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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趣的是,飲茶甚至跟科舉和禪宗一樣,也是肇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極於德宗之世——坐禪的僧人帶頭喝茶,禪宗流行後成為風氣,最後在德宗時代有了陸羽《茶經》。茶與禪的關係,豈非該有更為深刻的理解?[35]

  難怪趙州和尚的名言是“吃茶去”。

  ◎ 科舉、茶與禪

  唐高宗時期 唐玄宗時期 唐德宗時期

  科舉制度 承襲隋制並完善 科舉成為定製 科舉全面盛行茶道 茶正式成為飲料 飲茶成為風氣 陸羽《茶經》問世茶道流傳日本

  禪 惠能成為六祖 南宗成為正統 懷海進行宗教改革禪宗大行其道

  顯然,禪宗的中國化相當成功。他們豈止中國化,也是化中國。事實上,越到後來,禪宗就越是成為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詩、宋詞、元曲、山水畫、明清小說,處處可見禪宗的影子。就連慷慨縱橫不可一世如辛棄疾,那“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不也禪意盎然嗎?[36]

  然而禪宗只可能向儒學靠攏,不可能變性。畢竟,儒家要修齊治平,禪宗卻只要心境湛然。他們甚至與道家也不可能融為一體,卻一定會跟儒道兩家爭奪人心。這就最終要逼出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來,只不過這是後話。

  其實,這裡面有得有失。

  禪宗最大的正面意義,是豐富了中華智慧的寶庫。他們強調的頓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機鋒公案,都提供了一種看待問題的新方法和新視角,即不要執著,不要拘泥。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維和莊子的詩性思維基礎上又進了一步。後世許多學者和思想家以禪為喻、借禪說理,並不足為奇。

  其次,禪宗讓我們明白了智慧與知識的區別——知識屬於社會,智慧屬於個人;知識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啟迪。因此,他們只要求學佛的有慧根,開悟的有機智,卻從不提供標準答案。相反,那些公案和禪偈是不妨反覆琢磨的。比如寶劍出匣那段話,便可以有多種解讀。中國人原本就善於領悟,長於鑑賞,現在更是升級,就像學會了品茶。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我們民族從此建立了一種對待外來文化的模式:以我為主,洋為中用。任何外來文化進入中國,都必須中國化,否則就沒有容身之地。這可是屢試不慡的。從佛法西來到西學東漸,都如此。

  然而正是禪宗創造的這一模式讓我們錯失良機,造成了思想文化領域和心理素質方面的巨額虧欠,直至今天都無法還清債務,補足功課,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然而要討論這樣一個重大話題,卻必須有全球視野。因為只有在那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我們才能看清文明的走向。

  第五章

  大洗牌

  攪局

  丹霞天然和他的同學們跑江湖——在江西和湖南之間跑來跑去時,世界的江湖也在重新洗牌。其中至少有兩件事特別值得一提:一是曾經的蠻族法蘭克人此刻成了羅馬教皇的保護傘,國王查理曼後來還被加冕為羅馬皇帝;再就是以前屬於羅馬、今天由天主照看的西班牙,不但變成了阿拉伯穆斯林的國土,還與巴格達的阿巴斯王朝分庭抗禮。[1]

  這確實意味深長。

  改換門庭並不奇怪。西班牙,或者說大西洋與地中海之間、法國之南摩洛哥之北的伊比利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早就數易其主。它曾經屬於一些古老民族,公元前19年成為奧古斯都治下羅馬帝國的一個省,公元419年又變成了西哥特人的王國,兩段時間分別為四百多年和三百年。

  然後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應該是渡海而來的,因為此前穆阿維葉建立的艦隊早就讓賽普勒斯不戰而降。公元714年,阿拉伯人開始了西班牙的伊斯蘭時代,將東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帶到了那裡。756年,死裡逃生的穆阿維葉後代又將科爾多瓦(Córdoba)定為“後伍麥葉王朝”的首都,並把它建設成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讓所有人都嘆為觀止。

  事實上那時的科爾多瓦也氣象非凡,就連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都相信它是帝國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圖書館裡的藏書多達四十萬冊,七百座清真寺美輪美奐,三百所公共澡堂星羅棋布,難怪它會與長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達並稱為世界四大都會,拜占庭皇帝和歐洲各國國王都要派來使節了。

  中國人教給他們的造紙術在這裡得到了充分利用,希臘和其他民族的經典也像在巴格達那樣被大量翻譯。翻譯家中有不少是猶太人,那些典籍則先由希臘文譯為阿拉伯文,再用西班牙語譯為拉丁文字,連同伊斯蘭的其他文明成果一起傳入歐洲。再加上西西里(Sicilia)也被穿綠衣服的法蒂瑪阿拉伯人控制,便讓基督教神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於數百年後,在義大利那不勒斯(Naples)的大學圖書館裡第一次讀到了阿拉伯文的希臘經典。[2]

  看來,洗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公元8世紀,拉赫曼一世征服西班牙,在昔日羅馬神廟和哥德式教堂的遺址上,建造了這座大清真寺。當西班牙人重新奪回科爾多瓦後,要在原址重建教堂,但大清真寺的建築實在太美,美到連信奉天主教的國王都不忍毀壞它。最終,在卡洛斯五世的直接干預下,保住了殘留的大清真寺,為世界留下了這座罕見的混搭伊斯蘭風格的偉大建築。

  得到好處的還有日耳曼蠻族。他們原先可是目不識丁和粗俗不堪的,根本不知文明為何物。按照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Tacitus)的描述,這些歐洲“胡人”幾乎是為了戰爭而來到人世,勸他們精耕細作比砍他一刀還要困難。對和平毫無興趣的日耳曼武士認為,明明可以通過流血來獲取卻偏要去流汗,是懦弱無能、沒有骨氣和讓人鄙視的;馳騁沙場和衝鋒陷陣則不但無上光榮,而且非常好玩。[3]

  世界是他們的遊樂場,戰爭是他們的嘉年華。

  然而皈依基督以後,過去的蠻族便變得衣冠楚楚和彬彬有禮起來。非但如此,法蘭克王國還成為抵擋伊斯蘭狂飆的銅牆鐵壁,日耳曼武士也逐漸變成基督教騎士。他們把劍放在教堂的聖壇上,然後由國王親手佩戴,這樣就可以為教會承認的正當理由進行聖戰。威武的查理曼甚至在征戰三十二年後給了戰敗的薩克森人兩條出路:要麼成為基督徒,要麼淪為奴隸,然後運往帝國本土做牛做馬。[4]

  薩克森人選擇了前者,而且得到了公平待遇。

  平等相待是基督教的主張,也是羅馬帝國的政策。因此法蘭克人的基督化其實就是羅馬化,而羅馬化幾乎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文化就是變化,也就是文明化。所以,歷史上屢屢出現征服者反過來被同化的案例:征服了漢民族的胡人被漢化,征服了阿拉伯帝國的蒙古人被伊斯蘭化。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文化也一樣。

  毫無疑問,被征服者也會向征服者學習,從他們那裡獲得新鮮血液。也許,這就印證了《周易》的哲學觀念:世界永遠變化,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只不過在歐洲人眼裡,不變的還有西班牙女郎,她們總是那麼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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