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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國上世紀四十年代開始的思想文化運動，也許就是對你所說的“精英墮落”造成的可怕災難的最好註解。
王躍文：
恐怕是這樣。且不管別人怎麼對精英作學術上的定義，我所指的精英，是那些文化素質較高且置身於權力場的人。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能夠決定社會的命運。上世紀我們國家那麼多大規模的思想政治運動，哪一次不是從所謂的精英層開始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梁漱溟為農民呼籲，說城裡人生活在九天，農民生活在九地。梁漱溟為此受到大批判，被視為從來就反黨反人民的反動知識分子。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批林批孔的時候，梁漱溟又被作為孔子的孝子賢孫橫遭批判。但梁漱溟從不低頭，說“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這是真正知識分子的楷模，令我敬重。可悲可嘆的是，幾十年的思想政治運動中，像梁漱溟這樣的硬骨頭知識精英，僅寥寥幾人！大多知識分子都在歷史思想政治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同的只是台上台下而已。
伊渡：
你覺得官場腐敗是中國政治文明難度增加的最大障礙嗎？
王躍文：
我覺得你的問題把因果關係顛倒了。首先應該建設好的政治文明，才會出現人們希望的所謂好的官場或好的官員。我們不能把社會的希望寄托在官場中人的道德自律上，而應在制度建設上尋找出路，那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文明。
我老家縣裡有位我原來的同事，當年他給我的印象是正直而善良。他很想在政界有所建樹，做個實實在在的好官。我一直把他引為朋友。可是，多年不見之後，我對他不敢相認了。他最初的政治目標是至少也要做到縣委書記或縣長。但是，官運不濟，他只干到科級幹部。他因為替縣裡領導車前馬後多年，資歷也算老了，被安排到一個較有實權的單位。我聽縣裡的人講，他已經變得貪婪而冷酷。他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教育得市儈、世俗。他的孩子正好同我一個親戚的孩子同班，只要同學們議論官場腐敗，他的孩子就要站出來罵人，似乎只要有人講腐敗，就是講他父親。我不說這就是精英的墮落，但那位老同事至少也是知識分子。
二十多年來，我見過太多純良青年最後變成庸俗自私的小官僚，也見過太多德高望重的官員最後淪為階下囚。真是令人沮喪！有的官員，也許幾天前還與我同桌吃飯，非常理解地對我說，躍文呀，你的小說我很喜歡看。你放肆寫，沒什麼可怕的。這個社會需要你這樣的作家啊！可是過後我會突然聽說，這位官員因為貪污腐敗被“雙規”了。
伊渡：
不談國事了，還是回到文學本身吧。上世紀九十年代你的長篇小說《國畫》發表，半年之內再版了五次，次次脫銷。現在正版《國畫》已經不僅僅具有閱讀意義，而且有了收藏意義。聽說網上的“孔夫子舊書店”，你的一本親筆簽名書已拍賣到兩千塊錢以上。後來的《梅次故事》、《西州月》、《亡魂鳥》，以及你的中短篇集《官場春秋》、《沒這回事》、《官場無故事》、《王躍文作品精選》等等，只要出版，都必然熱銷，甚至冒用你名字出版的書也走得很好，用一個詞，就是“風靡”。你怎麼看這種現象？
王躍文：我並不認為自己的小說寫得多麼好，中國比我優秀的小說家比比皆是，我在湖南也不是最好的小說家。我幾乎不同作家朋友談文學，因為我還有自知之明。我雖然曾在回答某位官員的責難時憤然作色，說自己的《國畫》將是不朽的，但冷靜地說，我並沒有這個自信。馬爾克斯把《百年孤獨》寄給出版商後，生怕遭遇退稿，惶惶不可終日；後來出版商決定印八千冊，馬爾克斯不同意，還擔心印多了賣不出去而丟醜。馬爾克斯都有不自信的時候，我等算什麼呢？讀者接受我的小說，我非常感激。我的小說之所以引起讀者的共鳴，也許因為它寫出了人性在官場中的複雜，讀者“於我心有戚戚焉”。有讀者緣當然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但這並不是文學成功的惟一標準。
伊渡：我覺得你的小說最擅長的是心理刻畫，精微傳神到既凸現人物，又氤氳氣氛，還推動情節進展。我感到你的小說中的人物心理描寫，本身就是情節，所以我斗膽為你的小說創用一個新詞，即“心理情節”，只是不知那些苛刻的文學批評家們又會怎樣嗤鼻而笑。
王躍文：評論家？我不打算理會有些批評家的高見，因為我看過有些批評家的大作，發現有些人根本沒有讀過我的小說，卻在那裡指手畫腳。沒有讀人家的作品而寫出那麼洋洋灑灑的批評文章，真是辛苦他們了。特此致敬！
伊渡：文學批評也是要有良知的。有些文學批評家以為自己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要你活你死不得，要你死你活不成。殊不知如果沒有作家和作品，文學批評充其量也只是屠龍之技。又好比你到一個根本就不吃飯的地方去吹噓你的廚藝，好笑之極也。說到文學良心，有一次談到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你說：“文學是良心，不是玩具。”你是怎麼理解這句話的？
王躍文：我覺得，不僅僅是文學，包括哲學、心理學、自然科學等等，都是人類對自身命運的認識、思考和探索。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是直接觀照人類自身，有的是間接的。從這種意義上講，文學就是一種承擔，應該呈現一種真實的東西，或者說是真理，不管你以什麼形式來呈現。我認為，哪怕最離奇的幻想，也必然是來源於現實，呈現出真實。這就是良心。我不明白的是現在中國的文學作品哪怕稍微忠實於生活就不見容，而很多低俗甚至惡俗的東西卻大行其道。
伊渡：你寫作考慮讀者的欣賞趣味嗎？如果把你歸為暢銷書作家，你怎麼看？
王躍文：有些真正的天才寫作也許不會考慮讀者，比如卡夫卡和喬依斯，他們是天縱英才。但我相信大多數作家如果在寫作時考慮讀者的閱讀，也許會寫得更好。這並不影響作品的藝術品質。暢銷的並不全是好的，但好的也不一定就不能暢銷。《紅樓夢》並不因為它暢銷兩百多年了，就影響了它的藝術品質。
可是，有的作家一提到文學的暢銷性就冒火三丈，余秋雨、韓寒、郭敬明的書發行量令有些作家憤憤不平。看到有些美女作家的書好銷，也有人撐不住風度。我覺得大可不必。撇開別的東西不說，一味攻擊暢銷書，也是對讀者的不敬重。作家寫出一本讀者不願看的書，更是對讀者的不敬重。未必看暢銷書的讀者都是沒長腦子的。寫作與閱讀，都應有各自的自由。我並不認為所有暢銷書都是好書，而是不必太認真了。就當推動了造紙業、印刷業和出版業的發展，也沒有什麼不妥。
伊渡：你還開始電視劇本了吧？《龍票》嗎？小說《龍票》出來後，又成了暢銷書。你是在怎樣的情形下開始寫電視劇本的？它與你的小說有什麼相承關係嗎？這是不是意味著你創作的轉型？
王躍文：《龍票》寫的是晚清山西票號的故事。有人見我開始寫古代題材了，立即問我的創作為什麼轉型了。其實，這是新聞記者們的思維模式。我寫《龍票》並不具備創作轉型之類的象徵意義，只是偶然機緣，不必細說。《龍票》寫的是古代權利場。顧名思義，官場是權力場，商場是利益場。但是，官場又是利益豐厚的所在，誰都知道，權能生利。而商人無論大小，都是需要某種權力保護的。小商小販需要流氓地痞的保護，流氓地痞也是一種權力；豪商巨賈則需要達官貴人的庇護，生意越大，越需要更大的保護傘。然而，中國官場同商場從來都是相生相剋的，而且商最後總是輸給官，沒有百年不衰的紅頂商人。這是中國歷史為我們提供的無可爭辯的史實。只要官場權力還能尋租，就會有紅頂商人出現，紅頂商人的悲喜劇也就會不斷上演。從近幾年中國、俄羅斯等國家曝光的案例看，沒有哪個翻了船的大商人不是同貪官緊密勾結的。同官場勾結，神話般成就了那些商人，而同官場糾纏過深又恰恰是他們覆亡的最重要的原因。我們不要忙著為歷史或現實下結論，相信事實是最要緊的。
王躍文：
恐怕是這樣。且不管別人怎麼對精英作學術上的定義，我所指的精英，是那些文化素質較高且置身於權力場的人。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能夠決定社會的命運。上世紀我們國家那麼多大規模的思想政治運動，哪一次不是從所謂的精英層開始的？上世紀五十年代，梁漱溟為農民呼籲，說城裡人生活在九天，農民生活在九地。梁漱溟為此受到大批判，被視為從來就反黨反人民的反動知識分子。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批林批孔的時候，梁漱溟又被作為孔子的孝子賢孫橫遭批判。但梁漱溟從不低頭，說“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這是真正知識分子的楷模，令我敬重。可悲可嘆的是，幾十年的思想政治運動中，像梁漱溟這樣的硬骨頭知識精英，僅寥寥幾人！大多知識分子都在歷史思想政治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同的只是台上台下而已。
伊渡：
你覺得官場腐敗是中國政治文明難度增加的最大障礙嗎？
王躍文：
我覺得你的問題把因果關係顛倒了。首先應該建設好的政治文明，才會出現人們希望的所謂好的官場或好的官員。我們不能把社會的希望寄托在官場中人的道德自律上，而應在制度建設上尋找出路，那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文明。
我老家縣裡有位我原來的同事，當年他給我的印象是正直而善良。他很想在政界有所建樹，做個實實在在的好官。我一直把他引為朋友。可是，多年不見之後，我對他不敢相認了。他最初的政治目標是至少也要做到縣委書記或縣長。但是，官運不濟，他只干到科級幹部。他因為替縣裡領導車前馬後多年，資歷也算老了，被安排到一個較有實權的單位。我聽縣裡的人講，他已經變得貪婪而冷酷。他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教育得市儈、世俗。他的孩子正好同我一個親戚的孩子同班，只要同學們議論官場腐敗，他的孩子就要站出來罵人，似乎只要有人講腐敗，就是講他父親。我不說這就是精英的墮落，但那位老同事至少也是知識分子。
二十多年來，我見過太多純良青年最後變成庸俗自私的小官僚，也見過太多德高望重的官員最後淪為階下囚。真是令人沮喪！有的官員，也許幾天前還與我同桌吃飯，非常理解地對我說，躍文呀，你的小說我很喜歡看。你放肆寫，沒什麼可怕的。這個社會需要你這樣的作家啊！可是過後我會突然聽說，這位官員因為貪污腐敗被“雙規”了。
伊渡：
不談國事了，還是回到文學本身吧。上世紀九十年代你的長篇小說《國畫》發表，半年之內再版了五次，次次脫銷。現在正版《國畫》已經不僅僅具有閱讀意義，而且有了收藏意義。聽說網上的“孔夫子舊書店”，你的一本親筆簽名書已拍賣到兩千塊錢以上。後來的《梅次故事》、《西州月》、《亡魂鳥》，以及你的中短篇集《官場春秋》、《沒這回事》、《官場無故事》、《王躍文作品精選》等等，只要出版，都必然熱銷，甚至冒用你名字出版的書也走得很好，用一個詞，就是“風靡”。你怎麼看這種現象？
王躍文：我並不認為自己的小說寫得多麼好，中國比我優秀的小說家比比皆是，我在湖南也不是最好的小說家。我幾乎不同作家朋友談文學，因為我還有自知之明。我雖然曾在回答某位官員的責難時憤然作色，說自己的《國畫》將是不朽的，但冷靜地說，我並沒有這個自信。馬爾克斯把《百年孤獨》寄給出版商後，生怕遭遇退稿，惶惶不可終日；後來出版商決定印八千冊，馬爾克斯不同意，還擔心印多了賣不出去而丟醜。馬爾克斯都有不自信的時候，我等算什麼呢？讀者接受我的小說，我非常感激。我的小說之所以引起讀者的共鳴，也許因為它寫出了人性在官場中的複雜，讀者“於我心有戚戚焉”。有讀者緣當然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但這並不是文學成功的惟一標準。
伊渡：我覺得你的小說最擅長的是心理刻畫，精微傳神到既凸現人物，又氤氳氣氛，還推動情節進展。我感到你的小說中的人物心理描寫，本身就是情節，所以我斗膽為你的小說創用一個新詞，即“心理情節”，只是不知那些苛刻的文學批評家們又會怎樣嗤鼻而笑。
王躍文：評論家？我不打算理會有些批評家的高見，因為我看過有些批評家的大作，發現有些人根本沒有讀過我的小說，卻在那裡指手畫腳。沒有讀人家的作品而寫出那麼洋洋灑灑的批評文章，真是辛苦他們了。特此致敬！
伊渡：文學批評也是要有良知的。有些文學批評家以為自己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要你活你死不得，要你死你活不成。殊不知如果沒有作家和作品，文學批評充其量也只是屠龍之技。又好比你到一個根本就不吃飯的地方去吹噓你的廚藝，好笑之極也。說到文學良心，有一次談到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你說：“文學是良心，不是玩具。”你是怎麼理解這句話的？
王躍文：我覺得，不僅僅是文學，包括哲學、心理學、自然科學等等，都是人類對自身命運的認識、思考和探索。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是直接觀照人類自身，有的是間接的。從這種意義上講，文學就是一種承擔，應該呈現一種真實的東西，或者說是真理，不管你以什麼形式來呈現。我認為，哪怕最離奇的幻想，也必然是來源於現實，呈現出真實。這就是良心。我不明白的是現在中國的文學作品哪怕稍微忠實於生活就不見容，而很多低俗甚至惡俗的東西卻大行其道。
伊渡：你寫作考慮讀者的欣賞趣味嗎？如果把你歸為暢銷書作家，你怎麼看？
王躍文：有些真正的天才寫作也許不會考慮讀者，比如卡夫卡和喬依斯，他們是天縱英才。但我相信大多數作家如果在寫作時考慮讀者的閱讀，也許會寫得更好。這並不影響作品的藝術品質。暢銷的並不全是好的，但好的也不一定就不能暢銷。《紅樓夢》並不因為它暢銷兩百多年了，就影響了它的藝術品質。
可是，有的作家一提到文學的暢銷性就冒火三丈，余秋雨、韓寒、郭敬明的書發行量令有些作家憤憤不平。看到有些美女作家的書好銷，也有人撐不住風度。我覺得大可不必。撇開別的東西不說，一味攻擊暢銷書，也是對讀者的不敬重。作家寫出一本讀者不願看的書，更是對讀者的不敬重。未必看暢銷書的讀者都是沒長腦子的。寫作與閱讀，都應有各自的自由。我並不認為所有暢銷書都是好書，而是不必太認真了。就當推動了造紙業、印刷業和出版業的發展，也沒有什麼不妥。
伊渡：你還開始電視劇本了吧？《龍票》嗎？小說《龍票》出來後，又成了暢銷書。你是在怎樣的情形下開始寫電視劇本的？它與你的小說有什麼相承關係嗎？這是不是意味著你創作的轉型？
王躍文：《龍票》寫的是晚清山西票號的故事。有人見我開始寫古代題材了，立即問我的創作為什麼轉型了。其實，這是新聞記者們的思維模式。我寫《龍票》並不具備創作轉型之類的象徵意義，只是偶然機緣，不必細說。《龍票》寫的是古代權利場。顧名思義，官場是權力場，商場是利益場。但是，官場又是利益豐厚的所在，誰都知道，權能生利。而商人無論大小，都是需要某種權力保護的。小商小販需要流氓地痞的保護，流氓地痞也是一種權力；豪商巨賈則需要達官貴人的庇護，生意越大，越需要更大的保護傘。然而，中國官場同商場從來都是相生相剋的，而且商最後總是輸給官，沒有百年不衰的紅頂商人。這是中國歷史為我們提供的無可爭辯的史實。只要官場權力還能尋租，就會有紅頂商人出現，紅頂商人的悲喜劇也就會不斷上演。從近幾年中國、俄羅斯等國家曝光的案例看，沒有哪個翻了船的大商人不是同貪官緊密勾結的。同官場勾結，神話般成就了那些商人，而同官場糾纏過深又恰恰是他們覆亡的最重要的原因。我們不要忙著為歷史或現實下結論，相信事實是最要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