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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像晁錯這樣的書呆子，也只能讓他發議論，出主意，不能讓他辦實事，掌實權。文章寫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調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遠矚的人，可能看不清細節；深謀遠慮的人，可能看不見眼前。所謂“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劃與執行、設計與操作區分開來，讓他們各就各位。漢文帝欣賞晁錯，卻不委以重任授以實權，除晁錯資歷尚淺外，恐怕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可惜漢景帝沒有乃父那種政治家眼光，而晁錯要做的又是一件非常的大事，這就惹出了天大的麻煩。
晁錯極力主張要做的事情，用蘇東坡的話說，是最難做的。蘇東坡在《晁錯論》這篇文章中，一開始就講了這個道理。他說，一個國家一個王朝，最難對付的患難，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實際上潛伏著危機，而且難以預測（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這是非常難辦的。為什麼呢？因為坐觀其變，靜待其時，解決問題的條件雖然更成熟，就怕那時政治已徹底糜爛，局面已不可收拾（則恐至於不可救）；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強行著手消除隱患，則承平日久，天下無事，誰又相信我們說的危機呢（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這就兩難。這個時候，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傑之士”，才能挺身而出，“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絕非那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擔當（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道，在大家都認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況下，無緣無故地挑起一場風波（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是要擔極大的風險，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還能對天下人有個交代（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否則，還是不要輕舉妄動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蘇東坡說的這種事；晁錯，卻不是蘇東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說，削藩其事是其事（決定削藩是對的），晁錯其人非其人（起用晁錯是錯的）。漢景帝用晁錯來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晁錯，怎麼就不是適當人選呢？
六、晁錯之錯（1）
我們首先要肯定，晁錯這個人，確有許多優點。最明顯也最難得的，是既忠心耿耿又深謀遠慮。惟其如此，這才冒著得罪四方諸侯的風險，頂著離間天家骨肉的罪名，力排眾議，頂風而上，強行削藩。這無疑是“盡忠為漢”，他的冤死也讓人扼腕嘆息，班固就說“錯雖不終，世哀其忠”。但問題是，難道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一定要用自己的血來祭奠自己的理想？難道“始作俑者”便當真“其無後乎”？
事情恐怕並非如此。正如蘇東坡所說，人們常常只看到晁錯是因為忠心耿耿而死於非命的（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道他招致飛來橫禍也有自身的原因（不知錯有以取也）。晁錯確實深謀遠慮，但他的深謀遠慮，是對國家的，不是對自己的。他為國家想得很多、很深、很遠，對自己的命運前途則懵懵懂懂，一無所知，甚至盲目樂觀，所以《漢書》說他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看來，即便是晁錯這樣的“智囊”，也不是什麼問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當然，要說晁錯對自身的安危一無所知一無所慮，恐怕也不是事實。至少，當他的父親把問題的嚴重性指出來以後，他應該有所反省。但他卻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可見，他其實是想清楚了的。而且，正因為想清楚了，這才奮不顧身，一往無前。
這種“奮不顧身”的品質常常被人們視為一種美德，然而我們在讚不絕口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多一點思考？奮不顧身當然很崇高，但奮不顧身的人往往也很難為他人著想；而一個連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國家。為什麼呢？因為國家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它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因此國情其實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實也不會懂國情。不懂國情，你又怎麼保衛國家呢？
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優點，但往往同時也是缺點。因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執己見。他們總以為既然自己是“忠”，則別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jian”；既然自己是“一心為公”，則別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一心為私”。這又哪裡聽得進不同意見？如果不能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又豈能做出的正確判斷和決策？結果是，一旦他們做出某種決定，便一定自以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的決定是為公的，不是為私的。處以公心，就無所畏懼。無私者無畏嘛！
這下子麻煩就大了。實際上，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有所畏懼的好。有所畏懼，謀劃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計慮才周密。尤其是削藩這樣風險極大的事，絕非憑著書生意氣就可以進行的。書生意氣只能屬於書生，不能屬於政治家。政治家最忌諱的，就是意氣用事。政治家當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則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慮，要把來龍去脈和利害關係都想清楚了，把各種可能性都考慮周全，做好最壞的打算，才能下決心。其次，事情發生以後，他一定得臨危不懼，鎮定自若，不能自亂陣腳，更不能臨陣脫逃。第三，對於已然發生的問題，包括種種不測，他要有足夠的智慧去解決，而且是指揮若定地逐一解決。用蘇東坡的話說，就是“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可惜的是，這三條，晁錯一條也做不到。
晁錯主張削藩雖然很早，考慮卻不周全。我們只看到他極力鼓吹削藩，卻沒看到他做過什麼“可行性研究”，提出什麼“可操作方案”。對於由此而可能導致的風險，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一句空話。諸侯反了怎麼辦，他是沒有對策的。顯然，他只想到了“應該去做”，沒考慮“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對削藩的困難明顯估計不足，對雙方的情況明顯掌握不夠，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敗？還有一點也很不好： 他太想儘早完成這一偉業了。結果勢必急功近利，不講策略，糙率從事。這就既沒能做到事先“知其當然”，又不能做到事後“徐為之圖”。
六、晁錯之錯（2）
更糟糕的是，他也沒能做到“事至不懼”。七國反漢後，缺乏足夠思想準備的漢景帝方寸大亂，心急如焚。這時，他最需要的，是晁錯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幫他解圍。可惜，晁錯是書呆子，不是政治家。他不但沒有什麼錦囊妙計，反倒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兩個餿主意。正是這兩個餿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第一個餿主意是殺袁盎。吳楚七國造反後，晁錯就和自己的副手、下屬商量要殺袁盎。晁錯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副手有兩個，一個叫御史丞，一個叫御史中丞，下屬就是御史。晁錯說，袁盎這傢伙，接受吳王的賄賂（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總說吳王不會造反（專為蔽匿，言不反），現在卻果然反了（今果反）。我們應該殺了袁盎，就知道他們搞什麼鬼了（欲請治盎宜知計謀）。晁錯的副手和下屬卻不贊成。副手和下屬說，事情還沒發生時，這麼整一下，或許還有好處（事未發，治之有絕）。現在叛軍都打過來了，殺袁盎又有什麼用（今兵西鄉，治之何益）！再說袁盎身為朝廷大臣，也不應該和吳王有陰謀（且袁盎不宜有謀）。晁錯聽了，猶豫不決，袁盎卻得到了消息，通過竇嬰求見皇上，提出了“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的對策，被漢景帝採納，晁錯也就“衣朝衣斬東市”。這可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就連司馬遷也批評說：“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晁錯這一著，是不是臭棋？
可惜漢景帝沒有乃父那種政治家眼光，而晁錯要做的又是一件非常的大事，這就惹出了天大的麻煩。
晁錯極力主張要做的事情，用蘇東坡的話說，是最難做的。蘇東坡在《晁錯論》這篇文章中，一開始就講了這個道理。他說，一個國家一個王朝，最難對付的患難，是表面上看天下太平，實際上潛伏著危機，而且難以預測（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這是非常難辦的。為什麼呢？因為坐觀其變，靜待其時，解決問題的條件雖然更成熟，就怕那時政治已徹底糜爛，局面已不可收拾（則恐至於不可救）；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強行著手消除隱患，則承平日久，天下無事，誰又相信我們說的危機呢（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這就兩難。這個時候，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豪傑之士”，才能挺身而出，“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絕非那些只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擔當（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道，在大家都認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況下，無緣無故地挑起一場風波（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是要擔極大的風險，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還能對天下人有個交代（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否則，還是不要輕舉妄動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蘇東坡說的這種事；晁錯，卻不是蘇東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說，削藩其事是其事（決定削藩是對的），晁錯其人非其人（起用晁錯是錯的）。漢景帝用晁錯來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確實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晁錯，怎麼就不是適當人選呢？
六、晁錯之錯（1）
我們首先要肯定，晁錯這個人，確有許多優點。最明顯也最難得的，是既忠心耿耿又深謀遠慮。惟其如此，這才冒著得罪四方諸侯的風險，頂著離間天家骨肉的罪名，力排眾議，頂風而上，強行削藩。這無疑是“盡忠為漢”，他的冤死也讓人扼腕嘆息，班固就說“錯雖不終，世哀其忠”。但問題是，難道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一定要用自己的血來祭奠自己的理想？難道“始作俑者”便當真“其無後乎”？
事情恐怕並非如此。正如蘇東坡所說，人們常常只看到晁錯是因為忠心耿耿而死於非命的（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道他招致飛來橫禍也有自身的原因（不知錯有以取也）。晁錯確實深謀遠慮，但他的深謀遠慮，是對國家的，不是對自己的。他為國家想得很多、很深、很遠，對自己的命運前途則懵懵懂懂，一無所知，甚至盲目樂觀，所以《漢書》說他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看來，即便是晁錯這樣的“智囊”，也不是什麼問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當然，要說晁錯對自身的安危一無所知一無所慮，恐怕也不是事實。至少，當他的父親把問題的嚴重性指出來以後，他應該有所反省。但他卻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可見，他其實是想清楚了的。而且，正因為想清楚了，這才奮不顧身，一往無前。
這種“奮不顧身”的品質常常被人們視為一種美德，然而我們在讚不絕口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多一點思考？奮不顧身當然很崇高，但奮不顧身的人往往也很難為他人著想；而一個連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國家。為什麼呢？因為國家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它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因此國情其實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實也不會懂國情。不懂國情，你又怎麼保衛國家呢？
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優點，但往往同時也是缺點。因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執己見。他們總以為既然自己是“忠”，則別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jian”；既然自己是“一心為公”，則別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一心為私”。這又哪裡聽得進不同意見？如果不能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又豈能做出的正確判斷和決策？結果是，一旦他們做出某種決定，便一定自以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的決定是為公的，不是為私的。處以公心，就無所畏懼。無私者無畏嘛！
這下子麻煩就大了。實際上，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有所畏懼的好。有所畏懼，謀劃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計慮才周密。尤其是削藩這樣風險極大的事，絕非憑著書生意氣就可以進行的。書生意氣只能屬於書生，不能屬於政治家。政治家最忌諱的，就是意氣用事。政治家當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則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慮，要把來龍去脈和利害關係都想清楚了，把各種可能性都考慮周全，做好最壞的打算，才能下決心。其次，事情發生以後，他一定得臨危不懼，鎮定自若，不能自亂陣腳，更不能臨陣脫逃。第三，對於已然發生的問題，包括種種不測，他要有足夠的智慧去解決，而且是指揮若定地逐一解決。用蘇東坡的話說，就是“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可惜的是，這三條，晁錯一條也做不到。
晁錯主張削藩雖然很早，考慮卻不周全。我們只看到他極力鼓吹削藩，卻沒看到他做過什麼“可行性研究”，提出什麼“可操作方案”。對於由此而可能導致的風險，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一句空話。諸侯反了怎麼辦，他是沒有對策的。顯然，他只想到了“應該去做”，沒考慮“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對削藩的困難明顯估計不足，對雙方的情況明顯掌握不夠，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敗？還有一點也很不好： 他太想儘早完成這一偉業了。結果勢必急功近利，不講策略，糙率從事。這就既沒能做到事先“知其當然”，又不能做到事後“徐為之圖”。
六、晁錯之錯（2）
更糟糕的是，他也沒能做到“事至不懼”。七國反漢後，缺乏足夠思想準備的漢景帝方寸大亂，心急如焚。這時，他最需要的，是晁錯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幫他解圍。可惜，晁錯是書呆子，不是政治家。他不但沒有什麼錦囊妙計，反倒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兩個餿主意。正是這兩個餿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第一個餿主意是殺袁盎。吳楚七國造反後，晁錯就和自己的副手、下屬商量要殺袁盎。晁錯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副手有兩個，一個叫御史丞，一個叫御史中丞，下屬就是御史。晁錯說，袁盎這傢伙，接受吳王的賄賂（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總說吳王不會造反（專為蔽匿，言不反），現在卻果然反了（今果反）。我們應該殺了袁盎，就知道他們搞什麼鬼了（欲請治盎宜知計謀）。晁錯的副手和下屬卻不贊成。副手和下屬說，事情還沒發生時，這麼整一下，或許還有好處（事未發，治之有絕）。現在叛軍都打過來了，殺袁盎又有什麼用（今兵西鄉，治之何益）！再說袁盎身為朝廷大臣，也不應該和吳王有陰謀（且袁盎不宜有謀）。晁錯聽了，猶豫不決，袁盎卻得到了消息，通過竇嬰求見皇上，提出了“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的對策，被漢景帝採納，晁錯也就“衣朝衣斬東市”。這可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就連司馬遷也批評說：“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晁錯這一著，是不是臭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