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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的行程一路綠燈。當時西域各國都信仰佛教，高昌王則為玄奘辦理了通關文書，並隨文附上了厚禮。三藏法師從此變成合法旅行者，只不過是高昌國的。[18]
玄奘與圓仁，真是何其相似乃爾！
只不過，一個是出不去，另一個是進不來。
不能因此就得出帝國保守封閉的結論。相反，對外開放是隋唐兩代的基本國策，而且在煬帝時代就已經確定。事實上正是由於受到隋煬帝的鼓勵，才有了日本大使小野妹子的二次訪華。這一次，他帶來了留學生和學問僧各四名，用漢字書寫的國書開場白則是：東天皇敬白西皇帝。
據說，這是日本國首次以天皇名義向中國致書。[19]
對此，中國史書不置一詞，後來兩國的交往好像也沒有了下文。然而日本人的熱情卻有增無減。貞觀四年（630）八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四五個月後，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並且在長安住了整整兩年。[20]
此後的遣唐使便絡繹不絕，終有唐一代共十九次。人數最多的是在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六百五十一人；次為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和開元四年（716），分別為五百九十四人和五百五十七人。他們多數踏上了中華大地，但也有人中途遇難或客死他鄉，再也不能回到親愛的祖國。[21]
這麼多日本人不畏艱險奔赴大唐，究竟為了什麼？
學習和交流。
事實上，遣唐使團人數眾多，就因為隨團的還有留學生和學問僧。他們有的學成回國，為日本文明作出貢獻，比如創造了片假名的吉備真備；有的留在中國，為中日友好牽線搭橋，比如擔任過大唐回聘日本使節的阿倍仲麻呂；更有高僧回國開宗立派，比如前面說過的空海和最澄。
在這裡，宗教顯示了極大的存在感。尤其是佛教，更為日本人所熱衷。小野妹子就明確表示，他們此行就因為聽聞中華“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才鄭重其事地前來學習。[22]
其實，興盛於唐代的外來宗教又豈止佛家，至少還有祆教（祆讀如掀，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名拜火教）、景教（Nestorian Church，即基督教的聶斯托利派）和摩尼教，甚至還有伊斯蘭教。他們在唐都和一線城市都建有寺廟並招募信徒，大唐政府則不但給予保護，還授予其教長以官職，或享受同等級別官員待遇。[23]
顯然，這是一種世界性的開放。隋唐的世界性文明，也可以說是各國人民共同創造的。
但，文明的中心卻在長安。
國際化都市
唐代長安是世界的首都。
同樣配得上這一稱號的，大約只有古代的羅馬城。然而長安卻不像西歐許多城市那樣以公共廣場為中心，放she狀地鋪開道路。總面積七倍於羅馬城的長安是方方正正的。這座由鮮卑族天才發明家宇文愷規劃設計，後來經唐人不斷修建擴充的城市，典型地表現著中華帝都的氣派和威嚴。
那就讓我們走進長安。
長安城北面的正中是屬於皇家的宮城，其中包括皇帝的太極宮、太子的東宮、宮女的掖庭宮，以及相當於宮廷辦公廳的內侍省。宮城之南是皇城，有太廟和社稷壇，以及中央政府各高級衙署，比如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
這是帝國的政治中心。
構成帝國政治中心的宮城和皇城面積差不太多，東西兩側對齊，都是規整的長方形。皇城北面沒有牆，兩城以一條寬三百步的橫街相隔，街北是宮城的南門承天門。每逢重大節日，朝廷便會在這裡舉行盛典，接見外國使團和少數民族豪酋也在此處，相當於現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
從宮城的南門承天門出發，中經皇城南門朱雀門，再到長安南門明德門，是一條筆直的大道，叫朱雀大街，也叫作天街。天街寬150米，兩邊設有人行道和排水溝，還栽種著整齊漂亮的柳樹。以此為中軸線，長安城表現出東西對稱的格局，東邊萬年縣，西邊長安縣，都屬於京兆府。
天街兩邊各有五條南北走向的道路，與十四條東西走向的街道縱橫交錯，將宮城和皇城以外的城區分隔為一百一十一個格子。除東市和西市外，其餘的方格子都是居民區，東邊五十四個，西邊五十五個，叫作坊。
坊的獨立性和封閉性很強。它們都有圍牆和坊門，大坊四個，小坊兩個，由坊正負責，清晨開門傍晚關閉。各坊之間的南北距離均在40米左右，坊內則有街道和小巷通往各家各戶。規模如此之大的坊居然星羅棋布於長安城，是很讓人驚訝的。但考慮到當時全城總面積大到84平方公里，是現存西安老城的九倍，就不會覺得有什麼擁擠。[24]
這可真是“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25]
洛陽城的格局大同小異，也是許多方格子的集合體，只不過宮城和皇城偏於西北一角，街道和坊也不如長安多。兩相比較，長安顯然更像帝都。
如此規劃，用心何在？
意圖在長安那裡看得更為明顯：皇帝坐北朝南，通過中央政府君臨天下。士農工商等子民，則眾星捧月般圍繞在領袖和最高權力的周邊，有如天上的星星參北斗。統一的規劃和布局，則意味著統一的國家要有統一的意志和管理。中央集權大帝國的政治理念，被表現得淋漓盡致一目了然。
這種規劃甚至也體現著混血王朝的風格。那棋盤般的格局讓人想起西周的井田制，一個個自成系統的坊又讓人聯想到胡人的部落。我們不能肯定宇文愷是不是這樣想的，但如果當真，那可就是將井田和部落城市化了。[26]
無疑，這需要才華橫溢，也需要氣度恢宏。
才華屬於宇文愷，氣度則屬於李世民。他在政權尚待穩固的貞觀初年就讓投降的突厥入住長安近萬戶，可不是只看城市容量就能夠作出的決定。以後的皇帝財大氣粗，就更不在乎。據統計，盛唐時期鴻臚寺的國賓館裡竟然住了幾十個國家和民族的使節或代表，有的一住就是幾十年，使命完成了也不回國，所有的開銷都由鴻臚寺大包大攬。
呵呵，有錢就是任性。
但是安史之亂後，唐帝國吃不消了。於是宰相李泌（讀如必）下令停止供應，使節們則一狀告到了政府。敢作敢為的李泌卻不吃那一套，他把這些人召集起來訓斥說：天底下哪有你們這樣的外交官？要麼取道回紇或者海路回國，想留下來就得為大唐效勞，幹活領俸祿。你們看著辦吧！
沒有一個人願意走，李泌便把他們編入神策軍。結果是皇家添了壯丁，鴻臚寺則每年省下五十萬招待費。
拍手叫好的，還有東西兩市的商人。[27]
東西兩市是長安的商業區。大體上說，東市是國內貿易中心，西市是國際貿易中心。從奇珍異寶到針頭線腦，一應商品不是買於東市，就是買於西市。久而久之，購物就變成了“買東西”。也許“東西”就是這個意思——從東西兩市買來的就是東西，否則就不是東西。
但，使節和代表被收編，商販們為什麼高興？
因為這些“外賓”常常打白條，店鋪老闆礙於“外交關係”又不便催要。其實使節和代表們賒帳，是由於國家財政吃緊，鴻臚寺的補貼不能按時發放。大唐拖欠外賓，外賓就拖欠店鋪，店鋪卻不能拖欠國家，豈能不叫苦連天？
玄奘與圓仁，真是何其相似乃爾！
只不過，一個是出不去，另一個是進不來。
不能因此就得出帝國保守封閉的結論。相反，對外開放是隋唐兩代的基本國策，而且在煬帝時代就已經確定。事實上正是由於受到隋煬帝的鼓勵，才有了日本大使小野妹子的二次訪華。這一次，他帶來了留學生和學問僧各四名，用漢字書寫的國書開場白則是：東天皇敬白西皇帝。
據說，這是日本國首次以天皇名義向中國致書。[19]
對此，中國史書不置一詞，後來兩國的交往好像也沒有了下文。然而日本人的熱情卻有增無減。貞觀四年（630）八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四五個月後，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並且在長安住了整整兩年。[20]
此後的遣唐使便絡繹不絕，終有唐一代共十九次。人數最多的是在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六百五十一人；次為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和開元四年（716），分別為五百九十四人和五百五十七人。他們多數踏上了中華大地，但也有人中途遇難或客死他鄉，再也不能回到親愛的祖國。[21]
這麼多日本人不畏艱險奔赴大唐，究竟為了什麼？
學習和交流。
事實上，遣唐使團人數眾多，就因為隨團的還有留學生和學問僧。他們有的學成回國，為日本文明作出貢獻，比如創造了片假名的吉備真備；有的留在中國，為中日友好牽線搭橋，比如擔任過大唐回聘日本使節的阿倍仲麻呂；更有高僧回國開宗立派，比如前面說過的空海和最澄。
在這裡，宗教顯示了極大的存在感。尤其是佛教，更為日本人所熱衷。小野妹子就明確表示，他們此行就因為聽聞中華“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才鄭重其事地前來學習。[22]
其實，興盛於唐代的外來宗教又豈止佛家，至少還有祆教（祆讀如掀，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名拜火教）、景教（Nestorian Church，即基督教的聶斯托利派）和摩尼教，甚至還有伊斯蘭教。他們在唐都和一線城市都建有寺廟並招募信徒，大唐政府則不但給予保護，還授予其教長以官職，或享受同等級別官員待遇。[23]
顯然，這是一種世界性的開放。隋唐的世界性文明，也可以說是各國人民共同創造的。
但，文明的中心卻在長安。
國際化都市
唐代長安是世界的首都。
同樣配得上這一稱號的，大約只有古代的羅馬城。然而長安卻不像西歐許多城市那樣以公共廣場為中心，放she狀地鋪開道路。總面積七倍於羅馬城的長安是方方正正的。這座由鮮卑族天才發明家宇文愷規劃設計，後來經唐人不斷修建擴充的城市，典型地表現著中華帝都的氣派和威嚴。
那就讓我們走進長安。
長安城北面的正中是屬於皇家的宮城，其中包括皇帝的太極宮、太子的東宮、宮女的掖庭宮，以及相當於宮廷辦公廳的內侍省。宮城之南是皇城，有太廟和社稷壇，以及中央政府各高級衙署，比如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
這是帝國的政治中心。
構成帝國政治中心的宮城和皇城面積差不太多，東西兩側對齊，都是規整的長方形。皇城北面沒有牆，兩城以一條寬三百步的橫街相隔，街北是宮城的南門承天門。每逢重大節日，朝廷便會在這裡舉行盛典，接見外國使團和少數民族豪酋也在此處，相當於現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
從宮城的南門承天門出發，中經皇城南門朱雀門，再到長安南門明德門，是一條筆直的大道，叫朱雀大街，也叫作天街。天街寬150米，兩邊設有人行道和排水溝，還栽種著整齊漂亮的柳樹。以此為中軸線，長安城表現出東西對稱的格局，東邊萬年縣，西邊長安縣，都屬於京兆府。
天街兩邊各有五條南北走向的道路，與十四條東西走向的街道縱橫交錯，將宮城和皇城以外的城區分隔為一百一十一個格子。除東市和西市外，其餘的方格子都是居民區，東邊五十四個，西邊五十五個，叫作坊。
坊的獨立性和封閉性很強。它們都有圍牆和坊門，大坊四個，小坊兩個，由坊正負責，清晨開門傍晚關閉。各坊之間的南北距離均在40米左右，坊內則有街道和小巷通往各家各戶。規模如此之大的坊居然星羅棋布於長安城，是很讓人驚訝的。但考慮到當時全城總面積大到84平方公里，是現存西安老城的九倍，就不會覺得有什麼擁擠。[24]
這可真是“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25]
洛陽城的格局大同小異，也是許多方格子的集合體，只不過宮城和皇城偏於西北一角，街道和坊也不如長安多。兩相比較，長安顯然更像帝都。
如此規劃，用心何在？
意圖在長安那裡看得更為明顯：皇帝坐北朝南，通過中央政府君臨天下。士農工商等子民，則眾星捧月般圍繞在領袖和最高權力的周邊，有如天上的星星參北斗。統一的規劃和布局，則意味著統一的國家要有統一的意志和管理。中央集權大帝國的政治理念，被表現得淋漓盡致一目了然。
這種規劃甚至也體現著混血王朝的風格。那棋盤般的格局讓人想起西周的井田制，一個個自成系統的坊又讓人聯想到胡人的部落。我們不能肯定宇文愷是不是這樣想的，但如果當真，那可就是將井田和部落城市化了。[26]
無疑，這需要才華橫溢，也需要氣度恢宏。
才華屬於宇文愷，氣度則屬於李世民。他在政權尚待穩固的貞觀初年就讓投降的突厥入住長安近萬戶，可不是只看城市容量就能夠作出的決定。以後的皇帝財大氣粗，就更不在乎。據統計，盛唐時期鴻臚寺的國賓館裡竟然住了幾十個國家和民族的使節或代表，有的一住就是幾十年，使命完成了也不回國，所有的開銷都由鴻臚寺大包大攬。
呵呵，有錢就是任性。
但是安史之亂後，唐帝國吃不消了。於是宰相李泌（讀如必）下令停止供應，使節們則一狀告到了政府。敢作敢為的李泌卻不吃那一套，他把這些人召集起來訓斥說：天底下哪有你們這樣的外交官？要麼取道回紇或者海路回國，想留下來就得為大唐效勞，幹活領俸祿。你們看著辦吧！
沒有一個人願意走，李泌便把他們編入神策軍。結果是皇家添了壯丁，鴻臚寺則每年省下五十萬招待費。
拍手叫好的，還有東西兩市的商人。[27]
東西兩市是長安的商業區。大體上說，東市是國內貿易中心，西市是國際貿易中心。從奇珍異寶到針頭線腦，一應商品不是買於東市，就是買於西市。久而久之，購物就變成了“買東西”。也許“東西”就是這個意思——從東西兩市買來的就是東西，否則就不是東西。
但，使節和代表被收編，商販們為什麼高興？
因為這些“外賓”常常打白條，店鋪老闆礙於“外交關係”又不便催要。其實使節和代表們賒帳，是由於國家財政吃緊，鴻臚寺的補貼不能按時發放。大唐拖欠外賓，外賓就拖欠店鋪，店鋪卻不能拖欠國家，豈能不叫苦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