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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躍文：
事實上魯迅先生自己就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毅然棄醫從文，想以此來療救國人的靈魂，以文學擔當啟蒙的任務，另一個方面他又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一文中說，“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可見，魯迅先生自己，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文學實在是一件很無奈的事。什麼是真正的文學呢？好像魯迅先生也講了：“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從這裡看，魯迅先生還是主張文學的非功利性的。很奇怪，我最喜歡的中國作家，一個是曹雪芹，另一位就是魯迅先生。有趣的是，這兩位作家，曹雪芹的寫作絕無功利色彩，魯迅先生卻明確打出“聽將令”旗幟。可是我認為，他們都創造出了真正的文學。曹雪芹和魯迅先生生活在他們的時代，到底還算幸運。曹雪芹時代，文字獄鬧得血雨腥風，他總算躲過了；魯迅先生話也說了，字也寫了，還是沒有被殺掉，他的書也沒有被禁止。
伊渡：你認為曹雪芹和魯迅抵達了真正的文學，這已無庸質疑。你能從中定義出什麼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嗎？
王躍文：有句中國俗話，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因為被鄧小平借用過，成了理論。嚴格意義上講，這個理論是馬基雅弗里式的，只求目的不擇手段。但衡量一個作品是否是真正的文學，並不一定要看它的寫作動機，也不用看它運用了哪一種創作方法。不管什麼文學，深受讀者喜愛的文學就是好的文學。文學的最終目的應該是為人。人的本質是什麼呢？應該是精神。所以文學首先應當是一種使人超越物質、把人從生物存在提升到精神存在的道路。這種精神存在，並非我們平常所說的娛樂、愉悅，或者認識功能，比如孔子所說的讀《詩經》可以多識鳥獸糙木之名。文學應該讓人能夠超越現實時空，打破日常的有限物質的局限，揭開具體人事所處的狹小時空的遮蔽，使精神澄明起來。我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才會需要文學，永遠需要文學。順便說一句，中國文學目前的衰落，我並不那麼悲觀絕望。《荷馬史詩》離我們已經兩千多年，可它表現出的人的精神、人對命運的挑戰、人對自身和自身環境的主動進取，依然是我們人類的精神核心，具有永恆的魅力。中國現代漢語言文學的歷史還不到一百年，不至於那麼短命吧。
伊渡：你的創作動機是什麼？功利的？非功利的？或者像你所說，僅僅是為了實現人生的突圍？你的作品在客觀上對讀者起到一個什麼作用？《國語？楚語上》中寫道：“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勸戒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你的作品客觀上屬於哪一類呢？諷世？勸善？抑惡？或譴責？
王躍文：文學一定要分類嗎？我覺得這樣很牽強。針對你的問題，我可以確切地說，我決不勸善。我不是道德家。我很討厭任何形式的道德說教。我只是提問。我提問，就這樣，很簡單。不要在我的作品中去尋找答案，也不能要求我在作品中給出答案，因為那是很荒謬的事。我總覺得人們應該警惕那些喜歡給出答案的人，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那都是一種專制和極權，對人類來說是很可怕。那些高坐雲端只給別人答案、不准別人提問的人，他們是在有意製造愚民。我在作品中想做的，只是用我這一盞燈，照亮我所了解的這一小塊地方，燭照這一小塊真實，提問，思考，僅此而已。
當然，有的作家宣稱他們連思考都不屑，那是他們的自由。我疑問的是他們沒有思考怎麼寫作？寫作畢竟不是說夢話。
伊渡：你說的很有意思。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里，把畫家和詩人比喻成拿著一面鏡子的人，向四面八方旋轉就能照出太陽、星辰、大地，以及自己。別林斯基重申了這一比喻，他說文學的顯著特色“在於對生活的忠實，它不改造生活，而是把生活複製、再現，像凸出的鏡子一樣，在一種觀點之下把生活的複雜多面的現象反映出來，從這些現象里汲取那構成豐滿的、生氣勃勃的、統一的圖畫時所必需的種種東西。”正是這種理論，使得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在中國很長時間裡幾乎成為惟一的正統。你的作品是現實主義的。可是，奇怪的是，你對自己創作的比喻，用的卻不是“鏡子”這一意象，而是用的“燭照”、“燈”這一意象。美國的批評家艾布拉姆斯有一部文學理論名著，書名就叫《鏡與燈》。他把文學的模仿和再現仍然比做鏡子，但把加入了作家主觀創造的表現稱之為“燈”。他引用了英國批評家哈茲里特的話：“如果僅僅描寫自然事物，或者僅僅敘述自然情感，那麼無論這描述如何清晰有力，都不足以構成詩的最終目的和宗旨……詩的光線不僅直照，還能折she，它一邊為我們照亮事物，一邊還將閃耀的光芒照she在周圍的一切之上。”於是艾布拉姆斯說：“哈茲里特在鏡子之外又加上了燈。”就我理解，現實主義的作品應該是傾向於“鏡子”，而你卻認為你的作品是“燈”？為什麼？
王躍文：在我看來，絕對意義上的鏡子樣的文學都是不存在的。事實上只有燈。真正的作家就是一盞燈。可別誤會了，我說作家是燈，不是說他是所謂引路燈塔，只是照亮某種東西的光源而已。從來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寫實主義作品，或者叫自然主義作品，不管它打的旗號是新還是舊。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陶淵明算是最寫實主義了吧？“采jú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夠白描了吧？沒加一絲一毫作家本人的主觀創造吧？可是且慢，想一想他選擇的表現對象說明了什麼？是什麼決定了作家做出這一題材選擇？難道沒有說明他的審美傾向或價值判斷？這是純粹的現實世界嗎？不是，作者通過選擇他的表現對象事實上創造了一個嶄新的藝術世界。它是純粹的主觀世界嗎？也不是。因為這個創造出的藝術世界裡，有著與現實世界幾乎完全相同的結構和元素。
伊渡：確實，現實世界實際上稍縱即逝，極不可能還原。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回憶，而回憶已經是一種創造。回憶沉隱於一片幽暗，它必須有一盞燈去照亮。作家不可能再現現實，但他可以試圖抵達真實。以真實來發問，而不是以真實來給出答案。
王躍文：正是如此。但我們的真實是什麼？我認為，真實就是人在生活中面臨的深刻困惑，人對自身以及自身所處的環境的困惑。我在以官場為題材的小說中要表現的困惑是什麼呢？就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官場和官場文化，對官場中人人性的暗中置換和淘空。也許很多讀者把我的小說看成是暴露黑幕，或者是譴責小說，甚至冠以反腐小說之名，其實這些都是誤讀。坦率地說，我真有點兒為自己叫屈。
事實上魯迅先生自己就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毅然棄醫從文，想以此來療救國人的靈魂，以文學擔當啟蒙的任務，另一個方面他又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一文中說，“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可見，魯迅先生自己，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文學實在是一件很無奈的事。什麼是真正的文學呢？好像魯迅先生也講了：“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從這裡看，魯迅先生還是主張文學的非功利性的。很奇怪，我最喜歡的中國作家，一個是曹雪芹，另一位就是魯迅先生。有趣的是，這兩位作家，曹雪芹的寫作絕無功利色彩，魯迅先生卻明確打出“聽將令”旗幟。可是我認為，他們都創造出了真正的文學。曹雪芹和魯迅先生生活在他們的時代，到底還算幸運。曹雪芹時代，文字獄鬧得血雨腥風，他總算躲過了；魯迅先生話也說了，字也寫了，還是沒有被殺掉，他的書也沒有被禁止。
伊渡：你認為曹雪芹和魯迅抵達了真正的文學，這已無庸質疑。你能從中定義出什麼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嗎？
王躍文：有句中國俗話，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因為被鄧小平借用過，成了理論。嚴格意義上講，這個理論是馬基雅弗里式的，只求目的不擇手段。但衡量一個作品是否是真正的文學，並不一定要看它的寫作動機，也不用看它運用了哪一種創作方法。不管什麼文學，深受讀者喜愛的文學就是好的文學。文學的最終目的應該是為人。人的本質是什麼呢？應該是精神。所以文學首先應當是一種使人超越物質、把人從生物存在提升到精神存在的道路。這種精神存在，並非我們平常所說的娛樂、愉悅，或者認識功能，比如孔子所說的讀《詩經》可以多識鳥獸糙木之名。文學應該讓人能夠超越現實時空，打破日常的有限物質的局限，揭開具體人事所處的狹小時空的遮蔽，使精神澄明起來。我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才會需要文學，永遠需要文學。順便說一句，中國文學目前的衰落，我並不那麼悲觀絕望。《荷馬史詩》離我們已經兩千多年，可它表現出的人的精神、人對命運的挑戰、人對自身和自身環境的主動進取，依然是我們人類的精神核心，具有永恆的魅力。中國現代漢語言文學的歷史還不到一百年，不至於那麼短命吧。
伊渡：你的創作動機是什麼？功利的？非功利的？或者像你所說，僅僅是為了實現人生的突圍？你的作品在客觀上對讀者起到一個什麼作用？《國語？楚語上》中寫道：“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勸戒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你的作品客觀上屬於哪一類呢？諷世？勸善？抑惡？或譴責？
王躍文：文學一定要分類嗎？我覺得這樣很牽強。針對你的問題，我可以確切地說，我決不勸善。我不是道德家。我很討厭任何形式的道德說教。我只是提問。我提問，就這樣，很簡單。不要在我的作品中去尋找答案，也不能要求我在作品中給出答案，因為那是很荒謬的事。我總覺得人們應該警惕那些喜歡給出答案的人，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那都是一種專制和極權，對人類來說是很可怕。那些高坐雲端只給別人答案、不准別人提問的人，他們是在有意製造愚民。我在作品中想做的，只是用我這一盞燈，照亮我所了解的這一小塊地方，燭照這一小塊真實，提問，思考，僅此而已。
當然，有的作家宣稱他們連思考都不屑，那是他們的自由。我疑問的是他們沒有思考怎麼寫作？寫作畢竟不是說夢話。
伊渡：你說的很有意思。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里，把畫家和詩人比喻成拿著一面鏡子的人，向四面八方旋轉就能照出太陽、星辰、大地，以及自己。別林斯基重申了這一比喻，他說文學的顯著特色“在於對生活的忠實，它不改造生活，而是把生活複製、再現，像凸出的鏡子一樣，在一種觀點之下把生活的複雜多面的現象反映出來，從這些現象里汲取那構成豐滿的、生氣勃勃的、統一的圖畫時所必需的種種東西。”正是這種理論，使得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在中國很長時間裡幾乎成為惟一的正統。你的作品是現實主義的。可是，奇怪的是，你對自己創作的比喻，用的卻不是“鏡子”這一意象，而是用的“燭照”、“燈”這一意象。美國的批評家艾布拉姆斯有一部文學理論名著，書名就叫《鏡與燈》。他把文學的模仿和再現仍然比做鏡子，但把加入了作家主觀創造的表現稱之為“燈”。他引用了英國批評家哈茲里特的話：“如果僅僅描寫自然事物，或者僅僅敘述自然情感，那麼無論這描述如何清晰有力，都不足以構成詩的最終目的和宗旨……詩的光線不僅直照，還能折she，它一邊為我們照亮事物，一邊還將閃耀的光芒照she在周圍的一切之上。”於是艾布拉姆斯說：“哈茲里特在鏡子之外又加上了燈。”就我理解，現實主義的作品應該是傾向於“鏡子”，而你卻認為你的作品是“燈”？為什麼？
王躍文：在我看來，絕對意義上的鏡子樣的文學都是不存在的。事實上只有燈。真正的作家就是一盞燈。可別誤會了，我說作家是燈，不是說他是所謂引路燈塔，只是照亮某種東西的光源而已。從來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寫實主義作品，或者叫自然主義作品，不管它打的旗號是新還是舊。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陶淵明算是最寫實主義了吧？“采jú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夠白描了吧？沒加一絲一毫作家本人的主觀創造吧？可是且慢，想一想他選擇的表現對象說明了什麼？是什麼決定了作家做出這一題材選擇？難道沒有說明他的審美傾向或價值判斷？這是純粹的現實世界嗎？不是，作者通過選擇他的表現對象事實上創造了一個嶄新的藝術世界。它是純粹的主觀世界嗎？也不是。因為這個創造出的藝術世界裡，有著與現實世界幾乎完全相同的結構和元素。
伊渡：確實，現實世界實際上稍縱即逝，極不可能還原。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回憶，而回憶已經是一種創造。回憶沉隱於一片幽暗，它必須有一盞燈去照亮。作家不可能再現現實，但他可以試圖抵達真實。以真實來發問，而不是以真實來給出答案。
王躍文：正是如此。但我們的真實是什麼？我認為，真實就是人在生活中面臨的深刻困惑，人對自身以及自身所處的環境的困惑。我在以官場為題材的小說中要表現的困惑是什麼呢？就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官場和官場文化，對官場中人人性的暗中置換和淘空。也許很多讀者把我的小說看成是暴露黑幕，或者是譴責小說，甚至冠以反腐小說之名，其實這些都是誤讀。坦率地說，我真有點兒為自己叫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