們是不願意也不敢承認的。也許有不少人看了我的小說不高興，這是事實。箇中原因，不言而喻。
伊渡：
很多人把你稱為“官場作家”，不論你願不願意。也有人認為，你的小說之所以紅極一時，就是因為選擇了當代中國官場為題材。你自己對此怎麼看？你選擇官場為小說題材，是否有商業意義上的考慮？
王躍文：
我不承認自己是什麼“官場作家”。這個問題我曾多次談過。我說過，讀者如此關注官場，很大原因也許是因為我們民族特有的“官本位”文化，民間對“官”，也就是對權力的崇拜與窺視。我的作品以官場為題材，只是因為恰好在某種程度上我熟悉這種生活。我想在官場中觀照的是人性，是官場中人性的異化與掙扎。其實我並不在意評論界或讀者口碑上給我的創作貼上什麼標籤，因為這對創作本身不是個問題。用寫作題材給作家貼標籤，本來就是件很無聊的事。托爾斯泰既寫過《戰爭與和平》，又寫過《安娜·卡列尼娜》，那麼他是軍事小說家，還是愛情小說家呢？《紅樓夢》中寫得最多的是少男少女的故事，按時下出版界的聰明劃分，曹雪芹應該是青春文學作家？
伊渡：
應該說你的官場職業生涯成就了你的官場題材小說？
王躍文：
我碰巧曾經熟悉這種生活。身在其中，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然於外，因此獲得了一種獨特的視角，但我的個性、我的人生價值取向，的確同官場有些格格不入。你被迫做一個人格分裂的雙面人，這是很痛苦的，而且我也很害怕。人性是脆弱的。現實生活強大的邏輯力量逼迫或者引誘著人們把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有些人經歷了一個從被迫到自覺的過程。猶如網上流傳的那種所謂人生哲學：生活就像被強姦，你既然無力反抗，不如享受。與其讓生活把你強姦，不如去強姦生活。說實話，當在網上看到這話時我感到觸目驚心，非常悲哀。很多人明白道理，卻不講道理。他們清楚，現實利益比道理實惠得多。有很多相當級別的領導幹部同我交流起來，很有共同語言，他們清楚很多事情不能那樣做，但沒有辦法。我琢磨他們，有些人的痛苦是真誠的，有些人的痛苦是裝出來的。
伊渡：
你覺得官場中都是些怎樣的人？
王躍文：
如果僅僅把學歷作為標準，官場的確是精英薈萃的地方。官場很流行讀碩士、博士哩。可是精英們的墮落比群虻的墮落更可怕。因為他們是善於理性思維的一類，總會找出堂而皇之的理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解。所以他們就墮落得更清醒、更理性、更自覺，也更徹底、更智慧、更自鳴得意。社會深層的災難將從精英的墮落開始。
伊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