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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滋味曾經如此甜美。如今，它們皆化成腥甜的鮮血從七竅中噴迸而出。
26殺身殉國的元末士人
元末有位大學者危素，字太朴，江西人。此人少通五經，博學多才，文名四著。順帝早期，他得以入大都，主持三史的編纂工作。由於丞相脫脫賞識，危素一步一步仕途高升，他由翰林編修做起，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大司農丞，一直做到禮部尚書、參知政事這樣的高官。危素本人不是進士出身，他就到處大講特講“科舉無人才”，自己一直以“文章德行”自居。眼看元朝風雨飄零，危素稱疾棄官，在房山的報恩寺“靜修”。明軍打到大都，危素想自殺，撿個水淺的井跳下去，被和尚“救起”。和尚自然撿他愛聽的說：“大人您如果死了，誰來寫大元朝的歷史啊？”這句話很讓危素下得台階，老頭顫巍巍換件乾淨衣衫，又活了。
朱元璋剛建國時需要危素這樣“高級”人物裝點，沒事就召他宴飲，暢談天下興亡。待烽煙四歇，老朱開始看不起老危這樣的“貳臣”了。危素自我感覺挺好，那麼大年紀了，還總以“諍臣”自居，時常在非上朝時間進宮提個“不同意見”啥的，把自己當成招牌“民主人士”。結果，危老頭一日早朝後進宮，聲稱有事要見陛下。朱元璋剛剛換下朝服，聞報生氣，又不好登時發作，就隔著厚厚的帷簾問：“外面何人？”危素一腔“忠勇”，聲音嘹亮：“老臣危素！”這次，沒有朱皇帝的“笑臉相迎”，隔簾傳來冷冷一句話：“我還以為是文天祥呢！”詔旨立下，危素被貶到和州（今安徽含山縣）元朝忠臣余闕廟當看門人。七十老翁，遭受如此顯而易見的污辱，僅一年，他就悒鬱而死。早知如此，當初危素還不如當時找口深井跳下，成為大元的殉國忠臣。
確實，元朝科舉所取之士人員太少。相較之下，危素一直抨擊“科舉無人才”，可元未死國殉難的地方官，尤以進士和讀書人士為多。清朝學者趙翼為此鉤沉，有名有姓見於《元史》就有十六人之多，其中一人還是海上與倭賊格鬥而死：
元代不重儒術，延佑中始設科取士。順帝時又停二科始復。其時所謂進士者，已屬積輕之勢矣。然末年仗節死義者，乃多在進士出身之人。如余闕，元統元年進士，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台哈布哈，至順元年進士，死方國珍之難。李齊，元統元年進士，為高郵守，死張士誠之難。李黼，泰定四年進士，守九江，死於賊。郭嘉，泰定三年進士，守上都，死於賊。王士元，泰定四年進士，知濬州，死於賊。趙璉，至治元年進士，守泰州，張士誠既降復叛，遂被害。孫，至正二年進士，討張士誠戰死。周鏜，泰定四年進士，歸瀏陽，遇賊被殺。聶炳，元統元年進士，守荊門，與賊俞君正戰死。劉耕孫，至順元年進士，守寧國，與賊瑣南班戰死。綽羅（舊名丑閭），元統元年進士，守安陸，與賊曾法興戰死。彭庭堅，至正四年進士，鎮建寧，部下岳煥反，被害。布延布哈（舊名普顏不花），至正五年進士，守益都，明兵至，不屈死。伊嚕布哈（舊名月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浮海北歸，遇倭船，不屈死。穆爾古蘇（舊名邁里古思），至正十四年進士，官紹興，欲討方國珍，為拜住哥殺死。皆見元史各本傳，諸人可謂不負科名者哉！而國家設科取士，亦不徒矣！
27元朝的覆滅
元末士人葉子奇在其筆記《糙木子》中，給我們描述了這樣一幅元末社會的圖景：
“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之為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新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為何事也。”
當然，這種景象並非元末才有，實際上自始至終貫穿於整個元代，只不過“發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細的劃分。
政治上自不必講，元朝“四種人”的劃分，是毫無遮掩的民族壓迫。經濟方面，蒙元的破壞可謂“馨竹難書”。北方中原地區的漢族人民最為悲慘，幾個世紀以來，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銳減不說，大部分良田變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長久淪為豺狼異域。蒙古人成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後，不僅“繼承”了宋、金留下來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戰爭中死亡人戶的有主土地劃為“官田”，還強行侵奪當地漢人正在耕種的良田，沒為“公田”。然後，慷慨至極的蒙古大汗和皇帝們很快把這些田地分賜給宗王、貴族以及寺廟。這些奴隸主領主，各擁賜地，儼然是獨立王國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貴族在“賜田”以外還有“分地管轄權”），可廣達方圓三千里，戶數可達二十萬之多。由於“分地”有免役特權，寺廟又免納租賦，最後一切沉重的負擔，均轉嫁到所謂的自由民身上。特別在初期，蒙元貴族不喜歡定居的生產生活方式，上萬頃的土地被故意拋荒，使之成為他們思慕夢想中故鄉的“糙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間，供他們殘酷役使的“驅丁”，則完全是沒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隸。在中國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擄掠賣到北方做奴隸以外，當地漢族人民要忍受與蒙元上層相勾結的漢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壓迫。這些人並不因為自己一直身處南方而在剝削方面稍顯溫情，他們甚至仿效北方那種壓榨“驅丁”的方式盤剝佃戶。元朝的佃戶與前後朝代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賣，他們所生的後代仍是男為奴僕女為婢，完全是農奴制的一種另類表現形式。即使在大羅網中星星點點分散些少量的自耕農，仍舊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賦稅壓得喘不過氣來。無奈之下，他們常常又跌入另一種萬劫不復的深淵——向官府以及與官府勾結的色目人借高利貸，即駭人聽聞的“翰脫錢”，這種高利貸的利息有個聽上去好聽的名字：羊羔兒息——一錠銀本，十年後即飛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錠。元朝最早發行的紙幣在此情況下，自耕農的破產與逃亡，成為元代社會的常態。
對蒙元帝國大唱讚歌的人們，總是炫耀地聲稱元代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商品貨幣關係：紙幣交鈔是大元帝國惟一合法的通貨，在歐亞大陸諸多地區暢行無阻。但是，這種“暢行無阻”，是基於鐵火強權和刀鋒下的強制。除元初忽必烈時代交鈔尚有基本信用外，這種基本上沒有準備金的紙幣政策只能說明一個事實：蒙元政權貪yín暴政下肆無忌憚的掠奪。老皇帝忽必烈死後，元朝的通貨膨脹一天比一天加劇。紅巾亂起後，軍費支出增劇，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趕印紙幣，最終使得這些“通貨”形同廢紙。即使是在所謂的“和平年代”，蒙元憑這種紙幣形式不斷地掠奪人民的資產，除支付軍費、征服開支以及維持官僚機構運行外，都是套取現貨輸往海外，換來一船又一船、一車又一車價值連城的寶石、美酒、金銀器、地毯等奢侈品。所以，一部分東西方蒙元史家誇誇其談的橫跨歐亞的帝國交通線，最初的本來目的就是便於運輸這些帝王貴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夠更快更準確地把帝國軍隊派往每一處角落鎮壓任何可能的反抗。至於後世所謂的“加強了世界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並非蒙元統治者的原意，他們至死（甚至元朝滅亡），也沒什麼人會想到這樣的“積極意義”。而且，設驛站、鋪道路、開漕運的所有這些“方便”，無不是建立在漢族人民的血汗之上。報應分早晚，元朝的崩潰，最後很大程度上也源自這小小的片紙鈔幣，財政崩垮後，再想維持統治，難比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