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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餿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御駕親征，自己留守京城。誰都知道，帶兵打仗，是最危險的；留守京城，則是最安全的。國難當頭之時，任何忠臣，都應該把危險留給自己，安全留給皇上，何況這“國難”還是你晁錯惹出來的？你惹了禍，你就得有擔當。正如蘇東坡所說：“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然而晁錯卻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這就難怪不但袁盎主張殺他，就連其他大臣也主張要殺了（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實際上，像晁錯這樣把安全留給自己，危險留給皇上的大臣，恐怕哪個皇帝都不能容忍。所謂“烈火見真金，危難見忠臣”，晁錯的這個餿主意，確實讓自己的“忠”大大打了折扣。
所以蘇東坡說：“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相反，如果晁錯把危難擔當起來（已身任其危），親自率兵東向迎敵（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不讓君王受到威脅和連累（使不至於累其君），皇上肯定會把他看作可以克敵制勝的依靠（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那麼，就算有一百個袁盎，又能怎麼樣呢（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這就是晁錯之錯了。他錯在急功近利，錯在專政擅權，錯在自以為是，錯在得意忘形，錯在只有雄心壯志，沒有大智大勇，只知一往無前，不知運籌帷幄。他太想做一個孤膽英雄了，不知道改革會有陣痛，成名要付出代價，再偉大的戰士也是需要後援的。
非常遺憾的是，這往往也是歷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難怪司馬遷要說：“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我以此心對明月，奈何明月照渠溝。其實明月又何曾照渠溝呢？
變法幫了腐敗的忙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真宗趙恆、仁宗趙禎和英宗趙曙。此後，則還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趙煦、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這時，北宋王朝已過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卻很年輕。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趙頊，此刻正好二十歲。年輕人血氣方剛，總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於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寧變法”。
一、變法迫在眉睫（1）
公元1067年，是一個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年份。這一年正月，三十六歲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趙頊（音須）承嗣大統當了皇帝，是為宋神宗。當然，神宗是他的廟號，死了以後才叫的。在世的時候，我們大約只能喚他一聲“當今聖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真宗趙恆、仁宗趙禎和英宗趙曙。此後，則還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趙煦、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這時，北宋王朝已過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卻很年輕。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趙頊，此刻正好二十歲。年輕人血氣方剛，總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於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寧變法”。
變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頭一把。因為它是從趙頊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開始的，因此叫“熙寧變法”。後面的兩把火，則是元豐年間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進攻西夏）。看來趙頊確實是一個很想有所作為的年輕人，只不過他的作為似乎效果都不怎麼好。變法是一再受阻，節節敗退，對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慘敗，因此趙頊死後得到的廟號竟是“神宗”。據諡法，“民無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的意思。歷史上叫做“神宗”的，還有一位明代的萬曆皇帝朱翊鈞。但萬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麼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這位獨斷專任大刀闊斧的趙頊享用同一個廟號，這也真是讓人“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不過話又說回來，宋神宗的變法，倒也不是自尋煩惱，無事生非，為政績而政績。變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遠見卓識的。我們知道，一個成熟的王朝，如果順順噹噹地延續了上百年，那就幾乎一定會出問題。因為歷代王朝實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社會成員普遍貧窮落後的基礎之上的。正因為普遍貧窮落後，這才不但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體（朝廷）或權力象徵（皇帝）。一旦富裕起來，強盛起來，或貧富拉開差距，王朝發展成超級大帝國（突破規模），麻煩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貨志》說：“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也就是說，和平安定的時間長了，人口就會大幅度增長，開支也會大幅度增長。一是軍隊越來越龐大，二是官場越來越臃腫，三是宗教越來越興盛，這些都要增加費用。何況富裕起來以後，要求也不同於前。不但官員的排場越來越大，就連民眾的生活也漸漸奢侈，財政豈能不成問題？
與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則越來越低，國家的活力也越來越少。因為承平日久，憂患全無。朝野上下，慵懶疲軟，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熙寧年間的情況便正是如此。五個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氣勃勃外，曾公亮老氣橫秋，富弼稱病求退，唐介不久辭世，趙捊鋅嗔歟比朔澩趟嫡饢甯鋈爍蘸檬巧喜∷攬唷Ｕ庵幟浩臉戀淖純觶⒎譴笏翁賾校涫狄彩撬小鞍倌昀系輟鋇耐ú ?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時期，動亂的烽煙便已悄然升起，帝國的喪鐘也已悄然響起，只是大家看不見也聽不見。他們看見聽見的，是形勢大好，是歌舞昇平，是“雲里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是“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時，就後悔莫及了。大唐便是這樣。
宋神宗顯然不願意看到這種結局。
事實上當時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據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引盧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間，國家財政收入三千九百萬，支出一千三百萬，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四千四百萬，支出八百八十萬，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寧年間，收入雖達五千零六十萬，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萬，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說來，趙頊的國庫，豈不等於是空的？
一、變法迫在眉睫（2）
支出增長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貨志》的說法，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遼夏威脅，長期作戰，歲費彌加。這一條其實包括兩項，即“軍費”和“歲費”。所謂“歲費”，就是大宋每年送給遼國和西夏用來購買和平的錢。這些錢，不但年年要給，而且不斷增加。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除非能把遼國和西夏滅了。不過宋王朝顯然沒有這個能耐，不被他們滅掉就是萬幸。但買來的和平並不可靠，所以軍費和歲費一樣，也是有增無減。
所以蘇東坡說：“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相反，如果晁錯把危難擔當起來（已身任其危），親自率兵東向迎敵（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不讓君王受到威脅和連累（使不至於累其君），皇上肯定會把他看作可以克敵制勝的依靠（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那麼，就算有一百個袁盎，又能怎麼樣呢（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這就是晁錯之錯了。他錯在急功近利，錯在專政擅權，錯在自以為是，錯在得意忘形，錯在只有雄心壯志，沒有大智大勇，只知一往無前，不知運籌帷幄。他太想做一個孤膽英雄了，不知道改革會有陣痛，成名要付出代價，再偉大的戰士也是需要後援的。
非常遺憾的是，這往往也是歷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難怪司馬遷要說：“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我以此心對明月，奈何明月照渠溝。其實明月又何曾照渠溝呢？
變法幫了腐敗的忙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真宗趙恆、仁宗趙禎和英宗趙曙。此後，則還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趙煦、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這時，北宋王朝已過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卻很年輕。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趙頊，此刻正好二十歲。年輕人血氣方剛，總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於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寧變法”。
一、變法迫在眉睫（1）
公元1067年，是一個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年份。這一年正月，三十六歲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趙頊（音須）承嗣大統當了皇帝，是為宋神宗。當然，神宗是他的廟號，死了以後才叫的。在世的時候，我們大約只能喚他一聲“當今聖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真宗趙恆、仁宗趙禎和英宗趙曙。此後，則還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趙煦、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這時，北宋王朝已過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卻很年輕。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趙頊，此刻正好二十歲。年輕人血氣方剛，總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於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寧變法”。
變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頭一把。因為它是從趙頊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開始的，因此叫“熙寧變法”。後面的兩把火，則是元豐年間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進攻西夏）。看來趙頊確實是一個很想有所作為的年輕人，只不過他的作為似乎效果都不怎麼好。變法是一再受阻，節節敗退，對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慘敗，因此趙頊死後得到的廟號竟是“神宗”。據諡法，“民無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的意思。歷史上叫做“神宗”的，還有一位明代的萬曆皇帝朱翊鈞。但萬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麼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這位獨斷專任大刀闊斧的趙頊享用同一個廟號，這也真是讓人“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不過話又說回來，宋神宗的變法，倒也不是自尋煩惱，無事生非，為政績而政績。變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遠見卓識的。我們知道，一個成熟的王朝，如果順順噹噹地延續了上百年，那就幾乎一定會出問題。因為歷代王朝實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社會成員普遍貧窮落後的基礎之上的。正因為普遍貧窮落後，這才不但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體（朝廷）或權力象徵（皇帝）。一旦富裕起來，強盛起來，或貧富拉開差距，王朝發展成超級大帝國（突破規模），麻煩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貨志》說：“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也就是說，和平安定的時間長了，人口就會大幅度增長，開支也會大幅度增長。一是軍隊越來越龐大，二是官場越來越臃腫，三是宗教越來越興盛，這些都要增加費用。何況富裕起來以後，要求也不同於前。不但官員的排場越來越大，就連民眾的生活也漸漸奢侈，財政豈能不成問題？
與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則越來越低，國家的活力也越來越少。因為承平日久，憂患全無。朝野上下，慵懶疲軟，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熙寧年間的情況便正是如此。五個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氣勃勃外，曾公亮老氣橫秋，富弼稱病求退，唐介不久辭世，趙捊鋅嗔歟比朔澩趟嫡饢甯鋈爍蘸檬巧喜∷攬唷Ｕ庵幟浩臉戀淖純觶⒎譴笏翁賾校涫狄彩撬小鞍倌昀系輟鋇耐ú ?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時期，動亂的烽煙便已悄然升起，帝國的喪鐘也已悄然響起，只是大家看不見也聽不見。他們看見聽見的，是形勢大好，是歌舞昇平，是“雲里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是“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時，就後悔莫及了。大唐便是這樣。
宋神宗顯然不願意看到這種結局。
事實上當時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據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引盧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間，國家財政收入三千九百萬，支出一千三百萬，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四千四百萬，支出八百八十萬，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寧年間，收入雖達五千零六十萬，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萬，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說來，趙頊的國庫，豈不等於是空的？
一、變法迫在眉睫（2）
支出增長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貨志》的說法，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遼夏威脅，長期作戰，歲費彌加。這一條其實包括兩項，即“軍費”和“歲費”。所謂“歲費”，就是大宋每年送給遼國和西夏用來購買和平的錢。這些錢，不但年年要給，而且不斷增加。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除非能把遼國和西夏滅了。不過宋王朝顯然沒有這個能耐，不被他們滅掉就是萬幸。但買來的和平並不可靠，所以軍費和歲費一樣，也是有增無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