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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並不認為文學又如何了不起。過去，我們在文學肩膀上放置的東西太多了，太重了，它承擔不起。什麼作家應該是民族的良知、時代的守夜人、民眾的靈魂等等，這些要麼就是社會強加給作家的，要麼就是作家在自我膨脹。作家固然應該有良知，但每個人都應有良知啊！不能說誰是作家，就應對他有特殊的道德要求。作家你想放棄良知也行啊，你自己準備接受自己的道德審判和社會輿論的譴責好了。誰沒有良知都會受到譴責，不同的是平常人沒有良知不會有很多人知道，作家如果通過作品表現得寡廉鮮恥，等於給自己作了負面GG，自然會引得大家譴責。
伊渡：你的長篇小說《西州月》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就是西州市的老地委書記陶凡。這個人物是一個詩意的政治家的形象。他除了人格上的正直坦蕩，也有出色的政治才華。我感覺到你在寫出他的韜略智慧，在官場上的審時度勢、進退攻守，寫出他的虎氣龍威的同時，更賦予了他一種中國古典文人的詩人氣質。他有一葉知秋的政治敏銳，也有葉落悲秋的詩人氣質。你用詞中“賦”的手法來敷染鋪陳，用一種一步三頓的舒緩節奏塑造了這樣一個極富中國古典美學意蘊的政治家形象，使這一形象具有了中國絲竹音樂般的細膩豐滿和詩的意境。這種詩人政治家的形象應該是你對當代小說人物畫廊的貢獻。可是，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陶凡這個人物不可親近。他的內心有很深的、不可言說的寂寞，但沒有一個人能真正了解他，能深入到他的內心。他與後來成為他的女婿的秘書關隱達之間的交流已經是最深的了，可我們看到那又是多麼有限，僅僅限於對官場情勢的領悟和把握。如果把官場從陶凡的生命中抽離，我懷疑他會不會一無所有，無論是他內在的精神世界還是外在的物質世界。
王躍文：你的理解沒錯。陶凡是一個悲劇人物。對這個人物我是有過很深的思考的。中國的官場文化是最有中國特色的東西，只有中國這個土壤里才會產生這種政治文化。當然這並不是什麼積極的東西，而是漫長的中國社會人治和專制歷史的產物，是中國特有的權力支配下政治文化的一種表溢形式。它背後的決定性因素，是中國的權力意識、個人崇拜。這種官場文化，加上一直得到統治者倡導的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必然對知識分子人格心理產生巨大的影響。學而優則仕之後，知識分子在官場中至少會產生兩種類型：一種是所謂的清官，像海瑞、包拯，他們沒有私心，有幹才，有膽識，能在一些具體的事情上以民為本、為民做主，被老百姓視為“青天老爺”；另一類就是貪官、昏官，比如現在電視劇里塑造出的和珅的形象。坦率地說，中國的社會政治形態雖然不斷地更新變化，中國社會的人治色彩並沒有減弱多少，所以民間的“清官期待”和“清官崇拜”情結仍然很強。從這個意義上說，陶凡是一個清官。但是，如果僅僅在文學人物畫廊里再塑造一個清官形象，不但沒有意義，反而是有害的、陳腐的。這是一種早就該拋棄掉的東西，不管這個人物寫得多麼豐厚飽滿。我想寫出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只要一入官場，不論你的人格是崇高還是卑下，無論你將成為清官還是貪官、昏官，你的人性已經在官場中不知不覺被暗中置換掉了，可你自己並無意識。這才是更深的悲劇。陶凡身上，我真正想寫出的是這些東西。
伊渡：我想正是這一點，你的官場題材的小說遠遠超越了以往的《官場現形記》和《儒林外史》，更不同於現在充斥文壇的那些所謂“反腐小說”。注重人性在官場這一特定環境中的異化，追問或者說逼問其中的原因，這就是你在前面所說，你寫作只是為了“提問”吧。
王躍文：是的，我只是提問。正像我在《國畫》後記裡面寫到的，我不想搶思想家的飯碗。不知為什麼，人們只要一提起文學藝術的“中國特色”，馬上想到的就是大紅花被面、剪紙、蠟染、嗩吶，還有張藝謀的電影。我說那是一種偽民俗，至少那只能算一種非常淺薄的並沒有多少分量的民俗。我不知道過多地誘導人們把注意力放到這種所謂的民俗上是不是一個陰謀，因為它有效地遮蔽了更深層次的中國特色，即中國傳統文化中種種消極落後的東西，這些東西也是真正的中國特色，它更頑固地殘留在官場，像癌細胞一樣有害。
伊渡：有意思的是，張藝謀還曾經被視為一個文化藝術上的另類。其實，他不但不是另類，更不是叛逆，他是政治媚俗和文化媚俗的同謀。說得更嚴重一點兒，他是幫凶。
王躍文：哈哈，你言重了吧。張藝謀創作他的影片的時候是否想了那麼多，大可懷疑。誤讀是文學藝術欣賞的常識。我的小說也經常被人誤讀，甚至完全違背了我的創作意願。有回我在某大學講座，有位快畢業的男生站起來發言，慷慨激昂，說他非常崇拜朱懷鏡，發誓自己今後一定要向朱懷鏡那樣創造自己的輝煌。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不過，作家是沒有權力評價或者引導讀者閱讀的，或者說也沒有能力這樣做。聽說北京國家歌劇院設計出來，上半部是露出地面的半球體，像個王八；整個建築包括地下部分則是個圓形，像個雞蛋。二者合在一起說，就是王八蛋。我是聽人說的，自己沒有去看過。這也是誤讀。
伊渡：我讀你的小說，不論是《國畫》，還是《梅次故事》、《西州月》，哪怕是你的一個短篇小說《天氣不好》，都有一種很深重的悲劇感。這種悲劇感有時是一種悲哀和憐憫，讓人慾哭無淚，比如《西州月》中的關隱達和《天氣不好》中的小劉。有時是一種悟“空”之後的幻滅，比如《梅次故事》結尾處，心事重重的朱懷鏡大年初一上荊山寺燒香，風裹雪霧、呼嘯如濤。噩夢之後，朱懷鏡驚悉他政治上的對手王莽之在上山燒香的途中車毀人亡。我想引出你這部小說的最後一段：朱懷鏡獨自呆在房間裡，突然心煩意亂起來。他來回走著，如同困獸。忽聞法樂如雷，唱經如cháo。他腦子裡一陣恍惚，像是明白了什麼道理，卻不是佛門頓悟。他想立即跑出去，拉回香妹他們，不去燒香了，不燒了，不燒了！馬上離開荊山寺，回到梅次去。這時，已聽得大殿那邊鞭炮震天，木魚陣陣，念佛不絕。也許香妹他們早已長跪在佛前了。
我很喜歡這段文字，這是一個開放性的結尾，很耐人尋味。這個結尾給我的感覺就是你用的那個詞：恍惚。朱懷鏡的恍惚只是一剎那，因為他馬上明白了什麼，所以他想立即跑出去拉回香妹他們，不燒香了。可是他真的不恍惚了嗎？也許是更深意義上的恍惚吧。而讀者在這裡明白了什麼沒有？好像也只有“恍惚”而已。而不管是恍惚還是明白，一切已經遲了。梵聲高誦，香妹他們已經在佛前長跪不起了。
我讀這段文字，不禁想起《紅樓夢》最後一回，“甄士隱詳說太虛情，賈語村歸結紅樓夢”，賈政接到家書，赦罪復職，心中喜歡，日夜趲行乘船往家中趕。行到一處地方，乍寒下雪，把船停在一個清靜去處，自己在船中寫家書。這時便見船頭微微雪影里，賈寶玉光頭赤腳，披著一件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並不言語，似喜似悲，隨了一僧一道飄然登岸而去。然後是三人中不知是誰在唱：“誰與我游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這裡賈政對寶玉的來龍去脈明白了沒有呢，好像是明白了。可是真明白了嗎？又好像影子一樣的恍惚。如同朱懷鏡恍惚之中的明白，讀者明白中的恍惚，影影綽綽，似有還無。
伊渡：你的長篇小說《西州月》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就是西州市的老地委書記陶凡。這個人物是一個詩意的政治家的形象。他除了人格上的正直坦蕩，也有出色的政治才華。我感覺到你在寫出他的韜略智慧，在官場上的審時度勢、進退攻守，寫出他的虎氣龍威的同時，更賦予了他一種中國古典文人的詩人氣質。他有一葉知秋的政治敏銳，也有葉落悲秋的詩人氣質。你用詞中“賦”的手法來敷染鋪陳，用一種一步三頓的舒緩節奏塑造了這樣一個極富中國古典美學意蘊的政治家形象，使這一形象具有了中國絲竹音樂般的細膩豐滿和詩的意境。這種詩人政治家的形象應該是你對當代小說人物畫廊的貢獻。可是，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陶凡這個人物不可親近。他的內心有很深的、不可言說的寂寞，但沒有一個人能真正了解他，能深入到他的內心。他與後來成為他的女婿的秘書關隱達之間的交流已經是最深的了，可我們看到那又是多麼有限，僅僅限於對官場情勢的領悟和把握。如果把官場從陶凡的生命中抽離，我懷疑他會不會一無所有，無論是他內在的精神世界還是外在的物質世界。
王躍文：你的理解沒錯。陶凡是一個悲劇人物。對這個人物我是有過很深的思考的。中國的官場文化是最有中國特色的東西，只有中國這個土壤里才會產生這種政治文化。當然這並不是什麼積極的東西，而是漫長的中國社會人治和專制歷史的產物，是中國特有的權力支配下政治文化的一種表溢形式。它背後的決定性因素，是中國的權力意識、個人崇拜。這種官場文化，加上一直得到統治者倡導的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必然對知識分子人格心理產生巨大的影響。學而優則仕之後，知識分子在官場中至少會產生兩種類型：一種是所謂的清官，像海瑞、包拯，他們沒有私心，有幹才，有膽識，能在一些具體的事情上以民為本、為民做主，被老百姓視為“青天老爺”；另一類就是貪官、昏官，比如現在電視劇里塑造出的和珅的形象。坦率地說，中國的社會政治形態雖然不斷地更新變化，中國社會的人治色彩並沒有減弱多少，所以民間的“清官期待”和“清官崇拜”情結仍然很強。從這個意義上說，陶凡是一個清官。但是，如果僅僅在文學人物畫廊里再塑造一個清官形象，不但沒有意義，反而是有害的、陳腐的。這是一種早就該拋棄掉的東西，不管這個人物寫得多麼豐厚飽滿。我想寫出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只要一入官場，不論你的人格是崇高還是卑下，無論你將成為清官還是貪官、昏官，你的人性已經在官場中不知不覺被暗中置換掉了，可你自己並無意識。這才是更深的悲劇。陶凡身上，我真正想寫出的是這些東西。
伊渡：我想正是這一點，你的官場題材的小說遠遠超越了以往的《官場現形記》和《儒林外史》，更不同於現在充斥文壇的那些所謂“反腐小說”。注重人性在官場這一特定環境中的異化，追問或者說逼問其中的原因，這就是你在前面所說，你寫作只是為了“提問”吧。
王躍文：是的，我只是提問。正像我在《國畫》後記裡面寫到的，我不想搶思想家的飯碗。不知為什麼，人們只要一提起文學藝術的“中國特色”，馬上想到的就是大紅花被面、剪紙、蠟染、嗩吶，還有張藝謀的電影。我說那是一種偽民俗，至少那只能算一種非常淺薄的並沒有多少分量的民俗。我不知道過多地誘導人們把注意力放到這種所謂的民俗上是不是一個陰謀，因為它有效地遮蔽了更深層次的中國特色，即中國傳統文化中種種消極落後的東西，這些東西也是真正的中國特色，它更頑固地殘留在官場，像癌細胞一樣有害。
伊渡：有意思的是，張藝謀還曾經被視為一個文化藝術上的另類。其實，他不但不是另類，更不是叛逆，他是政治媚俗和文化媚俗的同謀。說得更嚴重一點兒，他是幫凶。
王躍文：哈哈，你言重了吧。張藝謀創作他的影片的時候是否想了那麼多，大可懷疑。誤讀是文學藝術欣賞的常識。我的小說也經常被人誤讀，甚至完全違背了我的創作意願。有回我在某大學講座，有位快畢業的男生站起來發言，慷慨激昂，說他非常崇拜朱懷鏡，發誓自己今後一定要向朱懷鏡那樣創造自己的輝煌。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不過，作家是沒有權力評價或者引導讀者閱讀的，或者說也沒有能力這樣做。聽說北京國家歌劇院設計出來，上半部是露出地面的半球體，像個王八；整個建築包括地下部分則是個圓形，像個雞蛋。二者合在一起說，就是王八蛋。我是聽人說的，自己沒有去看過。這也是誤讀。
伊渡：我讀你的小說，不論是《國畫》，還是《梅次故事》、《西州月》，哪怕是你的一個短篇小說《天氣不好》，都有一種很深重的悲劇感。這種悲劇感有時是一種悲哀和憐憫，讓人慾哭無淚，比如《西州月》中的關隱達和《天氣不好》中的小劉。有時是一種悟“空”之後的幻滅，比如《梅次故事》結尾處，心事重重的朱懷鏡大年初一上荊山寺燒香，風裹雪霧、呼嘯如濤。噩夢之後，朱懷鏡驚悉他政治上的對手王莽之在上山燒香的途中車毀人亡。我想引出你這部小說的最後一段：朱懷鏡獨自呆在房間裡，突然心煩意亂起來。他來回走著，如同困獸。忽聞法樂如雷，唱經如cháo。他腦子裡一陣恍惚，像是明白了什麼道理，卻不是佛門頓悟。他想立即跑出去，拉回香妹他們，不去燒香了，不燒了，不燒了！馬上離開荊山寺，回到梅次去。這時，已聽得大殿那邊鞭炮震天，木魚陣陣，念佛不絕。也許香妹他們早已長跪在佛前了。
我很喜歡這段文字，這是一個開放性的結尾，很耐人尋味。這個結尾給我的感覺就是你用的那個詞：恍惚。朱懷鏡的恍惚只是一剎那，因為他馬上明白了什麼，所以他想立即跑出去拉回香妹他們，不燒香了。可是他真的不恍惚了嗎？也許是更深意義上的恍惚吧。而讀者在這裡明白了什麼沒有？好像也只有“恍惚”而已。而不管是恍惚還是明白，一切已經遲了。梵聲高誦，香妹他們已經在佛前長跪不起了。
我讀這段文字，不禁想起《紅樓夢》最後一回，“甄士隱詳說太虛情，賈語村歸結紅樓夢”，賈政接到家書，赦罪復職，心中喜歡，日夜趲行乘船往家中趕。行到一處地方，乍寒下雪，把船停在一個清靜去處，自己在船中寫家書。這時便見船頭微微雪影里，賈寶玉光頭赤腳，披著一件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並不言語，似喜似悲，隨了一僧一道飄然登岸而去。然後是三人中不知是誰在唱：“誰與我游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這裡賈政對寶玉的來龍去脈明白了沒有呢，好像是明白了。可是真明白了嗎？又好像影子一樣的恍惚。如同朱懷鏡恍惚之中的明白，讀者明白中的恍惚，影影綽綽，似有還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