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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哈剌哈孫“寡恩”，元武宗對李孟還算不錯。一日，元武宗與“皇太子”弟弟及母后一起觀宴，他忽然發現弟弟一臉愁容，便追問原因。愛育黎拔立八達道：“賴天地祖宗神靈，兄皇您榮登大寶。但能成就我們母子兄弟今日之歡聚，李孟居功實多。”海山一聽，也覺有理。加上李孟也曾經當過他的老師，自然好感很多，立刻下詔派人四處尋訪，最後在許昌陘山找到了“隱居”的李孟，入朝後，立授中書平章事。當然，此事的發生，已是元武帝宗為帝的晚期（海山為帝僅三年多）。史書上講：“（李）孟感知遇，力與國事為己任，節賜與，重名爵，核太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其實都是溢美之辭，老李在元武宗朝當然知道自己要小心脖子上吃飯的傢伙，實際上一直處於蟄伏狀態。直到元仁宗繼位，李孟才真正出謀劃策，大受重用，並勸元仁宗重開科舉，為天下讀書人展現出一絲光明前景。元仁宗死後，jian相鐵木迭兒想害李孟，把他降職使用。歷宦多年的老李已經是百毒不侵，欣然就官，使得鐵木迭兒乾瞪眼，抓不住把柄害不了他。老李最終善終於家，並得諡“文忠”。
元武宗在位的三年多，基本上沒幹什麼好事。當然，小伙兒做壞事的主觀願望不錯，那就是因為錢不夠用，“大刀闊斧”進行金融“改革”。所以，他又步元世祖後塵，重行設立“尚書省”（舊事從中書省，新政從尚書省），意在理財。武宗皇帝剛“上任”四個月，元朝已經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所以，他的理財“新政”，也並非是心血來cháo的一時衝動，確實缺錢花。
（元）憲宗、（元）世祖登寶位時賞賜有數，（元）成宗即位，承世祖府庫充富，比先例，賜金五十兩者增至二百五十兩，銀五十兩者增至百五十兩。有旨：“其遵成宗所賜之數賜之。”戊戌，哈剌哈孫答剌罕言：“比者諸王、駙馬會於和林，已蒙賜與者，今不宜再賜。”帝（元武宗）曰：“和林之會，國事方殷，已賜者，其再賜之。”
也就是說，為了感謝蒙古宗王對自己的擁戴，元武宗更加用濫賞來收買這些人。對宗王如此，對親媽和弟弟更加大方：“以金二千七百五兩，銀十二萬九千二百兩，鈔幣帛二萬二千二百八十匹奉興聖宮（母后答己），賜皇太子（皇太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亦如之”。至於貴族大臣、侍衛親信，元武宗更是出手闊綽，加之興建佛寺、治理漕河、大起宮室，等等費用支出，不缺錢才怪。
為了能使“改革”進行下去，元武宗還任意增設官職，他本人也只要高興起來，就隨時頻降“天諭”，時時對親隨封官加爵。元武宗任期內，經他御筆賜官的，就有近一千人，根本不經過中書省走程序，使得吏治大壞。就連元武宗奶媽的丈夫，也得授“開府儀同三司”。
元武宗所信用的人是脫虎脫這樣的佞佛者和三寶奴這種自已昔日的貼身侍衛，“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基本被架空（估計受李孟“教誨”，他故意做出被架空的姿態，以免讓皇兄起疑動殺心）。所以，與忽必烈時期一樣，尚書省這麼一個寵大的“財政部”，基本把從前的中書省那樣一個“國務院”的權利全包攬過來。這些人，理財也沒有什麼新辦法，無非是大量趕印貨幣，使得“物重鈔輕，鈔法大壞”。他們罷廢中統鈔，新造出“至大銀鈔”，一年多時間印製新鈔近一百五十萬錠。同時，又趕製銅錢通行於市（即“大元通寶”和“至大通寶”，元朝在此之前從未使用過銅錢），並下令“歷代銅錢相參通用”，叮叮噹噹，怎一個亂字了得。除此“幣法改革”以外，增加收入另一個辦法自然是濫增稅目。為了鼓勵稅課官們的幹勁，元廷下令，對這些“專業人士”以徵稅多少來定級，與“工資”掛鉤。如此，可以想見這些虎狼幹吏們會把蛤蟆都擠出尿來，以榨石頭出油的精神和幹勁，投身到火熱的為國增稅收的工作中去。
元武宗時代另外受後人詬病的，就是下令“毆西僧（密宗僧人）者斷其手，詈（罵）者截其舌”的殘暴法令。佞佛崇僧，已經到達喪心病狂的地步。當然，元武宗之母答己是個篤信佛教的老娘們，她在五台山造佛寺，不僅耗廢金銀無數，開山破嶺之時，又造成無數役夫人命的死亡。每級浮屠，皆是許多生命所堆壘。
對於元武宗時代的黑暗政治現實，官為監察御史的漢人張養浩最為清楚，他當時上《時政書》，明明白白指出元武宗的十大弊政。
張養浩這篇長文，非一般章疏“公文”可以比擬。文采華章，可圈可點，所抨擊的內容，可套用涵括元朝統治的大半部分時間，不僅僅是武宗一朝。
疏上之後，當權者“不能容”，把他弄出翰林院“賦閒”，未幾又構陷以罪，免去張養浩的官職，並“戒省台勿復用”。小張學得李孟那一手，“恐禍及，乃變姓名遁去”。
元朝不似滿清和文革，小腳偵緝隊和“人民群眾”的耳目不是太敏銳，張養浩逃得一命。不久，酒色過度的元武宗海山病死，時年才三十一。這位張養浩在元朝文學史上還是一位特別舉足輕重的人物，有散曲集《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流存於世，有小令一百六十多首，最有名的為《潼關懷古》：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里潼關路。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可稱的是，海山時代的政治弊端多多，其人品卻不是很差。特別是對待其弟“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親近無間。其寵臣三寶奴、親信太監李邦寧都曾勸他立己子為帝，元武宗都不為所動，終使元仁宗能順利繼位。
元武宗之政，有一個還要提一提，即大太監李邦寧。
當今幾乎所有責斥元武宗政治陰暗面的指摘，都拉不下一個內容：授太監李邦寧為大司徒。而且，李太監還在武宗後期勸皇帝立自己的兒子為帝。眾口一詞，似乎李邦寧就是個百分百壞人。其實，所有持此種看法的，皆是由於不讀史書原文，牽強附會，人云亦云。世易時移，李太監被日益塗黑，再無出頭之日。有元一代，正是因為貴族子弟充當侍衛的“怯薛”制度，太監弄權的情況幾乎沒有出現過，只有元順帝皇帝李氏的心腹高麗太監朴不花為禍最烈。而《元史》中《宦者傳》中，僅有兩個人，一個是李邦寧，一個是朴不花，其實是作為正反兩個方面的典型。也就是，李邦寧是個人品相當不錯的太監。
李邦寧，字叔固，杭州人，原為南宋皇宮太監。宋恭帝投降後，他隨宋室入大都，因為有醫術並熟悉宮殿禮儀，給事元宮內廷，“警敏稱上意”，又有語言天才，很快就說得一口流利的蒙古語和諸蕃語，深得忽必烈歡心，在宮內官職越做越高。忽必烈死前，李邦寧已是“禮部尚書”，並“提點太醫院事”。元成宗繼位後，李邦寧因忠於所事，仍受重用，進昭文館大學士。元成宗生命中最後十個多月纏綿病榻，老李終日醫護，須臾不離左右，全盡人臣忠心之意。所以，元武宗奪得帝位後，對歷事元世祖、元成宗兩代皇帝的這位老太監十分敬重，並授他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這樣的實官。李邦寧固辭，表示：“為臣以閹腐餘名，得侍至尊，高爵厚祿，已經榮寵過甚。宰輔者乃佐天子治理天下之臣，如此之職，奈何授予我這等閹寺之臣。陛下縱然愛寵為臣，天下後世又如何評價您，為臣誠不敢奉詔。”一個太監，能這麼明白，說出這樣的話，不得不讓人另眼相待。此外，一次元武宗母子在宮中的大安閣看見一個竹箱，便問李邦寧內中有何物。李邦寧說：“此乃世祖皇帝貯存裘帶所用，想讓後代子孫想見他在世時的儉樸，以為華侈之戒。”元武宗為之嘆息，但對身邊的蒙古宗王說：“世祖雖神聖過人，就是太吝嗇了。”李邦寧不怕武宗不高興，馬上反駁說：“不然！世祖皇帝一言一行皆為天下後世榜樣。天下所入雖富，如濫用不節，必致匱乏。自成宗皇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廣賜宗王，資費無算。長此以往，必將厚斂百姓，那可不是什麼好事。”這些話要是別人說出口，說不定立刻掉腦袋。由李邦寧這麼一個宮中“老人”說出，“太后及帝（武宗）深然其言”。所以才授其大司徒一職，後來又“遙授”丞相，行大司農事，可以說是尊榮已極。可見，李邦寧在武宗一朝，沒有做過任何壞事，他也不是武宗貼身太監引他做壞事那種人，實際上一直以長輩身份要元武宗學好。而且，元武宗愛酒愛色，連祀太廟都不親自去，也被李邦寧進諫，最終他不得不親自備法駕淋浴齋戒去祭祀祖先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