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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祖皇帝肇開大業，聖聖相承，代有鴻勛，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勍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南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徹其籓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旦夕。爾初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構之細故也……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知政，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溟，宅於平壤。賣刀劍而買牛犢，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濟，毋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冀禮義之可復，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得逾限矣。大號一出，朕不食言。復有敢踵亂犯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為東藩，以揚我休命。
王倎在蒙古呆過，深知蒙軍的實力和殺人不眨眼的殘暴，他當“國王”後，對蒙古心服口服，遣使入貢不說，又遣其世子王愖入朝貢奉，自己改名王禃，順便通報忽必烈。九年後，高麗內亂，大臣林衍廢王禃擁立其弟王渦為王。忽必烈大怒，立派大軍入高麗，擁王禃復位。感激之餘，王禃謹修貢獻，恨不得把自己賣了也送往大汗處。他派兒子王愖等充當人質之餘，又乞求忽必烈“賜婚”。見王禃如此恭順，忽必烈大喜，於1274年把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給高麗王世子王愖。這位公主命好，剛出嫁，老公公王禃就病死，老公王愖回國繼位，她本人一下子公主變成了王后。通過裙帶，低三下四的高麗小國王終於成了大元皇帝的乘龍快婿，從此之後，他才敢在與元朝官員見面時“分庭抗禮”。在王愖之前，元朝使臣，甚至是“達魯花赤”，見高麗王時都是坐上首。以後，高麗王知道當“女婿”的好處，王璋、王燾等國王都娶元朝宗室公主為妻，以此來維持他們在朝鮮半島的統治。
所以，1274年元朝第一次遠征日本，正是高麗與元朝關係“蜜月”期前夕，“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詔使高麗簽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早在忽必烈即聖元三年（公元1266年），他就派出國信使，持國書往日本“喻旨”。那當然，大汗並非想真的招遠懷柔與小國“共榮”，只是想把日本當成另一個像高麗那樣的“倉庫”。
由於孤懸海外，蒙古人對倭國不甚了解，又有高麗人說那裡遍地金寶，很讓忽必烈起垂涎之意，所以，國書辭意，看似帝王堂皇，實蘊威脅恐嚇：
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場，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特別是“以至用兵”四個字，劍拔弩張的恐嚇，全然露於紙上。
好事多磨，壞事也多磨。大海波濤，元使一行竟渡了幾次也沒到達日本本島。忽必烈又命高麗國王派人轉送，“不得其要領而歸”。元使又往，在對馬島為倭人所拒，只得捆上兩個當地人當“生口”回來稟命。最後，還是由於懂日本話的通事曹介升等人引路，元使趙良弼一行才得達日本。當時的鎌倉幕府根本不知道蒙古人是什麼物種，無知者無畏，連見也不見，把趙良弼一行晾在太宰府。
見日本方面無回音，忽必烈大怒，於至元十一年夏下令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二人為帥，在高麗造戰船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從合浦港出發向對馬島展開進攻。至於這次攻日本的“戰績”，《元史》的《日本傳》中很含糊，只有這麼幾句：“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蒙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其實，這次攻擊首戰順利，對馬島的倭軍被全殲。蒙軍在肥前遭到頑強抵抗，但一當擺出火炮轟擊，手持大刀身穿大肥免襠褲的倭兵倭將登時就傻眼了——在此之前倭國從來就不知道世上還有火炮這種東西。日本這個國家挺有意思，總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良好實驗場。七百多年後，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又讓日本人開了眼。不知日後它是否還會有這樣被“試驗”的好機會。
蒙軍在博多灣登陸後，連日奮戰，上下皆感疲累。特別令蒙古兵將失望的是，日本這疙瘩根本不是傳說中的“遍地黃金”。如此貧瘠海島，腥風劣土，且日本人長像也不咋地，獐頭鼠目，個頭比蒙古人還矮。如此，元軍貪慾一失，戰鬥力和求勝心立時下降。高麗將領勸忻都一鼓作氣直殺太宰府，忻都不同意，下令全體士兵離岸上船，見好就收，準備班師。
不料，颱風忽然在夜間來襲博多灣。睡夢之間，四分之三的蒙軍與被擊碎的船體一起，連絕望都來不及，就剎那間沉入漆黑的日本水下地獄。
消息傳至幕府，憂懼不能進食的北條時宗喜出望外，連連叩頭感謝上蒼，嘴裡不停地念叨：“神風！神風！”此役，日本稱之為“文永之役”。南宋遺民聞知此訊，很是“幸災樂禍”，作詩道：“涉險應難得命還，倭中風土索蠻頑。縱饒航海數百萬，不直龍王一怒間！”（《元賊謀取日本》，鄭思肖）
忽必烈有些鬱悶，由於當時正處於進攻南宋的關鍵時刻，忽必烈騰不出手來再派大軍進攻日本。而且，忻都在報告中掩飾敗績，吹擂元軍把日本軍打得落花流水，天氣不好暫時撤軍，已經大大地宣示了“國威”。
此後，高麗不敢“惦記”日本，日本反過來不斷到高麗半島沿岸騷擾。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人為使，再去日本宣慰。忽必烈原本以為上次元軍的進攻已經使日本像高麗那樣嚇得腿軟，國使一到會馬上送表稱臣。不料，元使一行千辛萬苦到達日本後，將軍北條時宗愣了，他不是嚇愣了，而是糊塗愣了：蒙古人上次被“神風”送進海底都餵了王八，現在怎麼還敢派人來！估計剛剛喝過幾瓶清酒，北條一揮手，下令把這一群神色傲狠的元使皆押出去砍了。
消息傳出，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二人立刻上表，“請自率兵往討”。當時是至元十七年三月，元朝剛剛滅掉南宋，需要處理的事情千絲萬縷，“廷議姑少緩之”。兩個月後，忽必烈召見南宋降將范文虎，議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設“日本行省”，以蒙古人阿剌罕為日本行省右丞相，以范文虎為右丞，並下令軍在高麗的忻都、洪茶丘二人，共出兵十餘萬進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