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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懷化師專中文科的畢業生，只有大專文憑。現在改作懷化學院了，很多學科都升了本科，聽說學校馬上就要整體升本科了。令我沮喪的是我在外省說起懷化市，很多人不知道。我得這樣說：湘西有個美麗的張家界，張家界隔壁就是美麗的懷化。說來好笑。我兒子有一天非常認真地問我，爸爸，你真的是大學生嗎？我大笑不已。兒子為什麼有此一問呢？因為懷化師專在他印象中不算大學。但在那個時代，在我們那個偏遠的小縣，一個大專生已經很吃香了。我還是復讀才考上大專的。應屆那年，我以全校文科最高分而光榮落榜。講自己母校的壞話，有失厚道。但客觀地講，我的中學教育，基礎條件太差了。我的歷史、地理課沒有課本，只有幾十頁油印紙。頭回參加高考，歷史考試有個名詞解釋：孟良崮戰役。我從未聽說過孟良崮戰役這回事，就連“崮”字都認不得！
伊渡：
你當時是否認為從政就能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王躍文：
從政不是我的自主選擇，但符合我當時的理想。我過去所受的教育都是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我滿腦子都是為崇高的事業而獻身的思想，決不允許自己做一個庸庸碌碌的人，只恨自己沒有生在戰爭年代，不能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那時我們罵人最毒的一句話就是：“庸俗！”當時正值改革開放，百廢待興，許多新的思想、新的觀念剛剛湧入。我們真是如饑似渴。我是認真思考過我的人生的。大學畢業前有一段時間我非常痛苦，我不知道人為什麼要活著，人活的意義是什麼。我最初堅信一條，人活著必須創造，可創造什麼、為什麼而創造，我卻回答不出來。後來又想要實現個人的價值，要以某種方式證明自己活過。但是，即使能證明自己活過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個問題我也回答不出。最後，我覺得還是應該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偉大的事業中去，能對社會做一點兒事，讓自己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我是真誠地這樣想的。說起來很傻，為了想這個問題，我真的度過了一段茶飯不思的日子。我是個認死理的人，遇著問題如果不想通，真好像就不可以活下去。
伊渡：
我特別能理解這種找不到生活意義的痛苦。我也有過這種時候，那時還發誓：寧願痛苦，也要清醒，不要麻木不仁。你覺得當時進政府機關是實現你人生意義的一種正確途徑嗎？
王躍文：
當然。我相信古人有句話，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所以一進機關，我就從每件小事做起，把掃地當作掃天下一樣認真去做，一點一滴，小心謹慎。從打開水、掃辦公室，到寫材料，每一件事仿佛都是在掃天下。我工作得特別來勁，也很快得到了器重。《論語》中說的君子四道：行己恭，事上敬，養民惠，使民義。我是確確實實每日用它來當作反省自己的標杆，年紀輕輕，已好像一個老夫子了。我的名聲一下子傳了出去，年輕有才，快筆，老成。所以，在小地方的政府機關里，我的仕途走得很順。
我初入仕途，惟一同別人不協調的就是我不肯提那種黑色的人造革皮包，而是背著個黃書包。那都是跟電視劇《星星》里的李向南學的。辦公室的同事便老是說我，不像個幹部，像中學生。我堅持背了一年黃書包，後來妥協了，也跟人一樣，改提黑色人造革包了。我現在經常想起，二十年前，漵水河邊，一個青年手提黑色人造革包，昂首挺胸，走過街巷，去縣政府上班，真是有些傻！
我在網上看到一種指責，說我是官場失意了，才寫小說。似乎是說我吃不到葡萄，就講葡萄酸。真是太小看我了。如果硬要把失意同小說扯上關係，也應該顛倒過來。我是因為寫小說而同官場矛盾，而不是因為做不了官了就寫小說。如果我是個把世俗利益看得重的人，我不寫小說就成了，就能做官。但是，那早已不是我的理想。
伊渡：
你的政治理想是怎樣破滅的呢？
王躍文：
我原來理解或想像的政治，與現實中的政治完全是兩回事。我在政府機關里呆的時間越長，就越灰心，越失望，越格格不入。我只能把那種地方叫做官場。為什麼呢？因為它具有“場”的特點。其一是它的封閉性，它不是一個開放的吐納的結構。其二是它具有森嚴殘酷的等級制度，人身依附是其致命之處。其三它有特定而又隱密不宣的遊戲規則，身陷其中，很難自拔。說起來，我並不是不具備應付官場的能力，但為了贏得生存的勝利而付出人格心理變形的代價實在太大了，太叫人痛苦了。非不能也，實不想為也。
官場中人腦子裡想著的只有如何經營好人事關係，好把自己的官做得更大。他們不做壞事已經不錯了。當然，日常工作他們也得做，可別以為他們個個都是懷著某種崇高使命。曾經有人問我，你對官場看法那麼悲觀，這二十多年中國面貌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沒有官員領導和努力，這些是怎麼得來的？我回答說，這難道是個問題嗎？這些成績，當然是包括全體腐敗官員在內的全體官員領導人民群眾艱苦創業取得的。一條高速公路，投資兩百億元，被管工程的大小貪官貪掉兩億元，公路仍然建起來了。高速公路通車儀式上，胸佩紅花前來剪彩的那位高官很可能就是這個工程中最大的貪官，但並不妨礙這條路通車。一個國有百貨公司進行股份制改造，總經理僅以職務之便，搖身一變就是大股東，一夜之間身家百萬乃至千萬，而普通職工不是下崗就是淪為老闆手下的打工仔。曾經有位這種翻牌公司老闆在職工大會上氣勢洶洶地說，你們不要有主人翁意識，你們是雇員！我並不認為雇員這種身份就有什麼不好，問題在於那些明火執仗攫取國家財產的人，居然在普通職工面前理直氣壯地充大爺，叫人沒法忍受。
伊渡：
你真幸運，冥冥之中，一切仿佛都在為你以後的寫作做準備。救世濟民的理想、從政的經歷、對官場現實的洞察和思考，以及最後以寫作為道路的人生突圍，都來得那麼順理成章。
王躍文：
這也許就是你所謂的宿命吧。
伊渡：
有個問題我一直沒有思考清楚。文學到底是什麼？它的本質是什麼？人們為什麼需要文學？人們真的需要文學嗎？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曾有過一呼百應的轟動效應。文學幾乎成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指向。我還記得盧新華的《傷痕》、劉心武的《班主任》、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古華的《芙蓉鎮》、王蒙的《蝴蝶》、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這些作品發表的時候，可謂是“滿城爭說”，但我總懷疑，那時人們關注的並非文學本身，而是文學中包裹著的理念。
按中國傳統的文學觀點，文學絕對是功利的。曹丕稱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輔佐帝王功業的重要工具。《尚書》說“詩言志，歌詠言，律和聲”，意思也差不多。到了魯迅先生那裡，文學成了“改變國民精神”的武器。沿著這條道路，後來還有為這個服務、為那個服務的口號，等等。可我總覺得，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只是“載道”的一種方式，而且所謂“道”，大多時候只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志。當然魯迅先生的“道”並不是這種情況。我感覺到，中國文學自古以來走過的是一條為帝王載道、為民眾立言、為自己立心的發展道路。這是不是到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呢？
伊渡：
你當時是否認為從政就能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王躍文：
從政不是我的自主選擇，但符合我當時的理想。我過去所受的教育都是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我滿腦子都是為崇高的事業而獻身的思想，決不允許自己做一個庸庸碌碌的人，只恨自己沒有生在戰爭年代，不能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那時我們罵人最毒的一句話就是：“庸俗！”當時正值改革開放，百廢待興，許多新的思想、新的觀念剛剛湧入。我們真是如饑似渴。我是認真思考過我的人生的。大學畢業前有一段時間我非常痛苦，我不知道人為什麼要活著，人活的意義是什麼。我最初堅信一條，人活著必須創造，可創造什麼、為什麼而創造，我卻回答不出來。後來又想要實現個人的價值，要以某種方式證明自己活過。但是，即使能證明自己活過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個問題我也回答不出。最後，我覺得還是應該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偉大的事業中去，能對社會做一點兒事，讓自己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我是真誠地這樣想的。說起來很傻，為了想這個問題，我真的度過了一段茶飯不思的日子。我是個認死理的人，遇著問題如果不想通，真好像就不可以活下去。
伊渡：
我特別能理解這種找不到生活意義的痛苦。我也有過這種時候，那時還發誓：寧願痛苦，也要清醒，不要麻木不仁。你覺得當時進政府機關是實現你人生意義的一種正確途徑嗎？
王躍文：
當然。我相信古人有句話，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所以一進機關，我就從每件小事做起，把掃地當作掃天下一樣認真去做，一點一滴，小心謹慎。從打開水、掃辦公室，到寫材料，每一件事仿佛都是在掃天下。我工作得特別來勁，也很快得到了器重。《論語》中說的君子四道：行己恭，事上敬，養民惠，使民義。我是確確實實每日用它來當作反省自己的標杆，年紀輕輕，已好像一個老夫子了。我的名聲一下子傳了出去，年輕有才，快筆，老成。所以，在小地方的政府機關里，我的仕途走得很順。
我初入仕途，惟一同別人不協調的就是我不肯提那種黑色的人造革皮包，而是背著個黃書包。那都是跟電視劇《星星》里的李向南學的。辦公室的同事便老是說我，不像個幹部，像中學生。我堅持背了一年黃書包，後來妥協了，也跟人一樣，改提黑色人造革包了。我現在經常想起，二十年前，漵水河邊，一個青年手提黑色人造革包，昂首挺胸，走過街巷，去縣政府上班，真是有些傻！
我在網上看到一種指責，說我是官場失意了，才寫小說。似乎是說我吃不到葡萄，就講葡萄酸。真是太小看我了。如果硬要把失意同小說扯上關係，也應該顛倒過來。我是因為寫小說而同官場矛盾，而不是因為做不了官了就寫小說。如果我是個把世俗利益看得重的人，我不寫小說就成了，就能做官。但是，那早已不是我的理想。
伊渡：
你的政治理想是怎樣破滅的呢？
王躍文：
我原來理解或想像的政治，與現實中的政治完全是兩回事。我在政府機關里呆的時間越長，就越灰心，越失望，越格格不入。我只能把那種地方叫做官場。為什麼呢？因為它具有“場”的特點。其一是它的封閉性，它不是一個開放的吐納的結構。其二是它具有森嚴殘酷的等級制度，人身依附是其致命之處。其三它有特定而又隱密不宣的遊戲規則，身陷其中，很難自拔。說起來，我並不是不具備應付官場的能力，但為了贏得生存的勝利而付出人格心理變形的代價實在太大了，太叫人痛苦了。非不能也，實不想為也。
官場中人腦子裡想著的只有如何經營好人事關係，好把自己的官做得更大。他們不做壞事已經不錯了。當然，日常工作他們也得做，可別以為他們個個都是懷著某種崇高使命。曾經有人問我，你對官場看法那麼悲觀，這二十多年中國面貌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沒有官員領導和努力，這些是怎麼得來的？我回答說，這難道是個問題嗎？這些成績，當然是包括全體腐敗官員在內的全體官員領導人民群眾艱苦創業取得的。一條高速公路，投資兩百億元，被管工程的大小貪官貪掉兩億元，公路仍然建起來了。高速公路通車儀式上，胸佩紅花前來剪彩的那位高官很可能就是這個工程中最大的貪官，但並不妨礙這條路通車。一個國有百貨公司進行股份制改造，總經理僅以職務之便，搖身一變就是大股東，一夜之間身家百萬乃至千萬，而普通職工不是下崗就是淪為老闆手下的打工仔。曾經有位這種翻牌公司老闆在職工大會上氣勢洶洶地說，你們不要有主人翁意識，你們是雇員！我並不認為雇員這種身份就有什麼不好，問題在於那些明火執仗攫取國家財產的人，居然在普通職工面前理直氣壯地充大爺，叫人沒法忍受。
伊渡：
你真幸運，冥冥之中，一切仿佛都在為你以後的寫作做準備。救世濟民的理想、從政的經歷、對官場現實的洞察和思考，以及最後以寫作為道路的人生突圍，都來得那麼順理成章。
王躍文：
這也許就是你所謂的宿命吧。
伊渡：
有個問題我一直沒有思考清楚。文學到底是什麼？它的本質是什麼？人們為什麼需要文學？人們真的需要文學嗎？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曾有過一呼百應的轟動效應。文學幾乎成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指向。我還記得盧新華的《傷痕》、劉心武的《班主任》、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古華的《芙蓉鎮》、王蒙的《蝴蝶》、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這些作品發表的時候，可謂是“滿城爭說”，但我總懷疑，那時人們關注的並非文學本身，而是文學中包裹著的理念。
按中國傳統的文學觀點，文學絕對是功利的。曹丕稱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輔佐帝王功業的重要工具。《尚書》說“詩言志，歌詠言，律和聲”，意思也差不多。到了魯迅先生那裡，文學成了“改變國民精神”的武器。沿著這條道路，後來還有為這個服務、為那個服務的口號，等等。可我總覺得，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只是“載道”的一種方式，而且所謂“道”，大多時候只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志。當然魯迅先生的“道”並不是這種情況。我感覺到，中國文學自古以來走過的是一條為帝王載道、為民眾立言、為自己立心的發展道路。這是不是到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