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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決定為這位知己者竭盡全力。在他看來，國家利益絕對高於個人恩怨，大唐何去何從也遠比李家兄弟誰是誰非更為重要。因此，當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欖枝時，他回報的厚禮便是幫這位新皇帝確立政治路線。
那麼，貞觀路線的核心是什麼？
王道。
表面上看，這不過儒家倫理的老生常談，但在當時卻有著非凡的意義。因為從西魏、北周到隋唐，關隴集團從來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要偏離關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穩的唐太宗可以這樣做嗎？
他決定進行討論。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兩個月後，一場關於政治路線的辯論在大臣們之間展開。唐太宗首先發問：方今正值大亂之後，天下恐怕很難治理吧？
魏徵卻認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說：亂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驕奢yín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這就好比一個人又飢又渴，只要給他吃的喝的就能解決問題。
意思也很清楚：必須行王道，施仁政。
一個名叫封德彝的人卻跳出來反對。他說：王道的時代已經過去，想要實現也實現不了。秦始皇嚴刑峻法，漢武帝雜用霸道，不是他們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書呆子，不能讓他空談誤國！
魏徵當面反駁。他說：堯舜行帝道而大同，湯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見實行什麼樣的政治路線，就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形態。人心是亘古不變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說的那樣越來越壞，世間早就變成了鬼域，哪裡還能討論什麼治理？
封德彝啞口無言。
然而朝中大臣，卻多半站在封德彝一邊。
那麼，魏徵與封德彝，誰是誰非？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唐太宗採納魏徵的建議推行王道，與政治對手實現和解，讓人民群眾休養生息，結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據說，四年後的大唐境內，人人安居樂業，戶戶豐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價低到斗米三錢，太宗本人則成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沒能看到。唐太宗感嘆說。[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卻並非全無道理。事實上，背離關中本位政策是有風險的，隋煬帝就是教訓。問題在於封德彝他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別忘了，隋有開皇之治，就因為文帝施仁政。煬帝的問題則不僅在於脫離關隴集團，更在於橫行霸道。他是被關隴集團和人民群眾一起拋棄的。
但，隋煬帝的重心轉移和打通南北卻沒有錯。如果能把洛陽建設得樸素和緩慢一些，就更沒有錯。因為洛陽的地理位置確實比長安更好。作為真正的“天下之中”，無論調配物資還是調遣軍隊、發號施令，洛陽都比長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陽，其實更有利於建設中央集權的大帝國。
因此，貞觀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的三個月後，營建洛陽的詔令下達，初衷就是為了便於管理和節約成本。遺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張玄素。
張玄素給唐太宗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勞民傷財。他甚至為唐太宗開出明細帳單，比方說當年隋煬帝營建洛陽時，僅僅搬運一根柱子就需要數十萬人工。張玄素還說，當今國力遠非隋時可比，隋亡之鑑又近在眼前。如果還要重蹈覆轍，那就連隋煬帝都不如。
太宗說：我不如隋煬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紂嗎？
不難想像，他當時肯定一肚子氣。
張玄素卻說，只要營建洛陽，那就沒什麼區別。
不過，接下來張玄素又說：想當年，陛下平定洛陽，太上皇下令毀滅宮殿，陛下卻提出要將拆下來的磚瓦木材賜給窮人。這件事，民眾頌揚至今，陛下自己難道忘了嗎？
唐太宗只好說：我考慮不周。[33]
營建洛陽一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決定卻絕非一時興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煬帝的老路，因為他們倆實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過打倒現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關隴集團以外的力量。沒錯，在長期的征戰中，李世民與“山東豪傑”的關係非同一般。
於是一切都變得跟隋代一樣：太子黨以關中為本位堅守長安，老二幫以關東為基地青睞洛陽。不同的是，由於張玄素的慷慨陳詞，長安與洛陽之爭變成了王道與霸道之別，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間路線，立足關中實行仁政。[34]
對此，魏徵似乎是贊成的，卻未必十分在意根據地應該在關中還是關東。他更在意的還是建立一種新的政治。在他看來，那才是應該畢生追求的東西。[35]
那麼，新政治又該是怎麼樣的呢？
新政治
貞觀八年（634），帝國發生了一件怪事。一個名叫皇甫德參的中牟縣丞上書朝廷，歷數皇帝的三大錯誤：修宮殿勞民傷財，收地租與民爭利，宮女梳高髻帶壞了社會風氣。縣丞只是從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參的話也未免過分，於是太宗勃然大怒：這傢伙什麼意思！難道要朕一個人都不用，一分錢都不收，宮女都剃光頭，他才稱心如意嗎？
據此，皇甫德參該按譏諷和誹謗定罪。
出來說話的又是魏徵。
魏徵說，自古以來，上書都是言過其實的，因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馬上明白過來。他說，朕如果治這個人的罪，以後誰還再敢說話？
於是，賜皇甫德參絹二十匹。
魏徵卻說：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夠開闊。
唐太宗又明白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將皇甫德參提拔為監察御史。監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專職監察官員，享有不必請示匯報就可以直接進行彈劾的獨立監察權。任命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聽取意見。[36]
門窗一開，清新的空氣便吹進朝廷。
這其實並不容易。畢竟，皇權的使用沒有法律限制，輿論的監督也沒有制度保障。在這樣一種前提下，要造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環境和風氣，為君者固然需要氣度和雅量，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氣，還需要技巧和智慧。
對此，魏徵有著清醒的認識。
貞觀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報告：魏徵為人處世不拘小節，影響不好。魏徵卻說：君臣應該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跡。如果都拘泥於小節，國家是興是亡就不好說了。
唐太宗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機說：願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驚異。
他問：忠與良，有區別嗎？
魏徵說：當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見，不考慮對方能不能接受，結果自己丟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惡名，並不可取。正確的做法，是讓君主成為明君，自己成為良臣。
太宗說：很好！
接著他又問：怎樣才能成為明君？
魏徵答：偏聽則暗，兼聽則明。[37]
太宗點頭稱是，於是兩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則是：所有的批評和建議都出於公心。技巧和智慧則是：所有正確的決定都歸功於皇帝，包括貞觀年間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和政治局面。他曾當眾回答太宗的表揚說：臣等暢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導。否則，魏徵又豈敢屢犯龍鱗？[38]
魏徵也決定為這位知己者竭盡全力。在他看來，國家利益絕對高於個人恩怨，大唐何去何從也遠比李家兄弟誰是誰非更為重要。因此，當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欖枝時，他回報的厚禮便是幫這位新皇帝確立政治路線。
那麼，貞觀路線的核心是什麼？
王道。
表面上看，這不過儒家倫理的老生常談，但在當時卻有著非凡的意義。因為從西魏、北周到隋唐，關隴集團從來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要偏離關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穩的唐太宗可以這樣做嗎？
他決定進行討論。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兩個月後，一場關於政治路線的辯論在大臣們之間展開。唐太宗首先發問：方今正值大亂之後，天下恐怕很難治理吧？
魏徵卻認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說：亂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驕奢yín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這就好比一個人又飢又渴，只要給他吃的喝的就能解決問題。
意思也很清楚：必須行王道，施仁政。
一個名叫封德彝的人卻跳出來反對。他說：王道的時代已經過去，想要實現也實現不了。秦始皇嚴刑峻法，漢武帝雜用霸道，不是他們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書呆子，不能讓他空談誤國！
魏徵當面反駁。他說：堯舜行帝道而大同，湯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見實行什麼樣的政治路線，就會有什麼樣的社會形態。人心是亘古不變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說的那樣越來越壞，世間早就變成了鬼域，哪裡還能討論什麼治理？
封德彝啞口無言。
然而朝中大臣，卻多半站在封德彝一邊。
那麼，魏徵與封德彝，誰是誰非？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唐太宗採納魏徵的建議推行王道，與政治對手實現和解，讓人民群眾休養生息，結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據說，四年後的大唐境內，人人安居樂業，戶戶豐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價低到斗米三錢，太宗本人則成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沒能看到。唐太宗感嘆說。[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卻並非全無道理。事實上，背離關中本位政策是有風險的，隋煬帝就是教訓。問題在於封德彝他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別忘了，隋有開皇之治，就因為文帝施仁政。煬帝的問題則不僅在於脫離關隴集團，更在於橫行霸道。他是被關隴集團和人民群眾一起拋棄的。
但，隋煬帝的重心轉移和打通南北卻沒有錯。如果能把洛陽建設得樸素和緩慢一些，就更沒有錯。因為洛陽的地理位置確實比長安更好。作為真正的“天下之中”，無論調配物資還是調遣軍隊、發號施令，洛陽都比長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陽，其實更有利於建設中央集權的大帝國。
因此，貞觀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的三個月後，營建洛陽的詔令下達，初衷就是為了便於管理和節約成本。遺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張玄素。
張玄素給唐太宗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勞民傷財。他甚至為唐太宗開出明細帳單，比方說當年隋煬帝營建洛陽時，僅僅搬運一根柱子就需要數十萬人工。張玄素還說，當今國力遠非隋時可比，隋亡之鑑又近在眼前。如果還要重蹈覆轍，那就連隋煬帝都不如。
太宗說：我不如隋煬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紂嗎？
不難想像，他當時肯定一肚子氣。
張玄素卻說，只要營建洛陽，那就沒什麼區別。
不過，接下來張玄素又說：想當年，陛下平定洛陽，太上皇下令毀滅宮殿，陛下卻提出要將拆下來的磚瓦木材賜給窮人。這件事，民眾頌揚至今，陛下自己難道忘了嗎？
唐太宗只好說：我考慮不周。[33]
營建洛陽一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決定卻絕非一時興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煬帝的老路，因為他們倆實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過打倒現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關隴集團以外的力量。沒錯，在長期的征戰中，李世民與“山東豪傑”的關係非同一般。
於是一切都變得跟隋代一樣：太子黨以關中為本位堅守長安，老二幫以關東為基地青睞洛陽。不同的是，由於張玄素的慷慨陳詞，長安與洛陽之爭變成了王道與霸道之別，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間路線，立足關中實行仁政。[34]
對此，魏徵似乎是贊成的，卻未必十分在意根據地應該在關中還是關東。他更在意的還是建立一種新的政治。在他看來，那才是應該畢生追求的東西。[35]
那麼，新政治又該是怎麼樣的呢？
新政治
貞觀八年（634），帝國發生了一件怪事。一個名叫皇甫德參的中牟縣丞上書朝廷，歷數皇帝的三大錯誤：修宮殿勞民傷財，收地租與民爭利，宮女梳高髻帶壞了社會風氣。縣丞只是從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參的話也未免過分，於是太宗勃然大怒：這傢伙什麼意思！難道要朕一個人都不用，一分錢都不收，宮女都剃光頭，他才稱心如意嗎？
據此，皇甫德參該按譏諷和誹謗定罪。
出來說話的又是魏徵。
魏徵說，自古以來，上書都是言過其實的，因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馬上明白過來。他說，朕如果治這個人的罪，以後誰還再敢說話？
於是，賜皇甫德參絹二十匹。
魏徵卻說：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夠開闊。
唐太宗又明白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將皇甫德參提拔為監察御史。監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專職監察官員，享有不必請示匯報就可以直接進行彈劾的獨立監察權。任命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聽取意見。[36]
門窗一開，清新的空氣便吹進朝廷。
這其實並不容易。畢竟，皇權的使用沒有法律限制，輿論的監督也沒有制度保障。在這樣一種前提下，要造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環境和風氣，為君者固然需要氣度和雅量，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氣，還需要技巧和智慧。
對此，魏徵有著清醒的認識。
貞觀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報告：魏徵為人處世不拘小節，影響不好。魏徵卻說：君臣應該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跡。如果都拘泥於小節，國家是興是亡就不好說了。
唐太宗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機說：願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驚異。
他問：忠與良，有區別嗎？
魏徵說：當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見，不考慮對方能不能接受，結果自己丟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惡名，並不可取。正確的做法，是讓君主成為明君，自己成為良臣。
太宗說：很好！
接著他又問：怎樣才能成為明君？
魏徵答：偏聽則暗，兼聽則明。[37]
太宗點頭稱是，於是兩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則是：所有的批評和建議都出於公心。技巧和智慧則是：所有正確的決定都歸功於皇帝，包括貞觀年間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和政治局面。他曾當眾回答太宗的表揚說：臣等暢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導。否則，魏徵又豈敢屢犯龍鱗？[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