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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又不能不解讀深圳。這不僅因為它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奇蹟，還因為它是中國最具當代意義的城市，代表著一種既不同於西安北京又不同於上海廣州的全新的城市類型。只有解讀了深圳，我們對中國城市的把握，才可能是全面的。何況，在這短短二十年中，中國乃至世界，又有多少雙眼睛一直在關注著深圳
那麼，這個年輕的城市，這本薄得沒有幾個頁碼的書，又有什麼值得關注的
也許，我們還得從它那極短的“歷史”說起。
一 春天的故事
深圳的故事，是春天的故事。
儘管事情才僅僅過去二十年，然而不少人已很難體驗到1979年那個春天，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下這個圈的艱難和分量。那時，寒冷的北方，冰河還沒有完全解凍，太平洋季風吹拂的南方也依然春寒料峭。渴望播種的土地焦急地等待著春雨和暖風，擔心又一次失去豐收的機遇；而肆虐慣了的寒流卻伺機捲土重來，妄圖再一次封殺大地。剛剛走出浩劫的共和國，究竟何去何從？以當時之形勢，確實需要“殺出一條血路來”。
殺出一條血路並不容易。除了必須有一位高屋建瓴的英明統帥來運籌帷幄，還要有一個最容易見到實效而萬一失誤又不至於影響全局的突破口，才能出奇制勝，一舉成功。
歷史選擇了鄧小平。
鄧小平選擇了深圳。
深圳似乎命中注定就該擔此重任。深圳的前身是寶安，寶安的前身是新安。1575年，大明朝廷決定在這裡正式設置縣治，取“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意，名之曰“新安”。這實在是一個吉利的名字，也是一個振奮人心的名字。不過，明王朝時代的新安，在革新和安定兩方面都並沒有什麼作為。清王朝更是每況愈下，居然將一河一海之隔的土地拱手相讓。於是，本應“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城，反倒成了喪權屏國唇亡齒寒之地。因此，直到1979年以前，作為寶安縣城的深圳，還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邊陲小鎮。許多中國人還念不准它的名字，管它叫“深川”或“深趁”。如果說多少還有人知道它的話，也僅僅因為它毗鄰香港。從內地到香港，要經過它那裡的羅湖橋。深圳，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只不過是一個口岸罷
然而這其實已經很夠 對於封閉已久的國度來說，要的就是一個“口子”。
歷史有時是有些戲劇性的。最早撕開口子的地方，是深圳西南角半島上2.14平方公里的一塊彈丸之地，它的名字就叫“蛇口”。“蛇口”這個地名頗有些耐人尋味和意味深長，而蛇口人的身手和膽識也確乎不凡。早在“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建立之初，他們就喊出了一個不同凡響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一時間，抗聲群起，輿論譁然。蛇口人卻反唇相譏：有沒有搞錯！這是老祖宗的傳統：“一寸光陰一寸金”嘛！的確，正如科學技術沒有階級性一樣，時間和金錢也沒有階級性。它們可以用來發展資本主義，也可以用來建設社會主義。但如果沒有時間和金錢，就什麼主義也搞不成；而如果沒有效率，就什麼主義也搞不好。
二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現在，“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牌依然屹立在蛇口工業區的大道旁，始於蛇口繼於深圳的各項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醫療保險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等，也早已在全國遍地開花。（圖五十一）人們不再把招標、投標、招聘、擇業、股票、期貨、債券、產權等等
看作異端，也開始習慣了拍賣和投資、供樓和按揭、跳槽和打工、炒魷魚和賣樓花。深圳的改革已成了全國的改革，深圳的觀念已成了全國的觀念。世界輿論公認，深圳的試驗是成功的。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確實為中國人民找到了一條強國之路。而民間說法則更絕：“要看中國的二十年。請到深圳！”
我們現在已無法確知當時為什麼“碰巧”選定了蛇口這個地方，只知道短短半年以後，口子就越開越大。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一年以後，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完成了興辦特區的立法程序。一場偉大的試驗開始了，一種新型的城市也隨之崛起。它的名字，就叫“經濟特區”。
特區總是有些特別的地方。
首先是深圳的建設發展速度比國內任何城市都快。80年代，160米高的國貿大廈曾以“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震驚全國，十年以後，383米高的地王大廈又以“九天四層樓”的“新深圳速度”在全國乃至亞洲獨領風騷。而且，在建造地王大廈的兩年多時間裡，人們沒有聽到過喧囂和噪音，沒有看見過骯髒和雜亂。它四周的馬路在凌晨時分總是被沖洗得潔淨如初，它的工地圍牆也多次被粉刷一新。地王大廈是安安靜靜又乾乾淨淨長高的。人們說，這就是深圳。只有深圳才有這樣的速度，只有深圳才有這樣的效率，也只有深圳才有這種文明。
飛速發展的經濟給深圳人帶來了可以看得見的實實在在的好處。
深圳的農民“先富起來” 他們的人均年收人在短短十幾年間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長，富裕得連自己都不敢相信。他們當中不少人成了董事長、總經理或大股東，擁有了自己的產業。深圳的市民也“先富起來” 所有那些當年闖深圳的人，現在毫無疑問地都成了他們同行同學中的“先富”一族。當老闆的固然腰纏萬貫財大氣粗。做文員的也不寒酸。有的買了房子，有的買了汽車，不少人則兼而有之。但他們如果不是來到了深圳，則所有這些都不過是無法充飢的畫餅罷了，甚至可能連想也不敢想。他們也許還會像那些未能一併南下的弟兄們一樣，在辦公室里收收發發抄抄寫寫，當一名月薪數百元的小科員，或者在一座發不出工資的小縣城裡等米下鍋，甚至在一家不景氣的國有企業里等著下崗。所以，當他們和舊日同富同僚再度相逢時，很容易地就能體驗到成就感。
受惠的不僅是深圳的市民和農民。改革開放的深圳，日新月異的深圳，差不多是全國最大也最活躍的勞動力市場。它的大門，一開始就是向全中國敞開的。成千上萬的外省市青年農民，離開他們親切但又貧脊的故土，cháo水般地湧向深圳。這些離鄉背井的打工仔、打工妹們，在為深圳的發展建設貢獻青春和血汗的同時，也獲得了有形和無形的兩種效益。無形的是全新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有形的則是實實在在的貨幣。據說，江西某縣打工仔打工妹們每年從深圳寄回家去的錢，就相當於該縣全年財政收入的總和。難怪那些當年家家戶戶“送郎當紅軍”的革命老區，今天要家家戶戶“送女闖深圳” 畢竟，“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富裕和先進總是有吸引力的，而“窮則思變”也早已被證明是一個真理。更何況，打工仔打工妹們在深圳“賺”到的，並不只是鈔票，還有商品意識、市場觀念、管理方法、營銷策略、公關手段甚至客戶關係等“軟體”。事實上，這些在深圳這個現代都市和國際窗口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青年，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因此，他們一旦“退役”回家，便有可能成為家鄉脫貧致富的帶頭人。由此而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更是無法估算的。
那麼，這個年輕的城市，這本薄得沒有幾個頁碼的書，又有什麼值得關注的
也許，我們還得從它那極短的“歷史”說起。
一 春天的故事
深圳的故事，是春天的故事。
儘管事情才僅僅過去二十年，然而不少人已很難體驗到1979年那個春天，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下這個圈的艱難和分量。那時，寒冷的北方，冰河還沒有完全解凍，太平洋季風吹拂的南方也依然春寒料峭。渴望播種的土地焦急地等待著春雨和暖風，擔心又一次失去豐收的機遇；而肆虐慣了的寒流卻伺機捲土重來，妄圖再一次封殺大地。剛剛走出浩劫的共和國，究竟何去何從？以當時之形勢，確實需要“殺出一條血路來”。
殺出一條血路並不容易。除了必須有一位高屋建瓴的英明統帥來運籌帷幄，還要有一個最容易見到實效而萬一失誤又不至於影響全局的突破口，才能出奇制勝，一舉成功。
歷史選擇了鄧小平。
鄧小平選擇了深圳。
深圳似乎命中注定就該擔此重任。深圳的前身是寶安，寶安的前身是新安。1575年，大明朝廷決定在這裡正式設置縣治，取“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意，名之曰“新安”。這實在是一個吉利的名字，也是一個振奮人心的名字。不過，明王朝時代的新安，在革新和安定兩方面都並沒有什麼作為。清王朝更是每況愈下，居然將一河一海之隔的土地拱手相讓。於是，本應“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城，反倒成了喪權屏國唇亡齒寒之地。因此，直到1979年以前，作為寶安縣城的深圳，還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邊陲小鎮。許多中國人還念不准它的名字，管它叫“深川”或“深趁”。如果說多少還有人知道它的話，也僅僅因為它毗鄰香港。從內地到香港，要經過它那裡的羅湖橋。深圳，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只不過是一個口岸罷
然而這其實已經很夠 對於封閉已久的國度來說，要的就是一個“口子”。
歷史有時是有些戲劇性的。最早撕開口子的地方，是深圳西南角半島上2.14平方公里的一塊彈丸之地，它的名字就叫“蛇口”。“蛇口”這個地名頗有些耐人尋味和意味深長，而蛇口人的身手和膽識也確乎不凡。早在“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建立之初，他們就喊出了一個不同凡響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一時間，抗聲群起，輿論譁然。蛇口人卻反唇相譏：有沒有搞錯！這是老祖宗的傳統：“一寸光陰一寸金”嘛！的確，正如科學技術沒有階級性一樣，時間和金錢也沒有階級性。它們可以用來發展資本主義，也可以用來建設社會主義。但如果沒有時間和金錢，就什麼主義也搞不成；而如果沒有效率，就什麼主義也搞不好。
二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現在，“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牌依然屹立在蛇口工業區的大道旁，始於蛇口繼於深圳的各項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醫療保險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等，也早已在全國遍地開花。（圖五十一）人們不再把招標、投標、招聘、擇業、股票、期貨、債券、產權等等
看作異端，也開始習慣了拍賣和投資、供樓和按揭、跳槽和打工、炒魷魚和賣樓花。深圳的改革已成了全國的改革，深圳的觀念已成了全國的觀念。世界輿論公認，深圳的試驗是成功的。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確實為中國人民找到了一條強國之路。而民間說法則更絕：“要看中國的二十年。請到深圳！”
我們現在已無法確知當時為什麼“碰巧”選定了蛇口這個地方，只知道短短半年以後，口子就越開越大。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一年以後，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完成了興辦特區的立法程序。一場偉大的試驗開始了，一種新型的城市也隨之崛起。它的名字，就叫“經濟特區”。
特區總是有些特別的地方。
首先是深圳的建設發展速度比國內任何城市都快。80年代，160米高的國貿大廈曾以“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震驚全國，十年以後，383米高的地王大廈又以“九天四層樓”的“新深圳速度”在全國乃至亞洲獨領風騷。而且，在建造地王大廈的兩年多時間裡，人們沒有聽到過喧囂和噪音，沒有看見過骯髒和雜亂。它四周的馬路在凌晨時分總是被沖洗得潔淨如初，它的工地圍牆也多次被粉刷一新。地王大廈是安安靜靜又乾乾淨淨長高的。人們說，這就是深圳。只有深圳才有這樣的速度，只有深圳才有這樣的效率，也只有深圳才有這種文明。
飛速發展的經濟給深圳人帶來了可以看得見的實實在在的好處。
深圳的農民“先富起來” 他們的人均年收人在短短十幾年間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長，富裕得連自己都不敢相信。他們當中不少人成了董事長、總經理或大股東，擁有了自己的產業。深圳的市民也“先富起來” 所有那些當年闖深圳的人，現在毫無疑問地都成了他們同行同學中的“先富”一族。當老闆的固然腰纏萬貫財大氣粗。做文員的也不寒酸。有的買了房子，有的買了汽車，不少人則兼而有之。但他們如果不是來到了深圳，則所有這些都不過是無法充飢的畫餅罷了，甚至可能連想也不敢想。他們也許還會像那些未能一併南下的弟兄們一樣，在辦公室里收收發發抄抄寫寫，當一名月薪數百元的小科員，或者在一座發不出工資的小縣城裡等米下鍋，甚至在一家不景氣的國有企業里等著下崗。所以，當他們和舊日同富同僚再度相逢時，很容易地就能體驗到成就感。
受惠的不僅是深圳的市民和農民。改革開放的深圳，日新月異的深圳，差不多是全國最大也最活躍的勞動力市場。它的大門，一開始就是向全中國敞開的。成千上萬的外省市青年農民，離開他們親切但又貧脊的故土，cháo水般地湧向深圳。這些離鄉背井的打工仔、打工妹們，在為深圳的發展建設貢獻青春和血汗的同時，也獲得了有形和無形的兩種效益。無形的是全新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有形的則是實實在在的貨幣。據說，江西某縣打工仔打工妹們每年從深圳寄回家去的錢，就相當於該縣全年財政收入的總和。難怪那些當年家家戶戶“送郎當紅軍”的革命老區，今天要家家戶戶“送女闖深圳” 畢竟，“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富裕和先進總是有吸引力的，而“窮則思變”也早已被證明是一個真理。更何況，打工仔打工妹們在深圳“賺”到的，並不只是鈔票，還有商品意識、市場觀念、管理方法、營銷策略、公關手段甚至客戶關係等“軟體”。事實上，這些在深圳這個現代都市和國際窗口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青年，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因此，他們一旦“退役”回家，便有可能成為家鄉脫貧致富的帶頭人。由此而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更是無法估算的。