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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崩逝消息發布後，蒙古諸王皆集上都，就等著開大會確立新皇帝人選了。萬事俱備，“宣傳”方面還有一點不到位：沒有傳國玉璽。於是，闊闊真又導演關鍵一幕：她指派御史中丞崔彧獻玉璽。據崔彧自己講，這塊玉璽得自“太師國王”木華黎的一個曾孫世德的老婆處。拿到玉璽後，崔彧自己還假裝不識字，遍示群臣，大夥傳看，漢臣們立刻大叫：“受命於天，既壽永合，這是傳國玉璽啊！”於是，崔彧立刻上交闊闊真。闊闊真又當著眾大臣們的面，親自授與鐵穆耳，以示天意人望所歸。史書記載中虛透這樣一種消息：木華黎的曾孫之一世德是個放蕩公子，死時家徒四壁，其妻賣家裡東西時，正好把這塊寶璽賣給了崔彧。世上哪有如此巧事，思忖一下，凡是稍有點智商的人都會想到，這不過是崔御史在闊闊真指揮下與世德老婆演的一出雙簧：崔彧得官，世德老婆得錢，鐵穆耳得帝位，皆大歡喜。
鐵穆耳高興了，他大哥甘麻剌甘心嗎？對此，《元史》中記載矛盾：玉昔帖木兒傳中，記載甘麻剌聽從玉昔帖木兒勸告，表示說自己願意對弟弟“北面事之”；但是，伯顏傳中，卻講“諸王有違言，伯顏握劍立殿陛，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太子（鐵穆耳）意，辭色俱厲”，可見“諸王”中最敢最有資格表示異議的，肯定是甘麻剌莫屬。上有母后，下有重臣，弟弟已經坐在寶座上，甘麻剌也只改叫“乾瞪眼”了。那位手握寶劍嚇唬諸王的伯顏不是別人，正是忽必烈時代滅宋的主帥伯顏。
此外，據《多桑蒙古史》記載，諸王大會時，闊闊真見大兒子甘麻剌與小兒子鐵穆耳爭位，就當即表示：“先可汗（忽必烈）遺命，後人能熟知成吉思汗遺訓者，即以大位與之。你二人可各言所知，然後由與會諸王定奪。”鐵穆耳善詞令，“歷數其曾祖遺訓，語言詳晰。”甘麻剌是個結巴，自然在這種“大專辯論會”上露拙，於是與會諸王一致推戴鐵穆耳為帝。這種說法，雖有“參考”價值，但可信性不高，因為闊闊真並未攝政過，她不可能在諸王大會上當“主持”。如果主持，也應該由忽必烈正後南必牽頭。
“（元）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從史臣的評價看，元成宗鐵穆耳，確是一個無大過失又無大功德的守成之主。他統治期間，最大的“壞事”是對“八百媳婦”用兵，最大的“好事”是因海都死亡而導致北部諸王的亂平。二者相抵，功過相當。
“八百媳婦”——南方又一個陷阱
元成宗坐穩帝位後，幾年無大事。大德四年底（公元1301年），身在雲南的行省左丞劉深好利生事，上奏道：“世祖以神武混壹海內，功蓋萬世。皇帝繼位以來，未有武功以彰顯神武天資，西南夷有八百媳婦國未奉大元正朔，請允許為臣我為陛下征之。”
鐵穆耳（元成宗）像雖然御史中丞董士選等人認為劉深出兵是“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可丞相完澤支持這一建議，元成宗本也想“開邊”弄出件大功青史留名，因而“用兵意甚堅”，誰勸也沒有用。於是，大德五年正月，元廷發鈔近十萬錠，作為軍費支持用兵。
這“八百媳婦”國，位於今天的泰國清邁與緬甸撣邦一帶地區，其土王有妻八百多，各統一寨，所以號稱“八百媳婦”。聽上去挺美的，八百個妃子比元帝還多，實際上是深山老林蠻荒之地上小土皇上的自娛自樂，想必那些“媳婦”們個個手腳粗大，絕非貌美如花。
劉深率大兵自雲南出發，“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順元即今天的貴州貴陽，元軍數萬，連“八百媳婦”黑牙都沒見著一個，已經因疾疫和行軍危路摔死等原因死掉百分之七八十。同時，劉深又驅民夫負糧食輜重輾轉於西南熱帶叢林，“死者亦數十萬人”，一時間中外騷然。不僅如此，劉深又威令水西（今黔西）土司之妻蛇節出馬三千、銀三千助軍。蛇節惜錢，就與雲南當地另外一個土司宋隆濟聯手，起兵反抗元朝。
這幾拔土蠻聯合一起後，熟門熟路，攻克元軍據點楊黃寨，接著猛攻貴州，殺掉了元朝貴州知州，並把劉深所率元軍包圍於深山窮谷之間。幸虧元朝的宗王闊闊相救，劉深才沒有被土人殺掉餵螞蟻。
大亂之前，元軍在大德四年征緬甸的遠征軍回軍途中，被金齒部（今鎮西）土著遮殺，戰死數千人。“金齒地連八百媳婦（國），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西南一片動盪。
志大才疏的劉深率數千殘兵往後撤退，被宋隆濟所率的土蠻軍一路邀擊，毒箭陷井一起上，“（元軍）士卒傷殆盡。”消息傳至大都，南台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痛陳對“八百媳婦”的用兵之失：
八百媳婦（國）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率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為亂眾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去，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巴圖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眾至二十餘萬。正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復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眾，亦難施為。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請早正深罪，乃下明詔詔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丑（指西南夷土著）爭一旦之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眾，必無久能同心扞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
書上，元廷不報。雖如此，元成宗深恨劉深無能敗軍，下旨罷免劉深等人官職，收繳符印。同時，派出能將劉國傑率軍征討宋隆濟和蛇節等人。劉國傑百戰良將，在先戰失利的情況下，誘敵深入，大敗土蠻軍，蛇節被迫投降。元軍恨這位女蠻酋首先生亂，立即剮殺。宋隆濟本來逃免，不久卻被他侄子誘執獻與元軍，也被凌遲。至此，“西南夷”們總算消停下來。
元朝損兵折將加上民夫數十萬條性命，也沒幹掉幾個“媳婦”，得不償失。悔怒之下，元成宗下詔殺掉帶頭生事的劉深。
其實，元朝對雲南、貴州等地區一直傾力經營。至元十三年，即1276年，元朝就在雲南行省設置大理、金齒等諸處宣慰司，特別是日後還開闢了從中慶（昆明）到車裡（景洪）的驛道，目的在於加強西雙版納地區的統治。忽必烈時代，元朝在西南所使用的“土司”制度饒有成效，招降了不少當地土著，並允許世襲。土司職務也很齊全，設有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招討使等職位，當然，元廷一般都會派“達魯花赤”數員到任，監督這些土司向中央政府朝貢和交賦。劉深多事，興軍惹禍，死人耗物，很讓元朝受了一把傷。觀前顧後，遠遠不如用“加官晉爵”給大印的手段效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