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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說，這裡面沒有道德問題和正義與否。無論南朝北朝，還是半島三國，都是受利益的驅動，打的也都是如意算盤，即都希望對方長期分裂，自己一統江山。
隋文帝滅陳，卻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句麗。作為好不容易才獨立出來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跟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帝國接壤，絕不會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如果對方還跟南邊的新羅或百濟聯手，自己面臨的就將是滅頂之災。
利用中華帝國動盪分裂之機干他一票的時代過去了。腹背受敵的高句麗必須找到同盟軍，救亡圖存。
他們想到了東突厥。
大業三年（607）六月，隋煬帝巡幸塞北，高句麗的使者也到了那裡。啟民可汗不敢隱瞞，向皇帝如實匯報。隋煬帝立即警覺起來：高句麗如果當真聯盟東突厥，再裹脅契丹和靺鞨之眾，勢必成為帝國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9]
這顆定時炸彈必須排除。
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隋煬帝為什麼突然對“不懂禮貌”的日本使團轉變了態度。事實上，小野妹子遞交國書正在這一年，隋煬帝遣使回訪則在第二年四月。而且，也就在得知高句麗的動向後，隋煬帝殺了高熲。[10]
什麼都還沒來得及做的高句麗，則鐵定地成為中華帝國的眼中釘。公元668年，也就是新羅依靠大唐兼併百濟的八年之後，高句麗也被大唐聯合新羅而滅亡。這時，唐高宗已經因病休假不問政事，執掌朝政的是皇后武則天。
武則天就更不會含糊了，她什麼時候心慈手軟過？
在百濟和高句麗滅亡之日，不知有沒有人想到過他們的歷史功績。要知道，佛教就是先由前秦傳入高句麗，又從高句麗傳到新羅的。百濟更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通道。日本人學會使用漢字，後來又藉此創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就因為百濟博士王仁把《論語》和《千字文》帶到了日本。[11]
毫無疑問，兩國的貢獻遠不止於此。可以說，沒有百濟和高句麗，就不會有以漢字為載體的東亞文明圈。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也不該忘記他們。
高句麗和百濟永垂不朽！
偷渡客
唐武宗開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駛往日本的船隻在海州（今江蘇連雲港）靠岸。誰都沒有想到，船上一位本應回國的日本僧人卻帶著三個隨從偷偷下船，因為他做了一個大膽而魯莽的決定：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這位僧人就是圓仁法師。[12]
圓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門派的創始人，去世後被清和天皇諡為慈覺大師。他的法號在今天可謂如雷貫耳，但當時的他卻只是跟隨日本使團一起入唐的請益僧。請益僧跟學問僧一樣，都是到大唐學習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學問僧享受留學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國內長期滯留；請益僧卻只能隨團而來隨團而去，相當於簽證期有限的訪問學者。
寸金難買寸光陰，請益僧必須抓緊時間。
這倒也沒什麼。圓仁的老師最澄當年就是請益僧，同樣功德圓滿。最澄回國時，從臨海龍興寺帶去《法華經》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共三百四十五卷，還攜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種，因此得以正式創立日本佛教天台宗。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創始人空海法師那樣，在長安學習正統密教，以至於成為日本天台宗的一塊心病。[13]
圓仁赴唐，便希望能夠彌補這個缺憾。
不幸的是，圓仁抵達揚州以後，就被當局限制在開元寺學習梵文，不得離開地界一步。他希望到老師訪問過的天台宗聖地天台山參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准，更不用說前往長安深造了。圓仁此行的目的，一個都不能實現。
回國在即，他只好把自己變成偷渡客。
偷渡是有風險的。事實上圓仁下船以後，就被當地人識破身份，並被官府押回船上。但是圓仁沒有放棄努力。六月七日，他搭乘的遣唐使船停靠赤山浦（今山東文登青寧鄉赤山村），圓仁便在第二天又下了船。
幸運的是，他躲進了新羅人的寺院。
新羅很早就與中華有來往，成為朝鮮半島的主人之後更是如此。儒家經典是新羅國學的考試科目，更有大批貴族子弟來到長安成為留學生。其中成績卓異者如崔致遠，十八歲就中了進士，其著作《桂苑筆耕集》甚至流傳至今。[14]
兩國之間的海上貿易也十分頻繁。負責物流的商船往返於山東半島、江蘇沿海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之間，乘興而來滿載而歸。這些商船運送貨物也搭載旅客，圓仁搭乘的就是日本遣唐使雇用的新羅船，一共九艘。[15]
這確實很國際化。
與此同時，不少新羅人在中國沿海地區僑居下來，而且有了自己的定居點，叫新羅坊。圓仁第二次登陸的赤山浦就是新羅人的聚落，他藏身的赤山法華院也是新羅人修建的佛教寺院，建院的則是新羅僑領張保皋。[16]
張保皋非同一般。
通過國際貿易而發家致富的張保皋，同時具有政治頭腦和軍事才能，是深度介入國內政治，有著強硬後台、武裝力量和人脈關係的風雲人物。圓仁進了他的寺院，就像進了晚清和民國時期上海灘的租界，而且被黃金榮、杜月笙那樣的人保護起來，儘管我們並不知道他是否拜過碼頭。[17]
可以肯定的是，八個月後，圓仁領取了地方政府頒發的通行證，由偷渡客變成了合法旅行者。為他轉變身份而上下疏通的，是當地政府派出機構的一員小吏，職務是負責與新羅僑民協調關係的聯絡官，叫“勾當新羅押衙”。
一個日本人的心愿，就這樣由新羅人和中國人成全。
這可真叫作國際合作。
獲得了新身份的圓仁如願以償地朝拜了五台山，然後又進入長安學習了將近五年，他的這段經歷則被寫進了用漢語創作的《入唐求法巡禮記》。儘管許多人都將這部著作與玄奘法師的 《大唐西域記》和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相提並論，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還是玄奘和圓仁。
沒錯，唐三藏也是偷渡客。
其實，玄奘西行原本是提交了申請的，只不過沒有得到批准；人走以後當局也是攔截了的，只不過沒攔住。沒攔住當然是有人幫忙，其中就包括帝國的官員。據說，玄奘晝伏夜行來到瓜州（今甘肅安西）時，瓜州刺史獨孤達還高興地設宴款待，只有州吏李昌對來人的身份產生懷疑。
李昌說，我這裡有一份從涼州（今甘肅武威）快遞來的文件，要緝拿擅自出境的玄奘，說的就是法師您吧？
玄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昌說：只要法師實言相告，弟子一定成全。
玄奘說：貧僧就是玄奘。
李昌銷毀了文件。然後說：法師快走！
玄奘這才得以繼續西行。儘管依然千難萬險，但是到達伊吾（今新疆哈密）就轉危為安，因為高昌王已經派人在此恭候。他們的動人故事本書
第四章已經講過，那是可以催人淚下，並證明宗教力量之超越國界的。
隋文帝滅陳，卻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句麗。作為好不容易才獨立出來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跟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帝國接壤，絕不會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如果對方還跟南邊的新羅或百濟聯手，自己面臨的就將是滅頂之災。
利用中華帝國動盪分裂之機干他一票的時代過去了。腹背受敵的高句麗必須找到同盟軍，救亡圖存。
他們想到了東突厥。
大業三年（607）六月，隋煬帝巡幸塞北，高句麗的使者也到了那裡。啟民可汗不敢隱瞞，向皇帝如實匯報。隋煬帝立即警覺起來：高句麗如果當真聯盟東突厥，再裹脅契丹和靺鞨之眾，勢必成為帝國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9]
這顆定時炸彈必須排除。
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隋煬帝為什麼突然對“不懂禮貌”的日本使團轉變了態度。事實上，小野妹子遞交國書正在這一年，隋煬帝遣使回訪則在第二年四月。而且，也就在得知高句麗的動向後，隋煬帝殺了高熲。[10]
什麼都還沒來得及做的高句麗，則鐵定地成為中華帝國的眼中釘。公元668年，也就是新羅依靠大唐兼併百濟的八年之後，高句麗也被大唐聯合新羅而滅亡。這時，唐高宗已經因病休假不問政事，執掌朝政的是皇后武則天。
武則天就更不會含糊了，她什麼時候心慈手軟過？
在百濟和高句麗滅亡之日，不知有沒有人想到過他們的歷史功績。要知道，佛教就是先由前秦傳入高句麗，又從高句麗傳到新羅的。百濟更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通道。日本人學會使用漢字，後來又藉此創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就因為百濟博士王仁把《論語》和《千字文》帶到了日本。[11]
毫無疑問，兩國的貢獻遠不止於此。可以說，沒有百濟和高句麗，就不會有以漢字為載體的東亞文明圈。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也不該忘記他們。
高句麗和百濟永垂不朽！
偷渡客
唐武宗開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駛往日本的船隻在海州（今江蘇連雲港）靠岸。誰都沒有想到，船上一位本應回國的日本僧人卻帶著三個隨從偷偷下船，因為他做了一個大膽而魯莽的決定：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這位僧人就是圓仁法師。[12]
圓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門派的創始人，去世後被清和天皇諡為慈覺大師。他的法號在今天可謂如雷貫耳，但當時的他卻只是跟隨日本使團一起入唐的請益僧。請益僧跟學問僧一樣，都是到大唐學習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學問僧享受留學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國內長期滯留；請益僧卻只能隨團而來隨團而去，相當於簽證期有限的訪問學者。
寸金難買寸光陰，請益僧必須抓緊時間。
這倒也沒什麼。圓仁的老師最澄當年就是請益僧，同樣功德圓滿。最澄回國時，從臨海龍興寺帶去《法華經》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共三百四十五卷，還攜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種，因此得以正式創立日本佛教天台宗。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創始人空海法師那樣，在長安學習正統密教，以至於成為日本天台宗的一塊心病。[13]
圓仁赴唐，便希望能夠彌補這個缺憾。
不幸的是，圓仁抵達揚州以後，就被當局限制在開元寺學習梵文，不得離開地界一步。他希望到老師訪問過的天台宗聖地天台山參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准，更不用說前往長安深造了。圓仁此行的目的，一個都不能實現。
回國在即，他只好把自己變成偷渡客。
偷渡是有風險的。事實上圓仁下船以後，就被當地人識破身份，並被官府押回船上。但是圓仁沒有放棄努力。六月七日，他搭乘的遣唐使船停靠赤山浦（今山東文登青寧鄉赤山村），圓仁便在第二天又下了船。
幸運的是，他躲進了新羅人的寺院。
新羅很早就與中華有來往，成為朝鮮半島的主人之後更是如此。儒家經典是新羅國學的考試科目，更有大批貴族子弟來到長安成為留學生。其中成績卓異者如崔致遠，十八歲就中了進士，其著作《桂苑筆耕集》甚至流傳至今。[14]
兩國之間的海上貿易也十分頻繁。負責物流的商船往返於山東半島、江蘇沿海與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之間，乘興而來滿載而歸。這些商船運送貨物也搭載旅客，圓仁搭乘的就是日本遣唐使雇用的新羅船，一共九艘。[15]
這確實很國際化。
與此同時，不少新羅人在中國沿海地區僑居下來，而且有了自己的定居點，叫新羅坊。圓仁第二次登陸的赤山浦就是新羅人的聚落，他藏身的赤山法華院也是新羅人修建的佛教寺院，建院的則是新羅僑領張保皋。[16]
張保皋非同一般。
通過國際貿易而發家致富的張保皋，同時具有政治頭腦和軍事才能，是深度介入國內政治，有著強硬後台、武裝力量和人脈關係的風雲人物。圓仁進了他的寺院，就像進了晚清和民國時期上海灘的租界，而且被黃金榮、杜月笙那樣的人保護起來，儘管我們並不知道他是否拜過碼頭。[17]
可以肯定的是，八個月後，圓仁領取了地方政府頒發的通行證，由偷渡客變成了合法旅行者。為他轉變身份而上下疏通的，是當地政府派出機構的一員小吏，職務是負責與新羅僑民協調關係的聯絡官，叫“勾當新羅押衙”。
一個日本人的心愿，就這樣由新羅人和中國人成全。
這可真叫作國際合作。
獲得了新身份的圓仁如願以償地朝拜了五台山，然後又進入長安學習了將近五年，他的這段經歷則被寫進了用漢語創作的《入唐求法巡禮記》。儘管許多人都將這部著作與玄奘法師的 《大唐西域記》和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相提並論，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還是玄奘和圓仁。
沒錯，唐三藏也是偷渡客。
其實，玄奘西行原本是提交了申請的，只不過沒有得到批准；人走以後當局也是攔截了的，只不過沒攔住。沒攔住當然是有人幫忙，其中就包括帝國的官員。據說，玄奘晝伏夜行來到瓜州（今甘肅安西）時，瓜州刺史獨孤達還高興地設宴款待，只有州吏李昌對來人的身份產生懷疑。
李昌說，我這裡有一份從涼州（今甘肅武威）快遞來的文件，要緝拿擅自出境的玄奘，說的就是法師您吧？
玄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昌說：只要法師實言相告，弟子一定成全。
玄奘說：貧僧就是玄奘。
李昌銷毀了文件。然後說：法師快走！
玄奘這才得以繼續西行。儘管依然千難萬險，但是到達伊吾（今新疆哈密）就轉危為安，因為高昌王已經派人在此恭候。他們的動人故事本書
第四章已經講過，那是可以催人淚下，並證明宗教力量之超越國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