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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躍文:我在李明溪身上賦予了很多我自己的東西,包括性格弱點。比方,李明溪為人有風骨,但在朱懷鏡面前卻很難擺脫人情關係,總是一次次被朱懷鏡利用。我在生活中也是這樣的人。我在朋友和公眾面前,談笑風生,妙語連珠,越是在大的場合,我越顯得不卑不亢、從容不迫。我最難說出口的一個字,就是對別人說“不”。哪怕再為難的事,只要是別人有求於我,我最後總是應承下來,盡心盡力去做。千辛萬苦事成之後,我也決不會在別人面前吐露半句抱怨或表功的話。可我內心,很多時候,其實是非常悲觀的。我是一個鬱鬱寡歡的人。

  李明溪處理個人生活的能力一塌糊塗。我則最怕在家裡找東西。我上上下下左看右看,急得抓耳撓腮橫豎找不到,可我的家人進來,一眼就看到這東西明明就擺在我眼前。我只好把這種情況歸為“眼障”,不然實在無法解釋。我有很強的時間焦慮。出去散步,我隔幾分鐘就要看一次手錶。無論夜裡何時醒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到手錶看時間。如果失去時間,我就陷入一種莫名的恐慌,惶惶然不知所以。這些神經質的表現,也正是李明溪的性格特徵。

  伊渡:我總覺得曾俚這個人物也是你自我形象的一個投she。朱懷鏡、李明溪、曾俚三人,構成了一個有趣而完整的三角人物關係,每一個人仿佛都折she出你的一個側面。李明溪是徹底的厭世與棄世,他與俗世的格格不入最終導致了他的瘋狂與失蹤;曾俚是一個現代的堂·吉訶德,不屈不撓,手握長槍與風車搏鬥,頭破血流也在所不惜;曾俚是入世的,大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勇氣和決心,作為一名記者,他秉著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用一支筆揭露社會的虛偽冷酷,呼喚著公正與正義。

  王躍文:可曾俚畢竟只是一個人,有血有肉,而非一個冷血動物。曾俚兩次答應朱懷鏡的請求,放棄發表已經寫好的報導,違背自己做過一個新聞記者的原則,都是屈服於情感,第一次為朱懷鏡的同學之情,第二次為自己老母和弟弟,再堅強的人,只要心裡有愛、有牽掛,就有弱點,就不可能練成金剛不壞之身。

  伊渡:你小說里的那種對人生意義發出的質疑,那種悲劇感、幻滅感是不是很像《紅樓夢》?或者你是無意間營造了那種氛圍、那種意境?

  王躍文:我坦率地承認自己骨子裡是一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而且我相信每一個沒有堅定宗教信仰的人,只要頭腦清醒,都會是悲觀主義者。客觀地看,人類的存在本身只是自然界各種因緣聚合的偶然性結果。人類的存在並無目的性。人類的存在是偶然的,所以人類自命的種種意義都是荒謬的。即使有宗教,比如信仰上帝,按《聖經》的說法,人不過是上帝一時高興,照著自己的樣子造出的一種能管理鳥、魚、牲畜、野獸等其他動物的動物,只不過比其他動物稍稍高級一點兒。可無論怎樣高級,人只是上帝的一個仿製物,甚至是一個劣質的複製品,有什麼崇高的意義可言呢?就是這樣一個劣質的複製品,還要在自己的頭腦里灌進去那麼多自尊自大的愚蠢狂妄的念頭。個體的生命又價值幾何呢?回顧人類文明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殺戮史。哪一次朝代更替,哪一次所謂的文明進步不伴隨著殺戮?人類的個體生命何等脆弱渺小。笛卡爾說,人因為思想才高貴偉大。這句話倒是不錯,但其前提是承認人的存在是有意義的,說穿了就是人自封的。人的精神再高貴,也不過是被囚禁在肉體生命中的囚徒。

  伊渡:可是人的存在是沒有選擇的呀。你在懵然無知中被生下來,你的性別、外貌、稟氣,你所生活的地域、環境、家庭,都無法自我選擇。而且,連同這一起到來的,永遠伴隨著你的,還有做人的責任、道義、情感、良心,等等等等,諸如此類。我覺得人生諸苦之中,情感最苦,愛欲最苦。英國當代詩人艾略特的一首詩《小吉丁》里有一段,我最喜歡。這段詩是這樣的:那麼誰設計了這折磨?

  是愛。

  愛是這不為人熟悉的名字在編織這件難以忍受的火焰衣衫的那雙手後面,這衣裳是人類力量不能夠除去的。

  我們只活著,只呼吸為這種烈火或那種烈火燒盡。

  王躍文:我讀現代詩不多。但你引的艾略特的這一段詩,我卻並不認為是對人類命運的悲觀描述。相反,人的情感,愛欲在艾略特筆下是詩意的、美的,雖然它以毀滅為終點。我的看法更悲觀一些。生活是這樣的:往往在你了解是怎樣一回事之前,一切都已註定了。也許你會被迫做其他的事情,但現實生活離你想要的總是越來越遠。不知不覺中,你已經永遠失去了自我,你過的並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伊渡:你的意思是,人始終活在一種你無法掌控的逼迫力量之下?

  王躍文:差不多是這個意思吧。我不知道有的中國作家們怎麼那樣喜歡稱頌和美化人在命運前的那種馴服、那種樂天安命,那與古希臘悲劇里的人對命運的反抗和挑戰、與《荷馬史詩》里人對生活的主動精神太格格不入了。我不喜歡把人當作牛羊來寫的文學。那種生活更讓人絕望。

  伊渡:看來你雖然聲稱自己是個悲觀主義者,但你認可的生活態度還是很積極的。

  王躍文:我的生活原則是:絕望中的永不放棄。

  伊渡:也就是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王躍文:正是。我以為,如果人放棄了對意義的追問與尋求,人生就真的沒有意義了。一句被說得爛熟了的話:人的意義就在尋求意義的過程中。這話聽起來庸常得很,可實在是說出了生命的真相。我想,無論是哲學、宗教、藝術,無論你是用色彩、用音符、用語言,亦無論你是古典派、現代派、後現代派、後後現代派,都是在用各種方式表達對人生意義的追問和尋求。也許答案不同,但過程一樣。

  伊渡:你作品裡的人物,我感覺無論哪一種類型,哪怕是以常人的最粗淺的評判標準來看不是好人的形象,你都對他們懷有一種悲憫。你在刻畫他們內心的齷齪卑劣時毫不心軟、毫不留情,窮形畢態,洞察深微,可你實際上好像對他們又總有一絲理解和寬容,讓人在覺得他們可恨、可惡、可恥的同時,又覺得他們的可悲、可憐,真令人百感交集,唏噓不已。

  王躍文:可以說,我筆下既沒有絕對的黑色人物,也沒有絕對的紅色人物,大多人物處於灰色狀態,有些人物是灰白或偏近於白色,這已經是讀者感覺中的正面形象,比如朱懷鏡和關隱達。有些人物是灰色和灰黑色,比如孟維周和張兆林。他們都是現實中很真實的人物。人性里本來就有許多灰黑色的東西,只是平日裡沒有給以亮相的機會和條件。種種魑魅魍魎得以在官場活動生存,有些是無所忌憚,有些則假以崇高的名目,但無論他們怎樣作丑作惡,從人的本質意義上說,他們都是可悲的。

  伊渡:所以,你作品中的人物,無論是陶凡、朱懷鏡、關隱達,抑或張兆林,孟維周,還是《天氣不好》中的小劉,都籠罩著一層悲劇色彩。我還發現,從你的長篇小說《國畫》,到它的續篇《梅次故事》,其共同的主人公朱懷鏡這一形象發生了很有意思的變化。這種變化在於,在朱懷鏡身上,他的人格和信念發生了某種程度上的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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