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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叔獻卻說：我自有辦法。
辦法在租種莊園田地的佃戶，也就是莊客那裡。李誠莊園充公了，佃戶沒有充公，侯叔獻便跟他們算帳：你們祖祖輩輩租種李家的田地，都已經脫貧致富。現在官府要拍賣李家莊園。如果被別人買去，你們就得退租還田，在莊園裡蓋的房子也不能再住，實在不如湊錢幫李家買回，李家也保證你們長為佃戶。主客和衷共濟，豈非兩全其美？
莊客們都說：願從公祖之言。
李誠的孫子這才重新成為少莊主。[1]
這就是“李誠莊園案”，此案值得深思。
可以看出的問題很多。比如充公的李誠莊園八十多年賣不出去，竟無一任地方官員過問，豈非咄咄怪事？原因卻很簡單，那就是宋代的州縣根本就沒有長官，只有知事，叫知縣和知州，全稱“知某州事”或“知某縣事”，意思是主持某州或某縣工作。有的還稱“權知”，那就更是“姑且主持”而已。官員既然是“臨時工”，當然得過且過。就連身為縣尉的侯叔獻，處理此案憑的也不是職責，而是良心。
宋，為什麼要把縣令和刺史改為知縣和知州？
為了中央集權。
集權的第一件事，是集地方之權於中央。地方上的首要任務，甚至只是為中央政府斂財。因此，不能有維護州縣的地方官，只能有主持工作的中央官，知州和知縣也往往都有中央政府的官銜。看起來是高配，實際上是集權。
不過，凡事有弊有利。正因為王朝的精力主要用於防止宮廷政變和軍人奪權，對於民間的思想文化、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便無意過多干預，反倒會網開一面，聽其自然。唯其如此，宋代才有不同於漢唐的經濟形態、模式和特色。表現於城市，就是市井；表現於農村，則是莊園。[2]
莊園的特點是一大二富。比如李誠家，占地面積多達方圓十里，而且儘是土壤肥沃之地，還有河流貫穿其中。佃戶更是多達百家，戶戶高樓大院，豐衣足食。這在西周，便已是一個邦國的規模。標價二萬貫，其實不多。
這就讓人想起東漢魏晉的塢堡。
塢堡原本是一種民間防衛性建築，或設防的農莊，後來則發展為經濟模式和社會組織。它的情況很像《水滸傳》中的祝家莊：有森嚴的壁壘，也有私人的軍隊。一旦發生戰亂和侵略，就能倚仗城堡、高牆和護城河，以及全副武裝的家丁和堡民保障安全。難怪祝家莊的佃戶每家兩把朴刀了。
不過，祝家莊卻是特例，宋代莊園與東漢魏晉的塢堡也有本質區別。塢堡有號稱部曲的私兵，莊園沒有。都有的是佃戶。但，東漢魏晉的佃戶與塢主之間，是隸屬關係和依附關係，部曲就更是。宋代的莊客與莊主卻是租賃關係，也是契約關係。所以，李誠莊園被充了公，佃戶們卻照樣種他們的地。只不過老闆變成了官家，地租上交縣衙而已。[3]
當然，莊園如果賣給別人，新莊主也就有權解約。反過來也一樣。佃戶不滿意，也可以一走了之，莊主沒有任何權力阻攔和扣留。碰巧的是，李家莊的莊客發家致富了，捨不得走，所以侯叔獻能夠說服他們，他們也出得起錢。[4]
這就跟東漢魏晉甚至隋唐都不同。[5]
典型的宋代莊園，大約是史家莊那樣的：前通官道，後靠溪岡。一周遭青縷如煙，四下里綠陰似染。轉屋角牛羊滿地，打麥場雞鴨成群。牆外桃紅柳綠，牆內人丁興旺。莊主則端坐糙堂，里里外外自有那些莊客打理。如果有王進那樣的落難之人前來投宿，也能受到款待。[6]
那麼，宋代莊園興旺發達，原因何在？
戶籍制度，經濟政策，市場需求。
我們知道，宋代戶籍是有主、客之別的。只要是直接向政府納稅，哪怕窮得只交一文錢，也是主戶。相反，只要自己沒有不動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即便脫貧致富如李誠莊客，也是客戶。客戶最多的時候，竟占到全國總戶數的百分之四十。他們在哪裡呢？當然是李誠們的莊園。
莊園多半是買下來的，也有開荒開出來的。但無論哪種方式，政府都承認其合法，甚至鼓勵。也就是說，只要有力就能墾荒，只要有錢就能買地。開墾多少，購買多少，政府都不管。莊客開了荒，買了地，要自立門戶，也沒問題。
宋代莊園留存至今的已不可見，這是以明清時代地主莊園為藍本創作的莊園鳥瞰圖。這個莊園前有河流環護，後倚青山翠柏，可謂豪族所在。
這樣一种放任寬容，也是前所未有的。之前歷朝歷代的土地政策，是強調國有，抑制兼併；宋則是承認私有，不抑兼併，還把私人占有視為藏富於民和為國守財。於是，土地被商品化並投放市場，甚至國有土地的使用權和租賃權也能轉手買賣，大大小小的莊園當然林立於天下。
實際上，也只有規模宏大、從事多種經營的莊園，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正如後面將要講到的，宋代城市經濟和海外貿易都相當繁榮。不但市民和外商需要大量的農副產品，就連農村中的專業戶比如蠶農、果農和蔗農，也都吃起商品糧來。這就勢必要求農業生產告別自給自足，走向商品化、專業化和規模化。莊園的興起可謂適逢其時。[7]
與莊園同時興起的，是各種專業化的農場。今天安徽省銅陵市的丁家洲，在南宋時期便是三百里地只種蘿蔔，然後經由長江運到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出售。可見當時市場化程度之高，農業商品需求量之大，也可見農村經濟轉型的根本原因在於帝國城市的跨越式發展。因此，只有揭開宋代城市的面紗，才能真正一睹宋代經濟生活的芳容。[8]
那就進城看看。
[1]事見（北宋）魏泰《東軒筆錄》卷八，亦見錢穆《中國經濟史》。但錢穆書記憶有誤，此處以魏泰書為依據。
[2]關於宋代的這一政治特色，請參看吳宗國主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所載鄧小南《“祖宗之法”與官僚政治制度》一文。
[3]關於東漢魏晉部曲、佃戶與塢堡主的人身依附關係，請參看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宋代莊客與莊主的契約關係，請參看漆俠《宋代經濟史》。
[4]莊客的遷徙自由，請參看漆俠《宋代經濟史》。
[5]錢穆先生甚至認為宋代才有莊園。請參看錢穆《中國經濟史》及整理者葉龍注。
[6]請參看《水滸傳》
第二回。
[7]以上論述所據史實均請參看漆俠《宋代經濟史》，但該書所論並非莊園經濟。
[8]此處所述金陵蘿蔔一事見楊萬里《從丁家洲避風行小港出荻港大江》及原注，城市跨越式發展的觀點引自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
城市
冬季黎明時分的開封有點冷清。夜市已經結束，早市尚未開張，街上行人稀少，政府也沒上班，只有一個肥肥胖胖穿著裘皮大衣的人在尚書省門前東張西望。
這是一個外地人，而且差點被殺。
此人的身份是案發之後弄清楚的。原來，他是由於參加官員選拔，要到吏部遞交履歷和申請表而來到開封。跟所有初來乍到的土包子一樣，這位候補官員完全找不著北，後來走進那家茶館也就不足為奇。也許在這個寒冷的早晨，他決定接受店家的建議，先泡個澡，吃點東西喝杯茶，然後神清氣慡去見官。要知道，當時開封的茶館是附設浴室的，夥計們臉上也一定堆滿了冬日和陽般溫暖燦爛的笑容。
辦法在租種莊園田地的佃戶，也就是莊客那裡。李誠莊園充公了，佃戶沒有充公，侯叔獻便跟他們算帳：你們祖祖輩輩租種李家的田地，都已經脫貧致富。現在官府要拍賣李家莊園。如果被別人買去，你們就得退租還田，在莊園裡蓋的房子也不能再住，實在不如湊錢幫李家買回，李家也保證你們長為佃戶。主客和衷共濟，豈非兩全其美？
莊客們都說：願從公祖之言。
李誠的孫子這才重新成為少莊主。[1]
這就是“李誠莊園案”，此案值得深思。
可以看出的問題很多。比如充公的李誠莊園八十多年賣不出去，竟無一任地方官員過問，豈非咄咄怪事？原因卻很簡單，那就是宋代的州縣根本就沒有長官，只有知事，叫知縣和知州，全稱“知某州事”或“知某縣事”，意思是主持某州或某縣工作。有的還稱“權知”，那就更是“姑且主持”而已。官員既然是“臨時工”，當然得過且過。就連身為縣尉的侯叔獻，處理此案憑的也不是職責，而是良心。
宋，為什麼要把縣令和刺史改為知縣和知州？
為了中央集權。
集權的第一件事，是集地方之權於中央。地方上的首要任務，甚至只是為中央政府斂財。因此，不能有維護州縣的地方官，只能有主持工作的中央官，知州和知縣也往往都有中央政府的官銜。看起來是高配，實際上是集權。
不過，凡事有弊有利。正因為王朝的精力主要用於防止宮廷政變和軍人奪權，對於民間的思想文化、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便無意過多干預，反倒會網開一面，聽其自然。唯其如此，宋代才有不同於漢唐的經濟形態、模式和特色。表現於城市，就是市井；表現於農村，則是莊園。[2]
莊園的特點是一大二富。比如李誠家，占地面積多達方圓十里，而且儘是土壤肥沃之地，還有河流貫穿其中。佃戶更是多達百家，戶戶高樓大院，豐衣足食。這在西周，便已是一個邦國的規模。標價二萬貫，其實不多。
這就讓人想起東漢魏晉的塢堡。
塢堡原本是一種民間防衛性建築，或設防的農莊，後來則發展為經濟模式和社會組織。它的情況很像《水滸傳》中的祝家莊：有森嚴的壁壘，也有私人的軍隊。一旦發生戰亂和侵略，就能倚仗城堡、高牆和護城河，以及全副武裝的家丁和堡民保障安全。難怪祝家莊的佃戶每家兩把朴刀了。
不過，祝家莊卻是特例，宋代莊園與東漢魏晉的塢堡也有本質區別。塢堡有號稱部曲的私兵，莊園沒有。都有的是佃戶。但，東漢魏晉的佃戶與塢主之間，是隸屬關係和依附關係，部曲就更是。宋代的莊客與莊主卻是租賃關係，也是契約關係。所以，李誠莊園被充了公，佃戶們卻照樣種他們的地。只不過老闆變成了官家，地租上交縣衙而已。[3]
當然，莊園如果賣給別人，新莊主也就有權解約。反過來也一樣。佃戶不滿意，也可以一走了之，莊主沒有任何權力阻攔和扣留。碰巧的是，李家莊的莊客發家致富了，捨不得走，所以侯叔獻能夠說服他們，他們也出得起錢。[4]
這就跟東漢魏晉甚至隋唐都不同。[5]
典型的宋代莊園，大約是史家莊那樣的：前通官道，後靠溪岡。一周遭青縷如煙，四下里綠陰似染。轉屋角牛羊滿地，打麥場雞鴨成群。牆外桃紅柳綠，牆內人丁興旺。莊主則端坐糙堂，里里外外自有那些莊客打理。如果有王進那樣的落難之人前來投宿，也能受到款待。[6]
那麼，宋代莊園興旺發達，原因何在？
戶籍制度，經濟政策，市場需求。
我們知道，宋代戶籍是有主、客之別的。只要是直接向政府納稅，哪怕窮得只交一文錢，也是主戶。相反，只要自己沒有不動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即便脫貧致富如李誠莊客，也是客戶。客戶最多的時候，竟占到全國總戶數的百分之四十。他們在哪裡呢？當然是李誠們的莊園。
莊園多半是買下來的，也有開荒開出來的。但無論哪種方式，政府都承認其合法，甚至鼓勵。也就是說，只要有力就能墾荒，只要有錢就能買地。開墾多少，購買多少，政府都不管。莊客開了荒，買了地，要自立門戶，也沒問題。
宋代莊園留存至今的已不可見，這是以明清時代地主莊園為藍本創作的莊園鳥瞰圖。這個莊園前有河流環護，後倚青山翠柏，可謂豪族所在。
這樣一种放任寬容，也是前所未有的。之前歷朝歷代的土地政策，是強調國有，抑制兼併；宋則是承認私有，不抑兼併，還把私人占有視為藏富於民和為國守財。於是，土地被商品化並投放市場，甚至國有土地的使用權和租賃權也能轉手買賣，大大小小的莊園當然林立於天下。
實際上，也只有規模宏大、從事多種經營的莊園，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正如後面將要講到的，宋代城市經濟和海外貿易都相當繁榮。不但市民和外商需要大量的農副產品，就連農村中的專業戶比如蠶農、果農和蔗農，也都吃起商品糧來。這就勢必要求農業生產告別自給自足，走向商品化、專業化和規模化。莊園的興起可謂適逢其時。[7]
與莊園同時興起的，是各種專業化的農場。今天安徽省銅陵市的丁家洲，在南宋時期便是三百里地只種蘿蔔，然後經由長江運到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出售。可見當時市場化程度之高，農業商品需求量之大，也可見農村經濟轉型的根本原因在於帝國城市的跨越式發展。因此，只有揭開宋代城市的面紗，才能真正一睹宋代經濟生活的芳容。[8]
那就進城看看。
[1]事見（北宋）魏泰《東軒筆錄》卷八，亦見錢穆《中國經濟史》。但錢穆書記憶有誤，此處以魏泰書為依據。
[2]關於宋代的這一政治特色，請參看吳宗國主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所載鄧小南《“祖宗之法”與官僚政治制度》一文。
[3]關於東漢魏晉部曲、佃戶與塢堡主的人身依附關係，請參看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宋代莊客與莊主的契約關係，請參看漆俠《宋代經濟史》。
[4]莊客的遷徙自由，請參看漆俠《宋代經濟史》。
[5]錢穆先生甚至認為宋代才有莊園。請參看錢穆《中國經濟史》及整理者葉龍注。
[6]請參看《水滸傳》
第二回。
[7]以上論述所據史實均請參看漆俠《宋代經濟史》，但該書所論並非莊園經濟。
[8]此處所述金陵蘿蔔一事見楊萬里《從丁家洲避風行小港出荻港大江》及原注，城市跨越式發展的觀點引自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
城市
冬季黎明時分的開封有點冷清。夜市已經結束，早市尚未開張，街上行人稀少，政府也沒上班，只有一個肥肥胖胖穿著裘皮大衣的人在尚書省門前東張西望。
這是一個外地人，而且差點被殺。
此人的身份是案發之後弄清楚的。原來，他是由於參加官員選拔，要到吏部遞交履歷和申請表而來到開封。跟所有初來乍到的土包子一樣，這位候補官員完全找不著北，後來走進那家茶館也就不足為奇。也許在這個寒冷的早晨，他決定接受店家的建議，先泡個澡，吃點東西喝杯茶，然後神清氣慡去見官。要知道，當時開封的茶館是附設浴室的，夥計們臉上也一定堆滿了冬日和陽般溫暖燦爛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