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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蒙古人來講，殺使臣是最不可饒恕的。花剌子模殺蒙古使臣，最終付出了國亡君死以及近千萬的人命為代價。倘若元軍二次征倭成功，估計“大和”民族現在只是一個歷史名詞。此外，忽必烈大舉攻日的另一個原因，還在於“處理”那些剛剛投降的南宋“新附軍”。近十來萬人的士卒軍將，殺起來不僅名聲不好聽，也很費事。所以，讓這些人充當“主力”，在攻日本時消耗他們，可謂一舉兩得。可見，忽必烈這個蒙古帝君，還是一個陰險巨jian。
元軍第二次海上征倭，規模比第一次大很多。除忻都、洪茶丘及高麗主將金方慶率領的左路軍三萬人外，還有由范文虎統率的江南軍七萬多人為右路軍。他們由慶元（今浙江寧波）出發，有戰船近四千艘，渡海遠航，浩浩蕩蕩殺向日本。依據原先的約定，兩路軍應在陰曆七月於壹岐島合師，然後合軍併力進攻日本。
蒙古將忻都貪功，自忖輕舟熟路，首先從合浦起航，擁千艘戰艦打下壹岐島。然後，他也不等江南軍的到來，逕自撲向博多灣。但是，元軍忽然發現日本人早已在沿海灘頭砌築了層層石壩，戰艦根本靠不了岸。無奈，元軍只得強攻志賀島，得手後卻無任何便宜可占。由於補給困難，疫病流行，忻都只得又撤回壹岐島，與范文虎的右路軍會師，伺機再戰。
范文虎方面，元軍的“總司令”阿剌罕病死，軍中無主。好大喜功的范文虎自專軍政，不待新任“總司令”阿塔海到來，發號施令，過足了“一把手”的癮。這位老范，乃南宋大jian臣賈似道的女婿，是個人品超差的“百敗將軍”，忽必烈選他當“副總司令”，其實是最大的一步臭棋。諸將陛辭時，忽必烈也有所表示：“有一事朕憂之，恐卿輩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輕之。”
所以，戰爭真正開始後，由於無所統領，諸將確實心懷鬼胎。范文虎糙包自不必說，高麗將金方慶與老上司洪茶丘也形同水火，忻都本人也是貪功冒進之輩，沒有一個能主持大局。雙方合軍後，進屯五龍山（今日本佐賀縣西北伊萬灣）。如果當時元軍立刻進攻九州的太宰府，估計日本現在就是中國的日本省或海東省或東瀛省了。正是由於諸將意見不一，大家都表示“研究研究”再說，加上江南軍遠航疲憊，確實也要休整一下。
日本人方面，也是聽天由命，一大堆矬子天天跪在地上叩頭祈禱上天。
八、九月間本來就是刮颶風的季節，雖然有將領提醒范文虎、忻都等人，二人根本不聽。當時，海上“見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會青髯見於水上，海水作琉璜氣”，颶風的徵兆已經非常明顯。為“保險”起見，他們還下令諸將把海船結紮在一起。這種聯船法，對付一般的海風還尚可，遇到颶風，就等於是為自己做好了“連鍋端”的物質準備。對於颱風、颶風的心理準備欠缺，范文虎方面，這個糙包還可原諒；但忻都上次吃過一次大虧，估計這蒙古人腦滿腸肥喝酒太多，沒長什麼腦子，竟然也好了傷疤忘了痛。
於是，一夜颶風來襲，元軍大小船隻傾覆殆盡，特別是高麗人所造的海舟，大都是“豆腐渣”工程，拼木時為了省工採用“魚鱗式”結構，大浪拍擊即碎。范文虎江南軍的戰船質量不錯，可惜多是平底河船，遭遇如此大風，也十損八九。“軍士嚎呼溺死海中如麻”，范文虎等人也落水，被手下救起。
撿得一命後，元軍諸將想到的只有兩個字：逃命！“（范）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隻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也就是說，元軍雖被淹死萬人，其實由於水營靠岸，剩下的人還不少。如果以破釜沉舟之心背水一戰，結果還真不一定。
諸大將雖然逃跑，元軍士卒多有戰心，推一名“張百戶”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由於人多食乏，元軍體力消耗很快。大家於是伐木造船，準備乘這種“臨時”船逃回。
風息之後，日本人來了精神，特別是“神風”再臨，小矬子們覺得天神青睞，揮著大刀嗷嗷衝殺過來。元軍體弱力疲，大部分戰死，最終剩下兩萬多人，皆為倭人所俘。
於是，這大群元軍俘虜被押至八角島依次甄別，凡是蒙古人、高麗人、北方漢人，皆就地殺頭，只留下幾千新附軍，倭人認為這些江南人是“唐人”，“不殺而奴之”，充當奴隸使用。
范文虎、忻都等人將殘軍回合浦，上報忽必烈說途中遇風，數將不聽節制，暫時回軍，隱瞞大敗的實情。
不久，被倭人俘為奴隸的江南漢人於閶逃回國內，盡報實情，忽必烈這才得知，他的征日十萬大軍被范文虎等人皆棄于波濤狂浪之間，“得還者三人耳”，這三個人還在“青史”中留下姓名：於閶、莫青、吳萬五。
此役，日本人稱之為“弘安之役”。
忽必烈吃了如此一個大啞巴虧，很想三征日本。但不久元軍發動對占城和安南的戰爭，內部儒臣派、財臣派內鬥激烈，出現了阿合馬被殺事件，使得元世祖暫時不得不放棄重新組織大規模的攻倭戰爭。至元二十年後忽必烈數興征倭之意，皆半途而廢。這種尷尬結局，正應了范文虎等人啟航前翰林學士王磐的一番諫言：“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國威。”
奇怪的是，范文虎事後並未受嚴懲，罷職而已。至元二十年，忽必烈還讓他“立功自贖”，在揚州整治軍械操練人馬。
日本方面，舉國若狂。“神風”兩次救了日本，倭人們的腦袋瓜里再次使“神國”的理念悲壯地紮下根，覺得他們的蕞爾小島是“天照大神”最眷顧的“神土”。這種盲目的“理念”，讓他們的頭腦一燒再燒，直燒到豐臣秀吉時代敢於主動出擊明朝的藩屬朝鮮。二戰最後關頭，日本人把他們最後的自殺性攻擊飛機也命名為“神風”，透露出絕望中殘存的希望。
宋遺民鄭思肖聽到元軍敗訊，仍舊大喜，作《元韃攻日本敗北歌》，此詩的前序簡明扼要，除數字有出入外，簡捷明了地勾勒了元朝二次征倭的史實：
“元賊聞其富庶，怒倭主不來臣，竭此土民力，辦舟艦往攻焉，欲空其國所有而歸。辛巳（至元十八年）六月半，元賊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隻，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築土城駐兵對壘。晦日，大風雨作，雹大如拳，船為大浪掀播沉壞，韃軍半沒於海，船僅回四百餘只。二十萬人在白骨山上，無船渡歸，為倭人盡剿。山上素無人居，唯多巨蛇，相傳唐東征軍士咸隕命於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髏山。”
此詩開頭，即講明倭國乃遠方九夷之一，又相隔大海，不易攻取：“東方九夷倭一爾，海水截界自飛宇。”在描述倭國道遠國瘠之後，詩人筆鋒一轉，指斥犬羊（元朝統治者）欲心過熾，徒取污辱與失敗：
“厥今犬羊貪猶熾，瞠目東望心如虎。驅兵駕海氣吞空，勢力雖強天弗與。鬼吹黑cháo播海翻，雹大如拳密如雨。七千巨艦百萬兵，老龍怒取歸水府。犬羊發怒與天敵，又謀竭力必於取。已刳江南民髓干，又行並戶抽廠語。凶焰燒眼口竟啞，志士悶悶病如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