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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滅金時，曾因耶律楚材建議一度恢復過科舉，但很快就因蒙古人、色目人的反對而罷止。這一停就停了八十年，元仁宗延佑元年才“恢復”科舉。所以，亡金亡宋的漢族士大夫們，或淪為刀筆吏當“公務員”，或賣身入蒙古、色目大戶人家作帳房先生，實在混不上一口飯的就只能一手提灰一手拎竹枝在鬧市中畫字行乞（不像“文革”時期，老九們還能進“牛棚”啥的，他們累得臭死之餘總算有口續命餑餑）。
與上述幾種“士人”相比，關漢卿們其實混得還算不錯，稱得上是漢族士人群中的“天王巨星”。如此心氣，才能寫出這樣放蕩不羈的“自訴狀”：
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恁子弟每誰教你鑽入他鋤不斷、斫不下、解不開、頓不脫、慢騰騰千層錦套頭。
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會圍棋、會蹴鞠、會打圍、會插科、會歌舞、會吹彈、會咽作、會吟詩、會雙陸。
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這幾般兒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
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魂喪冥幽。天哪，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
（【南呂·一枝花·不伏老】）
北宋以來，中國的都市發展迅速，手工業和各種行會組織雨後春筍般興起。蒙古人的鐵蹄雖蹂躪中原、江南數十年，但橫跨歐亞的大元帝國的建立，使得海上、陸路交通四通八達，輻she南北東西，城市發展逐漸恢復了元氣。大都、蘇州、杭州等地商業繁華，人頭涌動，昔日已經風行一時的瓦肆勾欄中的說唱、雜技、戲劇，在元朝這樣一個畸型時期忽然更加發達。同時，隨著南宋王朝的覆滅，大批蒙古、色目、漢人等“北人”隨著軍隊蜂擁到中國南方，或行戍，或做官，或經商，戰塵落定，這些人也需要適合自己口味的娛樂。於他們而言，北曲歌吟為主並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雜劇，最符合他們的欣賞需要。由此，供需關係形成，本來應該“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士人們因科舉停罷，只能走“形而下”道路，為了謀生餬口，他們“屈尊俯就”地與昔日的“俳優”之流合作，寫話本，弄雜劇，甚至自編自導自演，又是“梨園領袖”，又是“雜劇班頭”，總算在社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此以來，南方的知識分子逐漸知道了整天吟詩作賦會餓死，也開始模仿北方作家的雜劇等體裁進行“創作”，諸如杭州沈和甫，因戲本寫得好，名氣漸大，被人稱詡為“蠻子漢卿”，即“南方關漢卿”。
在這種社會氛圍中，昔日吟風弄月的士大夫在串場走穴中不僅掙得了活命飯，物質生活越過越滋潤，放下身架後，他們又能在戲曲中抒發胸中塊壘，自然日漸投入，並把劇場和書會逐漸發展成行會組織。元代的漢族大官趙孟很熟悉關漢卿等人的“動作”，他認為：
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娼優所扮者，謂之“戾家把戲”。良人貴其恥，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優扮者謂之“行家”，失之遠也。或問其何故哉？則應之曰：雜劇出於鴻儒碩士、騷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輩所作，娼優豈能扮乎？推其本而明其理，故以為“戾家”也。故關漢卿以為：“非是他當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過為奴隸之役，供笑殷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雖復戲言，甚近於理。
由此，也可見出老關等人對士人輩作者的拔高。當然，與供調笑的“戲子”們相比，關漢卿等人的藝術修養自然與他們判若雲泥。
關漢卿的雜劇流傳至今的有以下十五種：《元曲選》中有八本，包括《望江亭中秋切膾旦》、《感天動地竇娥冤》、《杜蕊娘智賞金線池》、《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夢》、《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錢大尹智寵謝天香》、《溫太真玉鏡台》；《孤本元明雜劇》中有兩本，《山神廟裴度還帶》以及《鄧夫人苦痛哭存孝》；《古今雜劇》中有四本，《關張雙赴西蜀夢》、《閨怨侍人拜月亭》、《關大王單刀會》、《詐妮子調風月》；《元人雜劇全集》中有一本，即《錢大尹智勘緋衣夢》。可以這樣講，在中國古代戲曲創作方面，關漢卿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即使是戲曲巔峰的明清時代，也沒有哪個戲劇家的成就能與之比肩。
關漢卿的雜劇，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為討好市民階級，自然是以男女風情為主要內容，代表作有《詐妮子》、《拜月亭》、《救風塵》等；第二，歷史故事“新編”劇，如《單刀會》、《哭存孝》、《西蜀夢》等；第三，“現實主義”作品，《竇娥冤》、《望江亭》、《救風塵》等。由於雜劇是以“唱功”來加以表現，因此對劇作家的文學修養要求甚高，好在關漢卿這類才人皆是文章聖手，詩詞大家，平日裡“興觀群怨”玩得爐火純青，自然是以詩入戲，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糅合，道白方面又從市民口語加以精心提煉，生動活潑，意味雋永，難怪讓人留連忘返。
關漢卿青壯年時代，除寫出一些市民“喜聞樂見”的劇本外，多著墨於歷史人物劇，其中最典型的當屬《西蜀夢》和《單刀會》。
《西蜀夢》是講關羽、張飛被害後的鬼魂復仇故事，兩個幽魂共去迢迢蜀地見大哥劉備，共同商議復仇大計，要“殺得那東吳（孫權）家死屍骸堰住江心水，下溜頭淋流熱血汁”，高呼著“杵尖上排定四顆（仇人）頭，腔子內血向成都市裡流”，整齣戲里的對白和唱辭，激憤幽沉，殺氣重重，戾暴之語隨處可見。這些，皆是那個殘酷時代的烙印。
金朝末年以來，“數千裡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倖免人民）多轉徙南北，寒飢路隅，甚至髠鉗黥灼於臧獲之間者皆是也”，蒙古人在戰爭中所犯的殘暴罪行，令人髮指，不可勝數。屠戮成風之下，人民百不遺一，致使“遺民心膽破，諱說戰爭初。”至於中國北方的昔日大儒世家，更是淪落到後世子弟成為文盲“犬與豬”的悲慘境地。擅畫梅花的元代大畫家王冕有《冀州道中》一詩，真實表現了他路上所遇一個世代書香家庭而子孫已經目不識丁的狀況：
我行冀州路，默想古帝都。水土或匪昔，禹貢書亦殊。
城郭類村塢，雨雪苦載塗。叢薄聚凍禽，狐狸嘯枯株。
寒雲著我巾，寒風裂我襦。盱衡一吐氣，凍凌滿髭鬚。
程程望煙火，道傍少人居。小米無得買，濁醪無得酤。
土房桑樹根，仿佛似酒壚。徘徊問野老，可否借我廚？
野老欣笑迎，近前挽我裾。熱水溫我手，火炕暖我軀。
丁寧勿洗面，洗面破皮膚。我知老意仁，緩緩驅僕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