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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政權卻只能忍氣吞聲。因為司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時，所有的資源都在士族手裡，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後繼者別無選擇，只好讓出實權和實惠，甚至尊嚴和體面，與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連這都是一廂情願。
實際上，士族對於皇室的態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們看來，家族的門第聲望遠比國家政權重要，因此，可以為了保全家門而擁護中央，卻絕不會為了服從中央而犧牲門第。為此，即便放棄中央或改換門庭甚至賣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當時無論南北胡漢，都承認門閥制度和士族特權。既然如此，誰當皇帝又有什麼關係？[34]
這樣的士族，簡直就是帝國的癌細胞。
不過治療的方案卻讓統治者為難。篡晉的桓玄，建宋的劉裕，都主張動手術；後來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則似乎傾向於保守療法。事實上，正是由於劉義隆和蕭衍在起用寒門的同時也善待士族，這才各自有了數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東晉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監之治也罷，都不過迴光返照，之後則是更加不可救藥的墮落。梁亡前，國土面積已經最小，社會風氣已經最壞，世家子弟已經最不中用。侯景殺進來時，他們毫無還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著玉器餓著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裡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並非不努力，卻無論怎樣都事與願違：善待宗室卻眾叛親離，調和士庶卻勢同水火，以德治國卻道德淪喪，建立信仰卻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澤，越是掙扎，滅頂之災就來得越快。只不過這沼澤不是他個人的，而是整個時代、民族和社會的。
那麼，我們能夠走出這片沼澤地嗎？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裡？
整合的力量
梁武帝第二次捨身同泰寺那年（公元529年），拜占庭帝國頒布了《敕法匯集》。由於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編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後，十六人的委員會又完成了《法學彙編》、《法學總論》和《法令新編》。其中，《法學彙編》被稱為“羅馬法的聖殿”，《法令新編》則用希臘語寫成。四部法典合起來統稱《民法大全》，並被公認為是西方法律之母。[35]
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無疑是對人類文明的卓越貢獻，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稱為“最偉大的立法者”。儘管他還有別的遺產，比如索菲亞大教堂；也還有別的頭銜，比如“大帝”的稱號，但《民法大全》肯定最為不朽。[36]
那麼，這是一位怎樣的皇帝？
跟劉裕等人一樣，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貧寒。那位收他為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識丁，只能用木刻的圖章來代替簽名。他自己的皇后狄奧多拉（Theodora）則是馬戲場粗魯無禮的看門人或馴獸師的女兒，婚前的形跡十分可疑，在上流社會的眼裡完全不夠資格母儀天下。
查士丁尼卻被這來歷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儘管她可能曾經與多個男人有染。為此，他請求父皇修改了相關法律。沒錯，門當戶對在中國只是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羅馬帝國卻明文規定元老院議員不得與下層女子結婚。
狄奧多拉也沒有辜負查士丁尼。在後來那些艱難的歲月里，她不但堅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邊，而且成為查士丁尼的精神支柱。在一場類似於侯景之亂的暴動中，她只用一句話就鎮住了主張棄城出逃的那些人：帝王的權力是最好的殮屍布，統治者一旦成為逃亡者那就連死都不如。
聽完這話，查士丁尼重新變成了男人。
平息暴亂或鎮壓起義的一年後，意氣風發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公元533年，滅亡汪達爾王國；535年，占領西西里和義大利南部；536年，收復羅馬城；554年，滅亡東哥特王國，同時將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東南部等地收入囊中。至此，地中海重新變成了羅馬的內湖。[37]
當然，是東羅馬帝國的。
羅馬夢實現了，查士丁尼如願以償。
不能不說查士丁尼是一個幸運兒。上帝不但賜給他狄奧多拉，還賜給他足夠多的時間：享年八十三歲，執政三十八年。這在羅馬帝國的歷史上實屬罕見，跟享年八十六歲執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也只是略為遜色。[38]
甚至就連兩人的時代背景和奮鬥目標都極為相似。查士丁尼有羅馬夢，梁武帝有中華夢。為了重建羅馬或振興中華，他們也都藉助於宗教，只不過梁武帝禮拜佛祖，查士丁尼信仰上帝。他的理想，是一個國家（羅馬帝國），一部法典（民法大全），一個教會（基督教會）。
查士丁尼是羅馬人的梁武帝。
當然，他們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是以後的事，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四卷）。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穌基督的名義”編纂法典，梁武帝則在大興佛教的同時制禮作樂。[39]
沒錯，一個講法治，一個講禮治。
禮治和法治，是傳統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重大區別，其中的成敗得失一言難盡。要說的是，查士丁尼實現的羅馬夢只是曇花一現，梁武帝則在活著的時候就一敗塗地。他的理想其實是在中國北方實現的，靠禮治獲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讀如雍）。
這是一件發人深省的事情。
前面說過，在鼎立的陳、齊、周三國中，北周原本是最弱的，然而，最後勝出的卻是他們。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周武帝。畢竟，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為他而重新統一，新帝國的基業也其實由他生前奠定。他的不幸是壯志未酬英年早逝，但一統天下卻是他的畢生追求。[40]
當然，北周的創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禮的治國理念，以及他奉行的仁義、孝悌、忠信、禮讓、廉平、儉約等儒家倫理，也被全盤繼承。換句話說，禮治天下的設想在周武帝這裡得到了很好的實現。從這個意義上看，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後繼者，隋文帝則不過是政治遺囑的執行人。[41]
他們實現的，也都是梁武帝曾經的夢想。
那麼，梁武帝為什麼失敗？周武帝為什麼成功？
抓住了根本，找對了路徑。
根本就是人心，人心需要凝聚。事實上，四百年的動盪既表現為國家分裂，也表現為人心渙散。胡人與漢人有民族矛盾，庶族與士族有階級鬥爭，佛教與道教有門戶之見。要想平定天下，必須先把他們都整合起來。
這需要力量，也需要旗幟。
力量只能來自統治者，當時的民間沒有這個能力。旗幟則不能是某種宗教，因為宗教並非中華傳統。實現大一統的中華夢，本土的道教無能為力，北魏太武帝已經證明；外來的佛教也無濟於事，南朝梁武帝也已經證明。
唯一可行的，是整合儒、釋、道。
梁武帝就是這樣做的。只不過他的辦法，是把孔子和老子說成佛陀的弟子，即“三教同源源於佛”。周武帝也想兼容三教，只不過他排定的座次，是儒學為先，道教為次，佛教最後，儘管他曾經一度以道教為最上。[42]
可惜就連這都是一廂情願。
實際上，士族對於皇室的態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們看來，家族的門第聲望遠比國家政權重要，因此，可以為了保全家門而擁護中央，卻絕不會為了服從中央而犧牲門第。為此，即便放棄中央或改換門庭甚至賣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當時無論南北胡漢，都承認門閥制度和士族特權。既然如此，誰當皇帝又有什麼關係？[34]
這樣的士族，簡直就是帝國的癌細胞。
不過治療的方案卻讓統治者為難。篡晉的桓玄，建宋的劉裕，都主張動手術；後來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則似乎傾向於保守療法。事實上，正是由於劉義隆和蕭衍在起用寒門的同時也善待士族，這才各自有了數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東晉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監之治也罷，都不過迴光返照，之後則是更加不可救藥的墮落。梁亡前，國土面積已經最小，社會風氣已經最壞，世家子弟已經最不中用。侯景殺進來時，他們毫無還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著玉器餓著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裡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並非不努力，卻無論怎樣都事與願違：善待宗室卻眾叛親離，調和士庶卻勢同水火，以德治國卻道德淪喪，建立信仰卻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澤，越是掙扎，滅頂之災就來得越快。只不過這沼澤不是他個人的，而是整個時代、民族和社會的。
那麼，我們能夠走出這片沼澤地嗎？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裡？
整合的力量
梁武帝第二次捨身同泰寺那年（公元529年），拜占庭帝國頒布了《敕法匯集》。由於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編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後，十六人的委員會又完成了《法學彙編》、《法學總論》和《法令新編》。其中，《法學彙編》被稱為“羅馬法的聖殿”，《法令新編》則用希臘語寫成。四部法典合起來統稱《民法大全》，並被公認為是西方法律之母。[35]
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無疑是對人類文明的卓越貢獻，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稱為“最偉大的立法者”。儘管他還有別的遺產，比如索菲亞大教堂；也還有別的頭銜，比如“大帝”的稱號，但《民法大全》肯定最為不朽。[36]
那麼，這是一位怎樣的皇帝？
跟劉裕等人一樣，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貧寒。那位收他為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識丁，只能用木刻的圖章來代替簽名。他自己的皇后狄奧多拉（Theodora）則是馬戲場粗魯無禮的看門人或馴獸師的女兒，婚前的形跡十分可疑，在上流社會的眼裡完全不夠資格母儀天下。
查士丁尼卻被這來歷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儘管她可能曾經與多個男人有染。為此，他請求父皇修改了相關法律。沒錯，門當戶對在中國只是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羅馬帝國卻明文規定元老院議員不得與下層女子結婚。
狄奧多拉也沒有辜負查士丁尼。在後來那些艱難的歲月里，她不但堅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邊，而且成為查士丁尼的精神支柱。在一場類似於侯景之亂的暴動中，她只用一句話就鎮住了主張棄城出逃的那些人：帝王的權力是最好的殮屍布，統治者一旦成為逃亡者那就連死都不如。
聽完這話，查士丁尼重新變成了男人。
平息暴亂或鎮壓起義的一年後，意氣風發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公元533年，滅亡汪達爾王國；535年，占領西西里和義大利南部；536年，收復羅馬城；554年，滅亡東哥特王國，同時將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東南部等地收入囊中。至此，地中海重新變成了羅馬的內湖。[37]
當然，是東羅馬帝國的。
羅馬夢實現了，查士丁尼如願以償。
不能不說查士丁尼是一個幸運兒。上帝不但賜給他狄奧多拉，還賜給他足夠多的時間：享年八十三歲，執政三十八年。這在羅馬帝國的歷史上實屬罕見，跟享年八十六歲執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也只是略為遜色。[38]
甚至就連兩人的時代背景和奮鬥目標都極為相似。查士丁尼有羅馬夢，梁武帝有中華夢。為了重建羅馬或振興中華，他們也都藉助於宗教，只不過梁武帝禮拜佛祖，查士丁尼信仰上帝。他的理想，是一個國家（羅馬帝國），一部法典（民法大全），一個教會（基督教會）。
查士丁尼是羅馬人的梁武帝。
當然，他們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是以後的事，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四卷）。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穌基督的名義”編纂法典，梁武帝則在大興佛教的同時制禮作樂。[39]
沒錯，一個講法治，一個講禮治。
禮治和法治，是傳統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重大區別，其中的成敗得失一言難盡。要說的是，查士丁尼實現的羅馬夢只是曇花一現，梁武帝則在活著的時候就一敗塗地。他的理想其實是在中國北方實現的，靠禮治獲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讀如雍）。
這是一件發人深省的事情。
前面說過，在鼎立的陳、齊、周三國中，北周原本是最弱的，然而，最後勝出的卻是他們。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周武帝。畢竟，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為他而重新統一，新帝國的基業也其實由他生前奠定。他的不幸是壯志未酬英年早逝，但一統天下卻是他的畢生追求。[40]
當然，北周的創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禮的治國理念，以及他奉行的仁義、孝悌、忠信、禮讓、廉平、儉約等儒家倫理，也被全盤繼承。換句話說，禮治天下的設想在周武帝這裡得到了很好的實現。從這個意義上看，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後繼者，隋文帝則不過是政治遺囑的執行人。[41]
他們實現的，也都是梁武帝曾經的夢想。
那麼，梁武帝為什麼失敗？周武帝為什麼成功？
抓住了根本，找對了路徑。
根本就是人心，人心需要凝聚。事實上，四百年的動盪既表現為國家分裂，也表現為人心渙散。胡人與漢人有民族矛盾，庶族與士族有階級鬥爭，佛教與道教有門戶之見。要想平定天下，必須先把他們都整合起來。
這需要力量，也需要旗幟。
力量只能來自統治者，當時的民間沒有這個能力。旗幟則不能是某種宗教，因為宗教並非中華傳統。實現大一統的中華夢，本土的道教無能為力，北魏太武帝已經證明；外來的佛教也無濟於事，南朝梁武帝也已經證明。
唯一可行的，是整合儒、釋、道。
梁武帝就是這樣做的。只不過他的辦法，是把孔子和老子說成佛陀的弟子，即“三教同源源於佛”。周武帝也想兼容三教，只不過他排定的座次，是儒學為先，道教為次，佛教最後，儘管他曾經一度以道教為最上。[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