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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李光弼一向軍令嚴明,所以諸將對他都很敬畏,甚至李光弼發號施令時,諸將都不敢仰視。然而當諸將看到李光弼挾重兵而不回朝,像田神功等人便不再懼怕李光弼了,這個意思就是說,李光弼原先在軍中的威信,一下子降到了最低點。其實李光弼對此也很後悔,所以愧恨交加,終於積鬱成疾,不久,於廣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十四日去世——墓誌則說是死於七月五日,《全唐文》中有李光弼的遺表,其中有“自去月十七日舊疾發動,有加無瘳,至今月五日”,所以覺得還是取十四日為準。此前部將詢問李光弼後事,李光弼說:“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既為不孝子,夫復何言!”這個時候最想念的是自己的母親,然而卻是天人永隔了。之後,李光弼將自己受封的絹布各三千疋、錢三千貫文分給了將士們。

  李光弼去世,代宗自是難過了一番,讓魚朝恩到李母家裡去慰問——李光弼正是因為這個人才不敢來長安,代宗居然又派他去慰問,李光弼在天有靈,也一定氣的夠戧——然後又讓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代宗命大臣們議諡號,最後諡李光弼為“武穆”,和後來岳飛的諡是一樣的,不過同用這個諡的還有很多人,不一一列舉了。將軍們的諡中大多有個武字,而李光弼和郭子儀不同的是“忠”和“穆”,郭子儀是忠武,“忠”在前,看的出來,對皇帝來講,“忠”和“武”比,還是更需要“忠”的。十一月,將李光弼安葬於三原,代宗下詔命百官送於延平門外。和郭子儀不一樣,郭子儀是陪葬建陵,而李光弼則沒有這樣的待遇——陪葬不是殉葬,殉葬當然是悽慘的了,而陪葬則是很風光的事情,古時能陪葬帝陵,那是皇帝對大臣的恩寵。也不難想像,郭子儀那般的八面玲瓏,皇帝自然願意接納,而李光弼這樣的脾氣,則很容易得罪人,大約皇帝都不敢惹。

  有人認為,蕃將大都脾氣如此,所以李光弼會得罪人也是正常的,而郭子儀是漢將,因此更柔和一些。這麼說就難免絕對化了,漢人中剛烈暴躁的也有很多,而胡人中很會討好別人的也大有人在,像安祿山就是很會討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不假,但實際上漢化的已經很嚴重了,嚴肅認真的稟性自幼就是如此,和民族並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李光弼的脾氣可能遺傳較多,再加上後天管教又嚴,所以這樣實在不奇怪。李光弼六歲的時候曾經撫鹿而游,結果他爸爸看見了,教訓他說:“兒勿更爾。”其實很平常的一件事,小孩子哪有不愛玩的,居然也會被管教。而李光弼的母親,脾氣大約也是不好的,顏真卿就寫“太夫人高明整肅,有慈有威,公下氣怡聲,承順而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譙讓之責,故能濟其勳業。”所以李光弼差不多天天挨訓。正是父母管教的嚴,所以養成了他的嚴肅。

  可以說,諸將對郭子儀是敬愛,而對李光弼則是敬畏;敬愛可以持續很長時間,而敬畏一旦失去了支柱,那它自身也就消失了。李光弼的嚴厲,於國家於軍隊都是有好處的,唯獨對他個人沒有好處,因為這樣很容易得罪人。其實官場上的人誰還沒幾個仇家呢,只是與李光弼不和的人,分布遍及各個領域,宦官中有和他作對的,同僚也有和他作對的,後來就連部下都有些不遜。還有,李光弼潔身自好,而郭子儀則學習王翦,聚斂奢侈,怎麼看都覺得李光弼做的更對。所以,李光弼註定是寂寞的。當郭子儀被眾人捧上天然後大家一起其樂融融的時候,他自己則孤零零的冷眼旁觀;當後人們津津有味的欣賞著《打金枝》高唱著郭汾陽的時候,對很多人來講,李光弼只是一個歷史上的符號,而這個符號代表著什麼,卻了解不多。有人認為,這和後來的歷史有關。宋朝和遼朝打了很多年,對契丹人難免存有芥蒂,後來雖然不和契丹打了,但漢族的民族保護意識也強了起來,所以對漢族出身的郭子儀更垂青。是不是這樣呢?我覺得成書於宋代的《新唐書》一個很大的功勞,就是把李光弼從《舊唐書》和別人的合傳中拿了出來獨立為一傳(實際上後面還跟了幾個禆將),雖說變化不大,但至少從地位上來講是與郭子儀持平了。後人對李光弼其實並沒有什麼偏見,只是和郭子儀對比起來談到的比較少,像《長生殿》中,郭子儀就出場了,而且還有不少唱段,而李光弼則自始至終沒露面——不露面也好,裡面的蕃兵蕃將都是丑來演的,即使是照顧一下,只怕扮相也好看不了,再加上龍套往往用不同行當的角色,郭子儀是外,那李光弼最多也只能用“淨”,俗話說就是大花臉。至於京劇里的李光弼,沒見過,也沒查著,沒法參考。

  由於李郭二人的功勞都是對唐而言,唐朝滅亡後他們的功勞也就滾滾東逝了,郭子儀除了打仗,做人上還有很多可說的地方,比如那個“打金枝”,而李光弼則相形見絀。有一件事,說明了郭子儀做人上確實高出一籌。在安思順任朔方節度使時,郭、李都為牙門都將,二人卻不相和,即使在一起吃飯也不說話。等郭子儀代安思順為節度使時,李光弼本打算逃走,還沒決定下來,不久,皇帝便下詔讓他分朔方一半兵力東出趙、魏(就是前面寫的郭子儀向玄宗推薦李光弼一事)。於是“臨淮(李光弼封臨淮郡王,用臨淮代稱)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郭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這是杜牧記下來的事情,兩人本傳中沒有,而在《新唐書》的東夷傳中引用了一下。本是冤家的兩人,其中一個一下子成了上司,然後又讓對方去戰場的最前線,也難怪李光弼會懷疑郭子儀居心不良。但郭子儀卻是因為欣賞李光弼的才能,真心推舉他的,故而兩人盡釋前嫌,主要功勞還是郭子儀,他能主動推薦李光弼,這份氣度確實很難得,如果放到李光弼身上,可能未必會如此。因此,郭子儀更令人敬愛也就理所當然。

  實際上,唐朝固然對李光弼頌揚多多,在歷代對李光弼的評價上也確實屬於最高級別的,卻也有不同的聲音。《全唐文》中有一篇《秘書監致仕穆元堂志》,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元帥李光弼將二於上,屢jian於公(前面寫公諱寧字某,當指穆寧)。公守正不遷,積與之隙,日宣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馳驛輒至,理折其口,義勝其心,泄其慍於包藏,奪其謀於將發。代宗聞焉,為一二宰臣話之,至於嘆息。”《舊唐書》中穆寧傳中也記載了這件事:“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揚言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大義,不為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第一篇的作者穆員,是穆寧的兒子。這件事的兩種不同記法,雖然語氣各有不同,但其中都說到了李光弼欲殺穆寧,而穆寧到徐州又以理取勝,可見這件事李光弼確實有不對之處,但是穆寧的兒子對此未免偏激,把李光弼說的這麼不堪,實在很不客氣。第一段中寫時間是“李光弼將二於上”,當指李光弼沒奉詔的那個時候,一個“二”字說明,在一些人眼中,這已經不單單是不奉詔這麼簡單了,甚至比“擁兵自重”還要嚴重;而穆寧則“理折其口,義勝其心,泄其慍於包藏,奪其謀於將發”,前三句還好說,但這最後一句,和前面那個“將二於上”結合起來,聽起來似乎是說李光弼要謀反。穆寧是當事人,對事情應該是更清楚,唐書的寫法自然有為尊者諱的意思。難道李光弼真要謀反?可是,他又有什麼理由謀反呢?真讓人難以置信,這個應該是穆寧的過度擔心了。李光弼自己也是始料不及,沒想到會有人這麼看待自己,所以才會被穆寧問的無話可說,而且想必愧悔也由此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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