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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作為少數民族和後起之秀，北魏即便能夠實現統一，也無法將中國鮮卑化。這不可能，也不應該。他們唯一能做的，是先改變自己，再改變中國。
要想得天下，必須中國化。
馮太后銳意革新，拓跋宏全盤漢化，原因即在於此。
實際上，這也是必由之路。
然而這就意味著數典忘祖傷筋動骨，也意味著改變鮮卑人的文化傳統，損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統一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北方還得再分裂一次，變成東魏和西魏。東魏和西魏也得各自再政變一次，變成北齊和北周。
北齊與東魏，北周與西魏，名為兩朝，實為一體。因為掌握實權的，東魏和北齊都是高歡一族，西魏和北周都是宇文泰一家。宇文泰是漢化的鮮卑人，高歡則是鮮卑化的漢人。漢化的鮮卑和鮮卑化的漢，最後誰能勝出？
鮮卑化的漢人。
但，不是高歡，而是楊堅。
楊堅知道，黃河九曲十八彎，最終要流入大海。天下不定，根本問題在民族關係。高歡調和民族矛盾，結果被北周所滅；宇文泰要漢人鮮卑化，結果為隋所亡。只有做到了“漢胡互化，以漢為主”的隋，才最後成功。[25]
隋唐帝國的人民是一個新的民族。這個新民族融入了匈奴、羯、氐、羌和鮮卑各部，因此可以叫做新漢族。在下一階段，他們將是中華文明的主要創造者。
三四百年的民族大混血，至此功德圓滿。
鮮卑脫胎換骨，北魏鳳凰涅槃，新誕生的隋帝國其實是拓跋魏的升級版。他們和唐帝國的創始人，都是民族混血兒中的佼佼者，身上有著華夏文明的遺傳基因，也有著少數民族的生命活力。創造新歷史，他們當仁不讓。
這可是南人無法匹敵的，何況他們自己還有問題。
那麼，南朝的問題又在哪裡？
沼澤地
北方的問題在民族，南方的問題在階級。
階級鬥爭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後一年多，就誅殺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羨之和傅亮（請參見本書第三章），便正是鬥爭的表現：慫恿劉義隆殺掉這兩個人的都是名門望族，徐羨之和傅亮卻是庶族寒門。
這很不尋常。
前面說過，作為門閥政治的掘墓人，宋武帝劉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後者掌握朝政，前者則掌握軍權和政區。此後，寒門掌機要，外藩托宗室，便成為南朝的基本國策。這固然因為宋、齊、梁、陳的開國之君都出身寒門庶族，也因為士族已經腐朽沒落，不堪重任了。[26]
那麼，劉義隆為什麼要殺徐羨之和傅亮？
也許是因為恐懼。
事實上，當徐羨之和傅亮迎奉劉義隆入京為帝時，義隆的許多部將都表示擔憂和疑慮，只有出身名門的一些人力主成行。他們的說法是：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這樣的泥鰍根本就翻不起大浪，何足為懼？[27]
劉義隆卻很清楚，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寒門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燈。作為顧命大臣，徐羨之和傅亮既然膽敢謀殺皇上和王爺，又豈能保證他們不會再起圖謀？這些靠著僥倖和投機進入上層的小人，根本就沒有道德底線。因此劉義隆坐穩江山之後，那兩個傢伙便必須人頭落地。
南朝的階級鬥爭，也血淋淋地拉開了帷幕。
血案的背後是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糾結，那就是士族地主與庶族地主兩個階級的權力和路線之爭。這種鬥爭表現為皇族與士族、庶族的三角戀愛，也表現為他們的三國演義，因此波詭雲譎，卻又並無道理。因為按照商鞅變法和秦並天下的邏輯，帝國根本就不該有階級。
的確，作為地主階級與領主階級鬥爭的產物，帝國的意志原本是要消滅階級的。在這種新的制度下，原來的封建貴族沒有了。皇族以外的所有人無論貴賤賢愚，統統成為帝國的編戶齊民，包括後來當了皇帝的劉邦。
編戶齊民，就是編入戶籍，一律平等的意思。
當然，是在皇權面前人人平等。
這是一場深刻的政治和社會革命。有此革命，天下才能真正歸於一統。於是有劉邦的誅滅功臣，晁錯的削藩之策，武帝的推恩之法（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七卷《秦並天下》、第八卷《漢武的帝國》）。究其所以，就是不允許在皇帝與平民之間，再有一個階級或階層。
士族卻把這個制度破壞了。
首先，他們有做官特權。其次，他們有免稅特權。更嚴重的是，根據兩晉政府頒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他們合法地占有一定規模的土地和一定數量的佃客。佃客則不自立戶籍，也不負擔國家課稅，完全是豪門的依附人。[28]
佃客之外還有部曲，也就是家丁和莊客。他們平時種田、戰時打仗，實際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裝。從東漢末年起，部曲就作為親兵跟隨主人南征北戰，往往在關鍵時刻起著重要作用。而且由於歷屆政府對部曲的數量從無限制，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們擴軍備戰的重要手段。[29]
此外還有食客和門生。他們是出身卑微的士人，依靠攀龍附鳳在豪門那裡分一杯羹。由於士族壟斷了仕途，這些人是有利可圖的，比如主人做刺史，他們做縣令。因此食客和門生雖然地位比幕僚低，情誼卻更親近。[30]
佃客、部曲、食客、門生，就是依附人。
世家大族與依附人之間，是君臣關係。就連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屬，雖然不是依附人，也視長官為君，終身追隨不離不棄，只知有家不知有國，跟春秋時期的家臣與大夫一樣（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四卷《青春志》）。[31]
也就是說，漢末魏晉儼然退回到秦漢以前，國家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士族無諸侯之名而有諸侯之實，難怪日本學術界有“六朝貴族政治”一說。[32]
實際上，士族雖然沒有世襲的爵位和封地，因此並非真正的貴族，派頭卻絕不亞於春秋的大夫。表現之一，就是與寒門庶族嚴格劃清界限。士族如與寒門通婚，便會成為駭人聽聞的事情；寒門若想與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願，因為士族根本就羞與為伍。
這實在是沒有道理。
無理是顯然的。且不說士族與庶族同為帝國子民，就算有士農工商之別，世族與寒門也都是士人，難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內部也有貴賤之分。比如，說洛陽話的北方士族就高於說吳語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來後到。
於是，階級和等級被人為地製造了出來。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會階層也變成了五個：世家大族、寒門庶族、編戶齊民、依附人、奴隸。[33]
這是一種怪異的結構。
怪異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卻變成兩個階級；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編戶，卻變成依附人；率土之濱原本莫非王臣，豪門大族卻自成體系逍遙法外。這樣怪異的現象，也只有在那亂世才會成為現實。
結構的怪異只能造成心理的變態和社會的畸形，何況這種毫無道理的森嚴等級和階級壁壘，已經嚴重威脅到政權穩定和國家安全。統治集團內部既不能精誠團結，士族憑藉種種特權和眾多依附，也足以與皇室分庭抗禮。長此以往，豈非國將不國？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要想得天下，必須中國化。
馮太后銳意革新，拓跋宏全盤漢化，原因即在於此。
實際上，這也是必由之路。
然而這就意味著數典忘祖傷筋動骨，也意味著改變鮮卑人的文化傳統，損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統一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北方還得再分裂一次，變成東魏和西魏。東魏和西魏也得各自再政變一次，變成北齊和北周。
北齊與東魏，北周與西魏，名為兩朝，實為一體。因為掌握實權的，東魏和北齊都是高歡一族，西魏和北周都是宇文泰一家。宇文泰是漢化的鮮卑人，高歡則是鮮卑化的漢人。漢化的鮮卑和鮮卑化的漢，最後誰能勝出？
鮮卑化的漢人。
但，不是高歡，而是楊堅。
楊堅知道，黃河九曲十八彎，最終要流入大海。天下不定，根本問題在民族關係。高歡調和民族矛盾，結果被北周所滅；宇文泰要漢人鮮卑化，結果為隋所亡。只有做到了“漢胡互化，以漢為主”的隋，才最後成功。[25]
隋唐帝國的人民是一個新的民族。這個新民族融入了匈奴、羯、氐、羌和鮮卑各部，因此可以叫做新漢族。在下一階段，他們將是中華文明的主要創造者。
三四百年的民族大混血，至此功德圓滿。
鮮卑脫胎換骨，北魏鳳凰涅槃，新誕生的隋帝國其實是拓跋魏的升級版。他們和唐帝國的創始人，都是民族混血兒中的佼佼者，身上有著華夏文明的遺傳基因，也有著少數民族的生命活力。創造新歷史，他們當仁不讓。
這可是南人無法匹敵的，何況他們自己還有問題。
那麼，南朝的問題又在哪裡？
沼澤地
北方的問題在民族，南方的問題在階級。
階級鬥爭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宋文帝劉義隆即位後一年多，就誅殺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羨之和傅亮（請參見本書第三章），便正是鬥爭的表現：慫恿劉義隆殺掉這兩個人的都是名門望族，徐羨之和傅亮卻是庶族寒門。
這很不尋常。
前面說過，作為門閥政治的掘墓人，宋武帝劉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後者掌握朝政，前者則掌握軍權和政區。此後，寒門掌機要，外藩托宗室，便成為南朝的基本國策。這固然因為宋、齊、梁、陳的開國之君都出身寒門庶族，也因為士族已經腐朽沒落，不堪重任了。[26]
那麼，劉義隆為什麼要殺徐羨之和傅亮？
也許是因為恐懼。
事實上，當徐羨之和傅亮迎奉劉義隆入京為帝時，義隆的許多部將都表示擔憂和疑慮，只有出身名門的一些人力主成行。他們的說法是：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這樣的泥鰍根本就翻不起大浪，何足為懼？[27]
劉義隆卻很清楚，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寒門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燈。作為顧命大臣，徐羨之和傅亮既然膽敢謀殺皇上和王爺，又豈能保證他們不會再起圖謀？這些靠著僥倖和投機進入上層的小人，根本就沒有道德底線。因此劉義隆坐穩江山之後，那兩個傢伙便必須人頭落地。
南朝的階級鬥爭，也血淋淋地拉開了帷幕。
血案的背後是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糾結，那就是士族地主與庶族地主兩個階級的權力和路線之爭。這種鬥爭表現為皇族與士族、庶族的三角戀愛，也表現為他們的三國演義，因此波詭雲譎，卻又並無道理。因為按照商鞅變法和秦並天下的邏輯，帝國根本就不該有階級。
的確，作為地主階級與領主階級鬥爭的產物，帝國的意志原本是要消滅階級的。在這種新的制度下，原來的封建貴族沒有了。皇族以外的所有人無論貴賤賢愚，統統成為帝國的編戶齊民，包括後來當了皇帝的劉邦。
編戶齊民，就是編入戶籍，一律平等的意思。
當然，是在皇權面前人人平等。
這是一場深刻的政治和社會革命。有此革命，天下才能真正歸於一統。於是有劉邦的誅滅功臣，晁錯的削藩之策，武帝的推恩之法（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七卷《秦並天下》、第八卷《漢武的帝國》）。究其所以，就是不允許在皇帝與平民之間，再有一個階級或階層。
士族卻把這個制度破壞了。
首先，他們有做官特權。其次，他們有免稅特權。更嚴重的是，根據兩晉政府頒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他們合法地占有一定規模的土地和一定數量的佃客。佃客則不自立戶籍，也不負擔國家課稅，完全是豪門的依附人。[28]
佃客之外還有部曲，也就是家丁和莊客。他們平時種田、戰時打仗，實際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裝。從東漢末年起，部曲就作為親兵跟隨主人南征北戰，往往在關鍵時刻起著重要作用。而且由於歷屆政府對部曲的數量從無限制，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們擴軍備戰的重要手段。[29]
此外還有食客和門生。他們是出身卑微的士人，依靠攀龍附鳳在豪門那裡分一杯羹。由於士族壟斷了仕途，這些人是有利可圖的，比如主人做刺史，他們做縣令。因此食客和門生雖然地位比幕僚低，情誼卻更親近。[30]
佃客、部曲、食客、門生，就是依附人。
世家大族與依附人之間，是君臣關係。就連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屬，雖然不是依附人，也視長官為君，終身追隨不離不棄，只知有家不知有國，跟春秋時期的家臣與大夫一樣（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四卷《青春志》）。[31]
也就是說，漢末魏晉儼然退回到秦漢以前，國家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士族無諸侯之名而有諸侯之實，難怪日本學術界有“六朝貴族政治”一說。[32]
實際上，士族雖然沒有世襲的爵位和封地，因此並非真正的貴族，派頭卻絕不亞於春秋的大夫。表現之一，就是與寒門庶族嚴格劃清界限。士族如與寒門通婚，便會成為駭人聽聞的事情；寒門若想與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願，因為士族根本就羞與為伍。
這實在是沒有道理。
無理是顯然的。且不說士族與庶族同為帝國子民，就算有士農工商之別，世族與寒門也都是士人，難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內部也有貴賤之分。比如，說洛陽話的北方士族就高於說吳語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來後到。
於是，階級和等級被人為地製造了出來。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會階層也變成了五個：世家大族、寒門庶族、編戶齊民、依附人、奴隸。[33]
這是一種怪異的結構。
怪異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卻變成兩個階級；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編戶，卻變成依附人；率土之濱原本莫非王臣，豪門大族卻自成體系逍遙法外。這樣怪異的現象，也只有在那亂世才會成為現實。
結構的怪異只能造成心理的變態和社會的畸形，何況這種毫無道理的森嚴等級和階級壁壘，已經嚴重威脅到政權穩定和國家安全。統治集團內部既不能精誠團結，士族憑藉種種特權和眾多依附，也足以與皇室分庭抗禮。長此以往，豈非國將不國？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