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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李光弼一向軍令嚴明，所以諸將對他都很敬畏，甚至李光弼發號施令時，諸將都不敢仰視。然而當諸將看到李光弼挾重兵而不回朝，像田神功等人便不再懼怕李光弼了，這個意思就是說，李光弼原先在軍中的威信，一下子降到了最低點。其實李光弼對此也很後悔，所以愧恨交加，終於積鬱成疾，不久，於廣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十四日去世——墓誌則說是死於七月五日，《全唐文》中有李光弼的遺表，其中有“自去月十七日舊疾發動，有加無瘳，至今月五日”，所以覺得還是取十四日為準。此前部將詢問李光弼後事，李光弼說：“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既為不孝子，夫復何言！”這個時候最想念的是自己的母親，然而卻是天人永隔了。之後，李光弼將自己受封的絹布各三千疋、錢三千貫文分給了將士們。
李光弼去世，代宗自是難過了一番，讓魚朝恩到李母家裡去慰問——李光弼正是因為這個人才不敢來長安，代宗居然又派他去慰問，李光弼在天有靈，也一定氣的夠戧——然後又讓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代宗命大臣們議諡號，最後諡李光弼為“武穆”，和後來岳飛的諡是一樣的，不過同用這個諡的還有很多人，不一一列舉了。將軍們的諡中大多有個武字，而李光弼和郭子儀不同的是“忠”和“穆”，郭子儀是忠武，“忠”在前，看的出來，對皇帝來講，“忠”和“武”比，還是更需要“忠”的。十一月，將李光弼安葬於三原，代宗下詔命百官送於延平門外。和郭子儀不一樣，郭子儀是陪葬建陵，而李光弼則沒有這樣的待遇——陪葬不是殉葬，殉葬當然是悽慘的了，而陪葬則是很風光的事情，古時能陪葬帝陵，那是皇帝對大臣的恩寵。也不難想像，郭子儀那般的八面玲瓏，皇帝自然願意接納，而李光弼這樣的脾氣，則很容易得罪人，大約皇帝都不敢惹。
有人認為，蕃將大都脾氣如此，所以李光弼會得罪人也是正常的，而郭子儀是漢將，因此更柔和一些。這麼說就難免絕對化了，漢人中剛烈暴躁的也有很多，而胡人中很會討好別人的也大有人在，像安祿山就是很會討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不假，但實際上漢化的已經很嚴重了，嚴肅認真的稟性自幼就是如此，和民族並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李光弼的脾氣可能遺傳較多，再加上後天管教又嚴，所以這樣實在不奇怪。李光弼六歲的時候曾經撫鹿而游，結果他爸爸看見了，教訓他說：“兒勿更爾。”其實很平常的一件事，小孩子哪有不愛玩的，居然也會被管教。而李光弼的母親，脾氣大約也是不好的，顏真卿就寫“太夫人高明整肅，有慈有威，公下氣怡聲，承順而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譙讓之責，故能濟其勳業。”所以李光弼差不多天天挨訓。正是父母管教的嚴，所以養成了他的嚴肅。
可以說，諸將對郭子儀是敬愛，而對李光弼則是敬畏；敬愛可以持續很長時間，而敬畏一旦失去了支柱，那它自身也就消失了。李光弼的嚴厲，於國家於軍隊都是有好處的，唯獨對他個人沒有好處，因為這樣很容易得罪人。其實官場上的人誰還沒幾個仇家呢，只是與李光弼不和的人，分布遍及各個領域，宦官中有和他作對的，同僚也有和他作對的，後來就連部下都有些不遜。還有，李光弼潔身自好，而郭子儀則學習王翦，聚斂奢侈，怎麼看都覺得李光弼做的更對。所以，李光弼註定是寂寞的。當郭子儀被眾人捧上天然後大家一起其樂融融的時候，他自己則孤零零的冷眼旁觀；當後人們津津有味的欣賞著《打金枝》高唱著郭汾陽的時候，對很多人來講，李光弼只是一個歷史上的符號，而這個符號代表著什麼，卻了解不多。有人認為，這和後來的歷史有關。宋朝和遼朝打了很多年，對契丹人難免存有芥蒂，後來雖然不和契丹打了，但漢族的民族保護意識也強了起來，所以對漢族出身的郭子儀更垂青。是不是這樣呢？我覺得成書於宋代的《新唐書》一個很大的功勞，就是把李光弼從《舊唐書》和別人的合傳中拿了出來獨立為一傳（實際上後面還跟了幾個禆將），雖說變化不大，但至少從地位上來講是與郭子儀持平了。後人對李光弼其實並沒有什麼偏見，只是和郭子儀對比起來談到的比較少，像《長生殿》中，郭子儀就出場了，而且還有不少唱段，而李光弼則自始至終沒露面——不露面也好，裡面的蕃兵蕃將都是丑來演的，即使是照顧一下，只怕扮相也好看不了，再加上龍套往往用不同行當的角色，郭子儀是外，那李光弼最多也只能用“淨”，俗話說就是大花臉。至於京劇里的李光弼，沒見過，也沒查著，沒法參考。
由於李郭二人的功勞都是對唐而言，唐朝滅亡後他們的功勞也就滾滾東逝了，郭子儀除了打仗，做人上還有很多可說的地方，比如那個“打金枝”，而李光弼則相形見絀。有一件事，說明了郭子儀做人上確實高出一籌。在安思順任朔方節度使時，郭、李都為牙門都將，二人卻不相和，即使在一起吃飯也不說話。等郭子儀代安思順為節度使時，李光弼本打算逃走，還沒決定下來，不久，皇帝便下詔讓他分朔方一半兵力東出趙、魏（就是前面寫的郭子儀向玄宗推薦李光弼一事）。於是“臨淮（李光弼封臨淮郡王，用臨淮代稱）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郭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這是杜牧記下來的事情，兩人本傳中沒有，而在《新唐書》的東夷傳中引用了一下。本是冤家的兩人，其中一個一下子成了上司，然後又讓對方去戰場的最前線，也難怪李光弼會懷疑郭子儀居心不良。但郭子儀卻是因為欣賞李光弼的才能，真心推舉他的，故而兩人盡釋前嫌，主要功勞還是郭子儀，他能主動推薦李光弼，這份氣度確實很難得，如果放到李光弼身上，可能未必會如此。因此，郭子儀更令人敬愛也就理所當然。
實際上，唐朝固然對李光弼頌揚多多，在歷代對李光弼的評價上也確實屬於最高級別的，卻也有不同的聲音。《全唐文》中有一篇《秘書監致仕穆元堂志》，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元帥李光弼將二於上，屢jian於公（前面寫公諱寧字某，當指穆寧）。公守正不遷，積與之隙，日宣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馳驛輒至，理折其口，義勝其心，泄其慍於包藏，奪其謀於將發。代宗聞焉，為一二宰臣話之，至於嘆息。”《舊唐書》中穆寧傳中也記載了這件事：“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揚言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大義，不為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第一篇的作者穆員，是穆寧的兒子。這件事的兩種不同記法，雖然語氣各有不同，但其中都說到了李光弼欲殺穆寧，而穆寧到徐州又以理取勝，可見這件事李光弼確實有不對之處，但是穆寧的兒子對此未免偏激，把李光弼說的這麼不堪，實在很不客氣。第一段中寫時間是“李光弼將二於上”，當指李光弼沒奉詔的那個時候，一個“二”字說明，在一些人眼中，這已經不單單是不奉詔這麼簡單了，甚至比“擁兵自重”還要嚴重；而穆寧則“理折其口，義勝其心，泄其慍於包藏，奪其謀於將發”，前三句還好說，但這最後一句，和前面那個“將二於上”結合起來，聽起來似乎是說李光弼要謀反。穆寧是當事人，對事情應該是更清楚，唐書的寫法自然有為尊者諱的意思。難道李光弼真要謀反？可是，他又有什麼理由謀反呢？真讓人難以置信，這個應該是穆寧的過度擔心了。李光弼自己也是始料不及，沒想到會有人這麼看待自己，所以才會被穆寧問的無話可說，而且想必愧悔也由此加重。
李光弼去世，代宗自是難過了一番，讓魚朝恩到李母家裡去慰問——李光弼正是因為這個人才不敢來長安，代宗居然又派他去慰問，李光弼在天有靈，也一定氣的夠戧——然後又讓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代宗命大臣們議諡號，最後諡李光弼為“武穆”，和後來岳飛的諡是一樣的，不過同用這個諡的還有很多人，不一一列舉了。將軍們的諡中大多有個武字，而李光弼和郭子儀不同的是“忠”和“穆”，郭子儀是忠武，“忠”在前，看的出來，對皇帝來講，“忠”和“武”比，還是更需要“忠”的。十一月，將李光弼安葬於三原，代宗下詔命百官送於延平門外。和郭子儀不一樣，郭子儀是陪葬建陵，而李光弼則沒有這樣的待遇——陪葬不是殉葬，殉葬當然是悽慘的了，而陪葬則是很風光的事情，古時能陪葬帝陵，那是皇帝對大臣的恩寵。也不難想像，郭子儀那般的八面玲瓏，皇帝自然願意接納，而李光弼這樣的脾氣，則很容易得罪人，大約皇帝都不敢惹。
有人認為，蕃將大都脾氣如此，所以李光弼會得罪人也是正常的，而郭子儀是漢將，因此更柔和一些。這麼說就難免絕對化了，漢人中剛烈暴躁的也有很多，而胡人中很會討好別人的也大有人在，像安祿山就是很會討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不假，但實際上漢化的已經很嚴重了，嚴肅認真的稟性自幼就是如此，和民族並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李光弼的脾氣可能遺傳較多，再加上後天管教又嚴，所以這樣實在不奇怪。李光弼六歲的時候曾經撫鹿而游，結果他爸爸看見了，教訓他說：“兒勿更爾。”其實很平常的一件事，小孩子哪有不愛玩的，居然也會被管教。而李光弼的母親，脾氣大約也是不好的，顏真卿就寫“太夫人高明整肅，有慈有威，公下氣怡聲，承順而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譙讓之責，故能濟其勳業。”所以李光弼差不多天天挨訓。正是父母管教的嚴，所以養成了他的嚴肅。
可以說，諸將對郭子儀是敬愛，而對李光弼則是敬畏；敬愛可以持續很長時間，而敬畏一旦失去了支柱，那它自身也就消失了。李光弼的嚴厲，於國家於軍隊都是有好處的，唯獨對他個人沒有好處，因為這樣很容易得罪人。其實官場上的人誰還沒幾個仇家呢，只是與李光弼不和的人，分布遍及各個領域，宦官中有和他作對的，同僚也有和他作對的，後來就連部下都有些不遜。還有，李光弼潔身自好，而郭子儀則學習王翦，聚斂奢侈，怎麼看都覺得李光弼做的更對。所以，李光弼註定是寂寞的。當郭子儀被眾人捧上天然後大家一起其樂融融的時候，他自己則孤零零的冷眼旁觀；當後人們津津有味的欣賞著《打金枝》高唱著郭汾陽的時候，對很多人來講，李光弼只是一個歷史上的符號，而這個符號代表著什麼，卻了解不多。有人認為，這和後來的歷史有關。宋朝和遼朝打了很多年，對契丹人難免存有芥蒂，後來雖然不和契丹打了，但漢族的民族保護意識也強了起來，所以對漢族出身的郭子儀更垂青。是不是這樣呢？我覺得成書於宋代的《新唐書》一個很大的功勞，就是把李光弼從《舊唐書》和別人的合傳中拿了出來獨立為一傳（實際上後面還跟了幾個禆將），雖說變化不大，但至少從地位上來講是與郭子儀持平了。後人對李光弼其實並沒有什麼偏見，只是和郭子儀對比起來談到的比較少，像《長生殿》中，郭子儀就出場了，而且還有不少唱段，而李光弼則自始至終沒露面——不露面也好，裡面的蕃兵蕃將都是丑來演的，即使是照顧一下，只怕扮相也好看不了，再加上龍套往往用不同行當的角色，郭子儀是外，那李光弼最多也只能用“淨”，俗話說就是大花臉。至於京劇里的李光弼，沒見過，也沒查著，沒法參考。
由於李郭二人的功勞都是對唐而言，唐朝滅亡後他們的功勞也就滾滾東逝了，郭子儀除了打仗，做人上還有很多可說的地方，比如那個“打金枝”，而李光弼則相形見絀。有一件事，說明了郭子儀做人上確實高出一籌。在安思順任朔方節度使時，郭、李都為牙門都將，二人卻不相和，即使在一起吃飯也不說話。等郭子儀代安思順為節度使時，李光弼本打算逃走，還沒決定下來，不久，皇帝便下詔讓他分朔方一半兵力東出趙、魏（就是前面寫的郭子儀向玄宗推薦李光弼一事）。於是“臨淮（李光弼封臨淮郡王，用臨淮代稱）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郭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這是杜牧記下來的事情，兩人本傳中沒有，而在《新唐書》的東夷傳中引用了一下。本是冤家的兩人，其中一個一下子成了上司，然後又讓對方去戰場的最前線，也難怪李光弼會懷疑郭子儀居心不良。但郭子儀卻是因為欣賞李光弼的才能，真心推舉他的，故而兩人盡釋前嫌，主要功勞還是郭子儀，他能主動推薦李光弼，這份氣度確實很難得，如果放到李光弼身上，可能未必會如此。因此，郭子儀更令人敬愛也就理所當然。
實際上，唐朝固然對李光弼頌揚多多，在歷代對李光弼的評價上也確實屬於最高級別的，卻也有不同的聲音。《全唐文》中有一篇《秘書監致仕穆元堂志》，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元帥李光弼將二於上，屢jian於公（前面寫公諱寧字某，當指穆寧）。公守正不遷，積與之隙，日宣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馳驛輒至，理折其口，義勝其心，泄其慍於包藏，奪其謀於將發。代宗聞焉，為一二宰臣話之，至於嘆息。”《舊唐書》中穆寧傳中也記載了這件事：“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揚言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大義，不為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第一篇的作者穆員，是穆寧的兒子。這件事的兩種不同記法，雖然語氣各有不同，但其中都說到了李光弼欲殺穆寧，而穆寧到徐州又以理取勝，可見這件事李光弼確實有不對之處，但是穆寧的兒子對此未免偏激，把李光弼說的這麼不堪，實在很不客氣。第一段中寫時間是“李光弼將二於上”，當指李光弼沒奉詔的那個時候，一個“二”字說明，在一些人眼中，這已經不單單是不奉詔這麼簡單了，甚至比“擁兵自重”還要嚴重；而穆寧則“理折其口，義勝其心，泄其慍於包藏，奪其謀於將發”，前三句還好說，但這最後一句，和前面那個“將二於上”結合起來，聽起來似乎是說李光弼要謀反。穆寧是當事人，對事情應該是更清楚，唐書的寫法自然有為尊者諱的意思。難道李光弼真要謀反？可是，他又有什麼理由謀反呢？真讓人難以置信，這個應該是穆寧的過度擔心了。李光弼自己也是始料不及，沒想到會有人這麼看待自己，所以才會被穆寧問的無話可說，而且想必愧悔也由此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