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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他剛剛掀開門帘,脖子上就多了根皮條。

  裘皮大衣立即昏死過去。

  原來那是一家黑店。黑店的夥計早在此人張望徘徊於尚書省門前時,就一眼看出這是送上門來的肥羊,立即決定干他一票。那伙歹徒甚至在得手之後眉飛色舞地說:哈!不算衣服,單單這傢伙一身肥肉就很能賣些價錢。

  歹徒們決定等屍體涼了以後再剝皮。

  昏過去的人卻醒了過來。也許這就是胖的好處:不容易被勒死。更幸運的是,街上傳來了開封府尹(首都市長)開道的鳴鑼聲。躺在地上正不知所措的那受害者,急中生智一躍而起,衝出門去高聲大喊:殺人了!殺人了!殺人了!

  黑店夥計十分尷尬,裝模作樣說:官人莫非瘋了?

  開封府尹卻不認為那人瘋了,立即下令搜查。警員衝進浴室逐一掀開蓋板,地窖里居然還有三具屍體。

  人贓俱獲,此案當即告破。[9]

  這就是發生在徽宗宣和初年的開封浴室殺人案。案情並不複雜,卻讓人震驚。人肉包子的故事,只應該發生在《水滸傳》這樣的小說里吧?就算現實中確有其事,開封府也不是十字坡。大宋天子腳下,怎麼也會有此黑店?

  不好說,但有可能。因為中國的大都市發展到宋,已經有了質的變化。宋代首都,也全然不同於漢唐。

  那麼,宋都與唐都,有什麼不同?

  長安、洛陽兩幅圖中,深色部分為皇城、宮城,淺色部分為商業區。可以看到的是,到宋代,首都開封不再有淺色部分,除皇城、宮城外,全城均可從事貿易。

  區別在體制。唐代京城是封閉型的,宮城和皇城之外劃分為住宅區和商業區,前者叫坊,後者叫市。市是市,坊是坊,不相混雜,只不過長安的市分東西,洛陽的分南北。市和坊也都有門禁。住宅區早上開門晚上關閉,商業區則日中擊鼓開市,日落鳴鉦(讀如征,金屬樂器)打烊。[10]

  長安和洛陽的夜晚靜悄悄。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長安和洛陽就一定沒有黑店,至少黑市大約是有的,而且就叫鬼市。鬼市起源於沿海城市,其特點是半夜開市,雞鳴即散,據說很能買到一些尋常看不見的東西。東西很可能是走私的,營業稅當然也不會有人主動繳納。顯然,鬼市其實是不合法的夜市,也是黑市。[11]

  然而到了宋代,情況就變了。開封城內,便既有上半夜營業的夜市,也有下半夜營業的鬼市。夜市在州橋,專賣各種吃食;鬼市在東十字大街拐角處茶館,除了賭博,也賣衣服之類。東西未必來路不明,天亮散夥則可以肯定。[12]

  看來,開封城的茶館還真有點鬼鬼祟祟。

  夜市合法是因為取消了宵禁,也就是不再禁止人們夜間在城內活動。這當然有原因,也有過程。我們知道,開封原本是汴州的州城,叫汴梁。州城變成首都,房屋不夠,民眾只好侵街建房。這些違章建築的門,當然都是面街的。面街當然比牆內更方便做生意,門市部由此誕生。

  結果是什麼呢?

  所有的坊都見賢思齊,紛紛破牆開店。這時,當局就面臨著艱難的選擇:要麼食古不化,要麼面對現實。但,如果堅持原來的制度,又不想因為強拆而激怒民眾,那就得新建坊區和市區來安置居民和商家。這當然成本太高,而且也不可能。因為汴梁是汴、黃、惠民、廣濟四河交匯之處,水路運輸的交通樞紐。靠近碼頭之處,建有倉庫、貨場、賓館和商廈,沿河一字排開,請問怎樣用坊牆圈起來?

  也只好徹底放手,儘管剛開始時並不情願。[13]

  於是到仁宗時期,封閉型的坊市制便徹底崩潰,代之而起的是開放型的街市制。住宅區與商業區連成一片,商家紛紛沿街設店擺攤。宵禁根本無法實行,夜市也就合法,難怪可以“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了。[14]

  這是重大轉變。因為沒有了宵禁,才會有夜生活;有了夜生活,才會有煙火氣。原本壁壘森嚴,作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城堡,也才變成了世俗的、市井的、人間的城市。

  或者說,消費型商業城市。[15]

  實際上,正如我們在《清明上河圖》所見,汴梁瀰漫著濃濃的商業氣息。小飯店的桌椅板凳擺到了路邊,木結構的房屋窗戶比牆還大。陽光和叫賣聲透過竹簾傳進室內,看熱鬧和講價錢的人比比皆是,貨車和駝隊則忙進忙出。[16]

  據《清明上河圖》後半段部分。圖中可見駝隊、商販和行人。畫面右側是城門。

  市場的種類也多。以酒樓為中心的是街市,以娛樂場所為中心的是瓦市,以寺廟為中心的是廟市。魯智深曾經投靠的大相國寺,便每月開市五次,出售的商品中甚至有尼姑的刺繡。就連宮城正門宣德門以南御街兩側的千步廊,也曾經允許商販擺設攤點,讓文彥博這樣的士大夫皺起眉頭。

  皇帝眼皮底下做生意沒有城管來過問,治安和防火卻抓得很緊。開封城內,每三百步範圍就有一處哨所,配備巡警五人,夜間巡邏時連街邊灶台的余火和積薪都要管。專業的消防隊則屯駐在瞭望台下。一旦發生火災,首都駐軍和皇帝親兵都要出動,由開封府尹指揮滅火,不勞民眾費心。[17]

  這實在已經是相當現代和文明的城市。

  開明的政策,良好的管理,使大宋成為當時全世界城市最多也最大的帝國。早在太宗皇帝時期,開封便已是駐軍數十萬、居民上百萬的特大城市。南宋臨時首都杭州,人口則應該在六十萬到一百萬之間。其餘如成都、蘇州,北宋時的洛陽,南宋時的建康(今南京市)和泉州,人口都在五十萬以上。這時歐洲的大城市,一般都還不到十萬人。[18]

  跟帝國官員一樣,宋代城市也是分等級的。最高一級是京府,包括又叫“東京”的首都開封府,以及陪都西京河南府(洛陽)、南京應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縣),當然還有南宋的杭州臨安府。

  比京府低半級的是區域中心城市,叫次府,比如建康府和平江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和蘇州。府的長官叫尹,但多半空缺,由知府(知事)主持工作。府之下,是州縣。一般地說,州的規模是萬家燈火,縣邑則是千家街。

  不過,城市規模也不完全看行政級別,同時還要看經濟水平。宋代的縣之下,還有鎮和市。鎮的地位低於縣,市又低於鎮。它們都不是行政區劃,甚至不能算作城市,只能叫城鄉接合部,前程卻未必不遠大。今天上海的青浦、湖北的沙市,當時雖然只是鎮和市,卻極其繁華。鄂州(今武漢市武昌區)城外的南糙市,人口竟多達數十萬眾。

  這是一個奇觀。要知道,鄂州城外的南糙市,並不是政府主導的經濟開發區,而是民間自發建立的自由市場,所以才叫糙市。一個官本位的王朝,卻能如此寬容善待商品經濟和自由貿易,不能不讓人刮目相看。[19]

  實際上,城市不設宵禁,農村不抑兼併,正是宋代經濟政策與唐不同的緊要之處。官方管制放鬆,民間資本和創新能力便活力自現。國內市場的繁榮,並非沒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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