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頁
如此死心踏地服務蒙元的一個儒生，死後雖被諡“忠武”，仍不免遭人遺忘。
假若問起當今青年人，蘇武是誰，一百個中大概有六十個知道，畢竟有羊肉飯館名叫《蘇武牧羊》嘛。如果問他們“郝經”是誰，估計一個也答不出，“郝經”為何物，著實讓人惘然。
如果郝經在今天的被遺忘是“悲劇”，元朝還有一夥漢人是更大的“悲劇”。蒙古滅金後，大汗窩闊台曾派月里麻思為正使，率七十多人的使團出使南宋。行至江南，即被宋軍扣留。這夥人比郝經一伙人還冤，從1241年起，一直被秘密扣押了三十六年之久。其間，正使月里麻思因病而死。其屬下有位漢人名叫趙成，出發時是個毛頭小伙子，與其父一起作為月里麻思隨人的身份使宋。正使死，父親死，趙成直到元軍平滅南宋後才被“救出”，元軍將士自己都糊塗：宋軍關押的這個“蒙古使臣”是什麼人，啥時啥人派他來幹啥的？確實，三十六年過去，物是人非，趙成一行不僅被宋人“遺忘”，也被“祖國親人”（不知蒙古視此漢人是否為“親人”）遺忘。悲夫！
14《竇娥冤》的背後——掙開人性的枷鎖
我們身之所處，是一個調侃的時代。“靠，我比竇娥還冤！”這句頑皮話，八十二歲以下、十二歲以上的中國人，幾乎每個人都曾絮叨過。文化“檔次”高一點兒的人，可能還會雙眼望天故作沉痛狀，加上一句：“六月盛夏，咋不下雪呢？”以此表示他“冤”得可以。
竇娥，昔日關漢卿筆下那個貪婪、無恥社會的犧牲品形象，在中國人力避沉重的天性中，逐漸消解了。剩下的，只是一種充滿輕鬆俏皮的言語皮屑。莊嚴、悲沉，在無知無畏的時代，皆淪為浮薄的滑稽、調笑。
我們是個喜歡矯枉過正的民族。數十年前，《竇娥冤》不僅僅“反映封建社會普通人民與封建統治階級的矛盾”，“反映被壓迫婦女的反抗意識”，還“反映出在元朝蒙古奴隸主殘酷壓迫下亡國的中國人對現實社會的幾種不同態度”，闡而發之，上綱上線的學者們還把竇娥的悲劇提高到“民族氣節”的高度，大加鞭撻“封建主義”、“民族敗類”、“投降惡勢力”，等等。所有這些牽強附會，無外乎是“政治掛帥”時代的產物，文學分析，淪落為庸俗社會學與政治學的教條分析。這種看似“崇高”的議評，其實與今天的口頭禪“我比竇娥還冤”，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分。
時代，生活，人性，才是《竇娥冤》真正的精髓所在。
文學史上的“孫志剛”——關漢卿
讀者乍看此小標題，定認為筆者玩新聞記者那一套吸引人眼球的把戲，拿肉麻當有趣——關漢卿和孫志剛怎麼沾得上邊，一個是元朝大戲劇家，一個是因無“暫住證”被打死的無辜青年，哪挨哪兒啊？其實，兩個人確實有相似之處：在中國文學史上，別說“暫住證”，關漢卿的“戶口簿”記錄都十分可疑，不僅居住地不清楚，生卒年月也模糊無據。出生地方面，有說他是大都人（今北京），又有說他是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國）伍仁村人，當然，祁州其實當時也屬於“大都”範圍內（元代時祁州屬中書省保定路），關漢卿的出生地應該歧異不是很大（又有一說他乃解州人，即今天的山西運城）。最模糊不清的，是老關的生卒年問題。元末楊廉夫稱他為“大金優諫”，另一位元末的朱經（《青樓集序》作者）也稱他為“金（國）之遺民”，大多數介紹性文字皆稱關漢卿青年時代（二十歲左右）經歷了金朝的亡國之痛，所以認定他的卒年最遲不會超過1300年。這是因為，鍾嗣成所著《錄鬼簿》成書於1300年，把關漢卿列為已經“西歸”的才子第一人。可以肯定的是，關漢卿在南宋亡國時的1280年左右仍很健朗，並做《杭州景》描述臨安風貌：
普天下錦繡鄉，環海內風流地。大元朝新附國，亡宋家舊華夷。水秀山奇，一到處堪遊戲，這答兒忒富貴。滿城中繡幕風簾，一哄地人煙湊集。
此外，證明關漢卿在1297年還活在人世的“證據”是，他曾做《大德歌》十首，而“大德”是元成宗在1297年的年號，由此可以推算，關漢卿1297年仍活蹦亂跳地活在世上。在《大德歌·夏歌》中，老關還神氣活現地唱道：“俏冤家，在天涯，偏那裡綠楊堪系馬。因坐南窗下，數對清風想念他。”
但是，細心鉤沉的中外學者悉心推究，又“推翻”了關漢卿卒於1300年以前的說法——研究元史學者所憑據的最重要歷史筆記之一《輟耕錄》（元末天台人陶宗儀著）上講了一個“掌故”：
詩人王和卿臨死時，其老友關漢卿去生祭他，看見正在學和尚臨死趺坐的王和卿鼻孔中垂下兩條大混鼻涕。文人喜謅，有人就嚷嚷說王詩人坐化了，他的大鼻涕乃佛家所稱的“玉筋”，只有道行高的信者坐化時才出現。關漢卿不以為然，拿這位一腳已經踏入鬼門關的王詩人大開玩笑，說他那鼻涕不是“玉筋”，而是牲口得疫病要死時流出的“嗓”涕。眾人聞言皆笑，關漢卿很是“無厘頭”了一把。
有據可考的是，詩人王和卿死於1320年，那時距金國滅亡已過去了八十六個年頭。即時金亡時關漢卿只有十幾歲，推算下來，王和卿死時他就有百歲高齡了。百歲的“無齒之徒”還能開這麼生猛的玩笑，大可令人生疑。恰恰因為陶宗儀的《輟耕錄》很權威，學者們便又展開遐思，並大膽論證出：關漢卿應該有兩個人，一個是由金入元的關漢卿，一個是活躍在元代中前期的關漢卿。這兩個人都寫雜劇，都行為縱盪，都老不正經，所以後人便把二人合而為一。
筆者揣測，上述“論斷”，過於拘泥於《輟耕錄》的記載。其實，“兩個關漢卿”之說根本站不住腳，雖然天下無巧不成“書”，卻也巧不到有兩個老關都以寫雜劇著名。陶宗儀所載，有些是史實，有些是梨園內對前輩藝人和創造者道聽途說的“軼事”。可以這樣講，到王和卿家弔喪之事就屬於“軼事”。依關漢卿性格，這樣的事情他做得出，但對象不一定是王和卿。王和卿死時年近八十，其兒子又是當朝司天監這樣體面的官員，那種場合下不可能出現任由老關“搞笑”的情況。極有可能的是，有一位姓名類似“王和卿”的詩人或梨園人物入殮之際，老關前往生吊，才演出了這麼一出活報劇。陶宗儀不知就裡，把“死人”按在了他所知道的“王和卿”身上。所以，我認為鍾嗣成《錄鬼簿》中記載可信，關漢卿應是死於1300年之前，確乃金亡入元的人物。
關漢卿像老關確實是藝術大家，創作力驚人，比莎士比亞和巴爾扎克都不遑多讓。他一生寫出六十三本雜劇（比莎士比亞多出近一倍），可惜的是，後世留存的關漢卿劇本僅有十八本，除三本是誤歸入他名下的，其實只有十五本。所以，在這一點上，英國的莎士比亞比“東方莎士比亞”要幸運好多，人家的東西基本都保存下來，還有手稿呢。此外，莎士比亞生活於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即使是寫戲的“戲子”，也有吃有喝風光無限。反觀我們的關漢卿，正處於中國知識分子最黑暗的年代，仕進不得，又位列“臭老九”，故而他們只能向市井瓦欄的“勞動人民”投靠，寫些劇本或傳奇賴以餬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