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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的特點，則是流動性強。他們就像野生動物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如飛鳥走獸於廣野）。條件好就停下（美糙甘水則止），條件不好就搬走（糙盡水竭則移）；一會兒在這裡，一會兒在那裡（往來轉徙）；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時至時去）。這是他們的生存方式（此胡人之生業），也是我們難以對付的原因。試想，匈奴人來了，朝廷派不派兵呢？不派，“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派，派少了不管用，多派一點，則我們的部隊還沒到，匈奴人就跑得無影無蹤。還有，派去的部隊，是留下呢還是撤走呢？留下，朝廷耗資巨大；撤走，匈奴接踵而來。連年如此，中國就又窮又苦又不安寧了。
因此，晁錯主張改革邊防軍“一歲而更”（一年輪換一次）的制度，用免稅、賜爵、贖罪等辦法，鼓勵那些在內地生存有困難的人向邊疆移民，安營紮寨，屯墾戍邊。這些內地移民以他鄉作故鄉，視衛國為保家，必能“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因為國家利益和他們的個人利益已聯為一體，而且也沒有敵情不明、水土不服的問題。移民解決了生計，國家節約了軍費，邊防得到了鞏固，人民得到了安寧，豈非兩全其美？
這是一個好主意，因此被採納（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言“勸農力本”的主張也被採納，其他如“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等等則被拒絕（孝文不聽）。不過文帝還是很欣賞他的才華（奇其材），調他做了中大夫。中大夫也是郎中令的屬官，秩比八百石，和太子家令級別一樣，但職責不同，是“掌論議”。
晁錯終於如願以償，參與朝政了。這也正是他的宿命。他這個人，是不甘寂寞的；而歷史選擇他來唱削藩這場大戲的主角，也絕非偶然。
可惜，歷史選錯了人。
五、歷史之錯（1）
晁錯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有才華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於是一個適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實只適合做“政論家”，並不適合當“政治家”。
晁錯的第一個問題，是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他在太子府的時候，和朝廷大臣的關係就不好（太子善錯計謀，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進入中樞以後就更是關係惡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駕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錯為“內史”。內史的職責是“掌治京師”，相當於京城的市長，是首都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級別則是秩二千石。晁錯一下子越過秩千石的副部級（丞），變成和九卿（部長）平起平坐的“部長級幹部”，自然春風得意，也認為有了施展政治抱負的舞台，便不斷向景帝提出各種建議（常數請閒言事），景帝也言聽計從（輒聽）。結果是“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成為炙手可熱的權貴。
俗話說，樹大招風。朝廷大臣對這個靠著能言善辯、誇誇其談，一路青雲直上的傢伙原本就心懷不滿，現在見他今天改革，明天變法，把原來的秩序攪得一塌糊塗，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寧，便恨透了他。第一個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當時就找了個岔子要殺他。事情是這樣的： 晁錯因為內史府的門朝東開，出入不方便，就在南邊開了兩個門，把太上皇廟的圍牆（壖垣）鑿穿了。這當然是膽大妄為，大不敬，申屠嘉便打算拿這個說事，“奏請誅錯”。晁錯聽說以後，連夜進宮向景帝自首（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於是第二天上朝，景帝便為晁錯開脫。景帝說，晁錯鑿的牆，不是真的廟牆（非真廟垣），而是外面的牆（乃外壖垣）。那個地方，是安置閒散官員的（故冗官居其中），沒什麼了不起。再說這事也是朕讓他做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氣得一病不起，吐血而死。申屠嘉是什麼人？是追隨高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是文皇帝任命的宰輔重臣。這樣一個人都搞不定晁錯，別人又哪裡斗得過？不難想見，這件事以後，晁錯自然更加恃寵驕人。
這裡得順便說一下，就是申屠嘉這個人，絕非小人，司馬遷稱他“剛毅守節”。他“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也就是從不在家裡面談公事，任何人都別想走後門。
袁盎從吳國丞相任上回京時，曾到他家裡求見。申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見，見面以後又冷冰冰地說，大人如果要談公事，請到辦公室找辦事員談，老夫也會替你奏明聖上；如果要談私事，那麼對不起，老夫身為丞相，沒有私話可說。袁盎好歹也是王國的丞相，申屠嘉卻一點面子都不給，可見其正派清廉。
申屠嘉也從不拍馬屁，反倒疾惡如仇。漢文帝有個“幸臣”，叫鄧通。這傢伙是個小人，也是恃寵驕人（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申屠嘉卻不吃這一套，逮住把柄就問罪，鄧通把頭磕破了也不頂用，最後還是皇帝出面賠禮道歉說好話，才算了事。這事讓申屠嘉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惡晁錯，就等於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惡晁錯。晁錯得罪了申屠嘉，則等於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那麼，為什麼那麼多人和晁錯搞不來呢？除了“道不同，不相與謀”外，性格也是一個原因。晁錯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記》、《漢書》都說晁錯為人“峭直刻深”。什麼叫“峭直刻深”？峭，就是嚴厲；直，就是剛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這可不是討人喜歡的性格。不難想像，晁錯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饒的。
晁錯的性格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執著。他是那種認準了一條道兒跑到黑、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人。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顧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漢景帝二年八月，晁錯由內史晉升御史大夫，極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輿論譁然。晁父特地從潁川趕來，問他： 皇上剛剛即位，大人為政用事，就侵削諸侯，離間人家骨肉，究竟是為什麼？晁錯說：“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晁錯的父親說，他們劉家倒是安全安穩，我們晁家可就危險了（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也就是服毒自殺了。
五、歷史之錯（2）
這當然證明了晁錯的忠心耿耿，但同時也證明了他的執著。執著好不好？做一個學問家，執著是好的。做政治家，執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審時度勢，見機行事，該堅持時堅持，該妥協時妥協，堅持而不失靈活，妥協而不失原則。晁錯顯然缺乏這種品質。
晁錯是那種為了理想義無反顧一往無前的人。這樣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誤人大事。也就是說，這種人只有“美學意義”，沒有“現實意義”；作為小說人物十分好看，擔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誤國誤民。因為他的頭腦中，只有“該不該做”，沒有“能不能做”，而後者卻恰恰是政治家必須考慮的。政治家不但要考慮“能不能做”，還要考慮是“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漢文帝就懂得這個道理。晁錯向文帝上書，說“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文帝回答說：“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也就是說，作為建議，沒有什麼狂妄不狂妄的；作為決策，卻有英明不英明的問題。因此應該道理歸道理，事情歸事情，建議歸建議，決策歸決策，不能混為一談。
因此，晁錯主張改革邊防軍“一歲而更”（一年輪換一次）的制度，用免稅、賜爵、贖罪等辦法，鼓勵那些在內地生存有困難的人向邊疆移民，安營紮寨，屯墾戍邊。這些內地移民以他鄉作故鄉，視衛國為保家，必能“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因為國家利益和他們的個人利益已聯為一體，而且也沒有敵情不明、水土不服的問題。移民解決了生計，國家節約了軍費，邊防得到了鞏固，人民得到了安寧，豈非兩全其美？
這是一個好主意，因此被採納（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言“勸農力本”的主張也被採納，其他如“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等等則被拒絕（孝文不聽）。不過文帝還是很欣賞他的才華（奇其材），調他做了中大夫。中大夫也是郎中令的屬官，秩比八百石，和太子家令級別一樣，但職責不同，是“掌論議”。
晁錯終於如願以償，參與朝政了。這也正是他的宿命。他這個人，是不甘寂寞的；而歷史選擇他來唱削藩這場大戲的主角，也絕非偶然。
可惜，歷史選錯了人。
五、歷史之錯（1）
晁錯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有才華的人，有思想的人，不甘寂寞的人，但不等於是一個適合搞政治的人。他其實只適合做“政論家”，並不適合當“政治家”。
晁錯的第一個問題，是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他在太子府的時候，和朝廷大臣的關係就不好（太子善錯計謀，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進入中樞以後就更是關係惡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駕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錯為“內史”。內史的職責是“掌治京師”，相當於京城的市長，是首都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級別則是秩二千石。晁錯一下子越過秩千石的副部級（丞），變成和九卿（部長）平起平坐的“部長級幹部”，自然春風得意，也認為有了施展政治抱負的舞台，便不斷向景帝提出各種建議（常數請閒言事），景帝也言聽計從（輒聽）。結果是“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成為炙手可熱的權貴。
俗話說，樹大招風。朝廷大臣對這個靠著能言善辯、誇誇其談，一路青雲直上的傢伙原本就心懷不滿，現在見他今天改革，明天變法，把原來的秩序攪得一塌糊塗，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寧，便恨透了他。第一個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當時就找了個岔子要殺他。事情是這樣的： 晁錯因為內史府的門朝東開，出入不方便，就在南邊開了兩個門，把太上皇廟的圍牆（壖垣）鑿穿了。這當然是膽大妄為，大不敬，申屠嘉便打算拿這個說事，“奏請誅錯”。晁錯聽說以後，連夜進宮向景帝自首（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於是第二天上朝，景帝便為晁錯開脫。景帝說，晁錯鑿的牆，不是真的廟牆（非真廟垣），而是外面的牆（乃外壖垣）。那個地方，是安置閒散官員的（故冗官居其中），沒什麼了不起。再說這事也是朕讓他做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氣得一病不起，吐血而死。申屠嘉是什麼人？是追隨高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是文皇帝任命的宰輔重臣。這樣一個人都搞不定晁錯，別人又哪裡斗得過？不難想見，這件事以後，晁錯自然更加恃寵驕人。
這裡得順便說一下，就是申屠嘉這個人，絕非小人，司馬遷稱他“剛毅守節”。他“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也就是從不在家裡面談公事，任何人都別想走後門。
袁盎從吳國丞相任上回京時，曾到他家裡求見。申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見，見面以後又冷冰冰地說，大人如果要談公事，請到辦公室找辦事員談，老夫也會替你奏明聖上；如果要談私事，那麼對不起，老夫身為丞相，沒有私話可說。袁盎好歹也是王國的丞相，申屠嘉卻一點面子都不給，可見其正派清廉。
申屠嘉也從不拍馬屁，反倒疾惡如仇。漢文帝有個“幸臣”，叫鄧通。這傢伙是個小人，也是恃寵驕人（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申屠嘉卻不吃這一套，逮住把柄就問罪，鄧通把頭磕破了也不頂用，最後還是皇帝出面賠禮道歉說好話，才算了事。這事讓申屠嘉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惡晁錯，就等於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惡晁錯。晁錯得罪了申屠嘉，則等於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那麼，為什麼那麼多人和晁錯搞不來呢？除了“道不同，不相與謀”外，性格也是一個原因。晁錯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記》、《漢書》都說晁錯為人“峭直刻深”。什麼叫“峭直刻深”？峭，就是嚴厲；直，就是剛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這可不是討人喜歡的性格。不難想像，晁錯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饒的。
晁錯的性格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執著。他是那種認準了一條道兒跑到黑、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人。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顧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漢景帝二年八月，晁錯由內史晉升御史大夫，極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輿論譁然。晁父特地從潁川趕來，問他： 皇上剛剛即位，大人為政用事，就侵削諸侯，離間人家骨肉，究竟是為什麼？晁錯說：“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晁錯的父親說，他們劉家倒是安全安穩，我們晁家可就危險了（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也就是服毒自殺了。
五、歷史之錯（2）
這當然證明了晁錯的忠心耿耿，但同時也證明了他的執著。執著好不好？做一個學問家，執著是好的。做政治家，執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審時度勢，見機行事，該堅持時堅持，該妥協時妥協，堅持而不失靈活，妥協而不失原則。晁錯顯然缺乏這種品質。
晁錯是那種為了理想義無反顧一往無前的人。這樣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誤人大事。也就是說，這種人只有“美學意義”，沒有“現實意義”；作為小說人物十分好看，擔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誤國誤民。因為他的頭腦中，只有“該不該做”，沒有“能不能做”，而後者卻恰恰是政治家必須考慮的。政治家不但要考慮“能不能做”，還要考慮是“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漢文帝就懂得這個道理。晁錯向文帝上書，說“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文帝回答說：“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也就是說，作為建議，沒有什麼狂妄不狂妄的；作為決策，卻有英明不英明的問題。因此應該道理歸道理，事情歸事情，建議歸建議，決策歸決策，不能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